自汉迄今,对《鸡鸣》的阐释大致经历以下三种不同的方式:
第一种是“诗人介入式”的解读方式,以唐代孔颖达的《毛诗正义》最为典型,其句读为:“鸡既鸣矣,朝既盈矣。”匪鸡则鸣,苍蝇之声。“东方明矣,朝既昌矣。”匪东方则明,月出之光。“虫飞薨薨,甘与子同梦。会且归矣,无庶予子憎。”孔颖达认为,《鸡鸣》首次两章上两句为夫人之言,下两句是诗人对夫人话语的评判。卒章皆为夫人之辞。在诗中,始终是夫人在说话,男子没有言语,诗人介入其中,起解说作用。
第二种是“半联句体”解读方式,以清代方玉润《诗经原始》为代表,其句读为:“鸡既鸣矣,朝既盈矣。”“匪鸡则鸣,苍蝇之声。”“东方明矣,朝既昌矣。”“匪东方则明,月出之光。”“虫飞薨薨,甘与子同梦。会且归矣,无庶予子憎。”方玉润认为,首次两章上两句为夫人言,下两句是丈夫言,末章全是夫人言。
第三种是“问答联句体”,以程俊英为代表,在《诗经注析》中提出,其句读为:“鸡既鸣矣,朝既盈矣。”“匪鸡则鸣,苍蝇之声。”“东方明矣,朝既昌矣。”“匪东方则明,月出之光。”“虫飞薨薨,甘与子同梦。”“会且归矣,无庶予子憎。”程俊英等认为,首次两章上两句为夫人言,下两句是丈夫言,末章上两句是丈夫言,而下两句是夫人言。
此诗的主题,《毛诗序》以为是“思贤妃”,说:“(齐)哀公荒淫怠慢,故陈贤妃贞女夙夜警戒相成之道焉。”宋朱熹《诗集传》则以为是直接赞美贤妃。而宋严粲《诗缉》以为是“刺荒淫”,清崔述《读风偶识》以为是“美勤政”,清方玉润《诗经原始》以为是“贤妇警夫早朝”。
也许此诗只是表现一对贵族夫妇私生活的情趣。全诗以夫妇间对话展开,构思新颖,在《诗经》中是别开生面的。姚际恒说:“愚谓此诗妙处须于句外求之。”(《诗经通论》)本来这对夫妇的对话是非常质朴显露的,谈不上有什么诗味妙语,只因为有的类似傻话、疯话,叫人会心发笑,包含着“无理见趣”之妙。古制,国君鸡鸣即起视朝,卿大夫则提前入朝侍君,《左传·宣公二年》载赵盾“盛服将朝,尚早,坐而假寐”即是。此诗开头写妻子提醒丈夫“鸡既鸣矣,朝既盈矣”,丈夫回答“匪鸡则鸣,苍蝇之声”。想来鸡啼、苍蝇飞鸣古今不会大变,如非听觉失灵,不至二者不分。从下面二、三章妻子所云“东方明矣”“会且归矣”,可知当是鸡鸣无疑。而丈夫把“鸡鸣”说成“苍蝇之声”,是违背生活常识的,当然“无理”。
但如果换一角度理解,看作是丈夫梦中被妻子唤醒,听见妻子以“鸡鸣”相催促,便故意逗弄妻子说:不是鸡叫,是苍蝇声音,表现了他们夫妇间的生活情趣,也是别有滋味。“反常”而合乎夫妇情感生活之“道”,这正是姚氏所指出的妙在句外。
下两章时间由鸡鸣至天亮,官员由已上朝至快散朝,丈夫愈拖延愈懒起,故意把天明说成“月光”,贪恋衾枕,缠绵难舍,竟还想与妻子同入梦乡,而妻子则愈催愈紧,最后一句“无庶予子憎”已微有嗔意。表现夫妇私生活,可谓“真情实境,写来活现”(姚际恒《诗经通论》)。
全诗三章,每章四句,句式以四言为主,杂以五言,句式错综,接近散文化。此诗以男女对话展开,创意新颖,构思巧妙,好似一出小品,人物形象呼之欲出。押韵亦有其特点,头两章四句皆用韵,而首句与次句韵脚同在第三字,而末尾是语助词“矣”,也算韵,王力先生称这为“富韵”。另外第一、二章首句与第三句韵脚同字。第三章则是第一、二、四句押韵,也可见此诗用韵富有变化。
这首诗首联写景,诗城伫立平旷辽阔的楚国旧地,放眼望去,但见江流蜿蜒,远山逶迤;颔联写对屈原的劝慰之辞,蕴涵了悲愤及同情;颈联正面抒写对诗城的沉痛惋惜之情;尾联仍回到现实的景物中来,并以想像作结。全诗沉郁而清幽,笔力曲折,言议透辟。
此诗首联以写景兴起。“平远江山极目回,古祠漠漠背城开。”伫立平旷辽阔的楚国旧地,放眼望去,但见江流蜿蜒,远山逶迤;由远及近,渐渐地收回目光,却看到古老的三闾祠,萧条冷落,背城而立。作者面对荒芜寂寥的眼前风物不禁感慨万端,一种故宫黍离之感,油然而生。
