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作者运用“借树开花法”的又一杰作,借人所熟知的《西厢记》题材进行发挥。作品缠绵悱恻,情韵悠长,写景、言情、描摹人物形象,俱能入木三分。从形式上看,本曲别具特色。
《西厢记》的得名,取自于《会真记》中崔莺莺的诗句:“待月西厢下,迎风户半开。拂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本篇的起首安排崔莺莺“人在西厢”,凭这个处所就使读者产生她等待相会的联想。“叫一声张郎”表现出莺莺的思念,“骂一声张郎”则说明张生根本没在身边。这情景同第一句中的“冷清清”三字相应。寂寞独处,却情不自禁地“叫一声”、“骂一声”,这表现出了莺莺的痴情。东墙是崔、张的界墙。《会真记》:“崔之东墙,有杏花一树,攀援可逾。既望之夕,张因梯其树而逾焉。”如今东墙杳无人影,只见杏花乱纷纷地飘落一地。第四句这写景的一笔,既暗示了莺莺小姐引领盼注的方向和目标,又以“乱纷纷花落”象征了她的心绪。她禁不住召来丫鬟红娘打听动向,这是“骂一会”;又怕红娘看出自己心底的秘密,不得不找出种种话题来同她闲聊敷衍,这是“絮一会”。这两句细腻地反映出这位初堕爱河的闺阁小姐的心态。看得清“花落东墙”,说明天光还亮,以上六句当是白天至黄昏之间的情形。
“骂一会”、“絮一会”的结果,是终于打发了漫长的白日,挨到了夜晚上床的时间。作者的诗笔转入了闺房之内。绣床之上,“余”、“剩”、“温”、“闲”这些形容词和动词,其实都是女主人公的主观感受。尤其是“温一半”、“闲一半”,更是传神地写出了莺莺孤衾冷被的独眠滋味,两个“一半”暗示出她对结对成双的美满姻缘的向往。“月儿斜”说明已过了子夜时分,在这时候还能感受到“风儿细”,表明她一直未能入眠。两扇纱窗,开一扇是为了望月,月儿可以激发她对“待月西厢”美好往事的回想;掩一扇则是用来抵御微风的干扰,所谓“春风不相识,何事入罗幛”(李白《春思》)。一开一掩,同句中的“月”“风”都互相照应,且烘染出一种冷寂凄清的气氛。这六句纯粹写景,景中却活动着人物的影子。
下半夜即将过去,女主人公才在悠悠的夜思中沉入了梦境,与心上人张生有了相见的机会。但她自己也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所以连梦也做得不十分顺畅。“绕”字固然说明梦魂不离张生左右,但“荡悠悠”又有一种飘摇无定、可望而不可即或可即而不可留的意味。结果是“萦一寸柔肠,断一寸柔肠”,一边牵挂留恋,一边疑虑伤心。说明崔莺莺平时所遭受断肠的经历与失望的打击,是太多太深了。
《西厢记》中的崔莺莺是颇为矜持的大家闺秀,与本曲中的形象自然不尽相同。可知本篇实是借《西厢记》的题材与人物,来淋漓尽致地进行发挥和代拟。所以曲中的女主角,也可以视作闺中怀春女子的一类典型:她们情窦初开、感情深挚,热切地向往着幸福,可惜却更多地尝受着痛苦的煎熬,免不了在“闲一半绣床”中寸断柔肠。作品缠绵悱恻,情韵悠长,写景、言情、描摹人物形象,俱能入木三分。
从形式上看,本曲也别具特色。全作的一、二、三句与四、五、六句隔句对仗,形成“扇面对”,又与末三句成扇面对,这种首尾的遥对在散曲中称为“鸾凤和鸣对”。七、八、九句与十、十一、十二句也成扇面对,这些对仗无不工整流丽。又本篇在总体上属散曲的巧体之一——“重句体”,即重复运用相同的句式,仅在个别字词上稍作变化。这种重句的巧用以及全篇在对仗上的匠心,造成了作品回环婉转、缠绵悱恻、语俊韵圆、余味不尽的特殊效果。
这首词并非泛泛咏落花,而是抒发对花落后的“追惜”之情,更是对自己“光阴虚掷”的“追惜”之情。词写