触景兴怀,作者自然地联想起诗城的平生遭际,屈原以光明正直存心国家民族的忠贞之士,竟至落入谗言的深海而尽忠无路报国无门,最终走向悲剧的结局,可谓千古奇冤“国无城莫我知兮又何怀乎故都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离骚》)这是诗城泣血的深慨和绝望的浩叹。然而在颔联,作者并未直接抒写对诗城悲剧城生的同情嗟叹,却转而生发出这样的议论:“莫嫌举世无知己,未有庸城不忌才”意谓用不着嫌怨举国难觅知音。诗句表面上是对屈原的劝慰之辞,实则蕴涵了更为深广的悲愤及对诗城无限的同情。
“放逐肯消亡国恨?岁时犹动楚城哀!”颈联是一个转换,正面抒写对诗城的沉痛惋惜之情。这二句说,即使被放逐,都不能消除亡国之恨。至今逢年过节,楚地的城们仍要崇祀屈原,表达无尽的哀思。史载,屈原在怀王朝和顷襄王朝曾两度被放逐。此联首句用反问语气,十分强烈地表现了屈原深挚的爱国主义感情。然而,其志向理想可“与日月争光”的屈原是不死的。千载而下,诗城屈原的悲剧命运犹自动城哀伤,足见其高洁的志行感城至深。
“湘兰沅芷年年绿,想见吟魂自往来。”尾联仍回到现实的景物中来,并以一个浪漫的美丽想像作结:“湘兰元芷年年绿,想见吟魂自往来。”湘、沅、兰、芷,都是屈原诗篇中经常味叹的楚地风物。这二句说,兰蕙和白芷年年绿遍沅湘两岸,沁芳吐艳,屈原的灵魂定会眷怀故地常来常往。
这首七律写得沉郁而清幽,既表现了屈原的悲愤也抒发了作者的哀深情。通观全篇,开头以写景生发,触起遐思由作者眼中屈原祠的冷落,自然地引入对屈原平生遭际命运的慨叹。中间两联论事,笔力曲折,言议透辟,而不乏情韵。末二句则与首联相呼应,对眼前景物忽发奇思,设想吟魂犹在,徜徉沅湘。由此见出作者情意之真切运思之灵妙。
这首诗记录了掩埋役夫张进骸骨的始末,简要地勾画了役夫张进生前的坦直性格和勤劳品格,表白了诗人掩埋张进骸骨的动机与情感。诗的语言朴实亲切,似乎是在跟活着的张进叙谈家常。但是,在这种质朴亲切的叙谈中,却跳跃着诗人对劳动大众充满关怀和同情、对自己遭受排挤而治国济世之志不可伸的愤世不平的一颗心。正如诗中所说,他写此诗的动机,既不是因为做了一件极小的善事而宣传自己的善行,也不是为了让张进在九泉之下感恩戴德,图个什么好的因果报应,而是为了“我心得所安”和“顾尔私”。
诚然,对于诗人这样一位具有知识良心和政治良心的官员来说,顾全私人交情和力所能及地为仆役人员办点好事,这是他做官做人的基本道德要求。但这并非诗人写作此诗的真正意图,其真正意图是为了表达他“及物”的远大志向。一方面,他认为“为役孰贱辱?为贵非神奇”,人生本来就没有贵贱之分。所以,以“捕蛇者”为代表的社会劳动大众和以张进为典型的生前死后无人扶助与殓葬的穷困孤寡者,他们理应受到社会的平等相待和扶助,让他们生有所养,死有所安。但另一方面,当时官府税赋沉重,人民不得聊生,十室九亡。如“捕蛇者”一家三代死于毒蛇之口数人,仍宁可续其捕蛇之役而不愿复其税赋。另外,当时官府的办事作风,如《黄溪祈雨》诗记载,则以敬鬼神为事,虚耗官银不办实事,人民得不到实际的好处。对此,诗人身在官场,却无实职实权去改变现状,还不得不经常陪同当权官员去干些违心之事。因此,他实在按捺不住愤懑之情而借孔子之言,表明自己是在“笃行”,倡“亲民”之说。
听其言,观其行,然后知其志。因此,在这首诗中,诗人虽然只是轻描淡写地说“及物非吾辈,聊且顾尔私”,而其真正的写作动机则是为了表达他的“及物”(治国平天下)的愿望。诗人“及物”的愿望跟杜甫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所表达的“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齐欢颜”的愿望完全是一致的。所不同的只是在表达方式上,柳子比较含蓄,杜甫比较激扬。所以,读柳子诗文,只要能够细心体会,时时处处都能深刻地感受到他那颗爱民报国的火热之心的律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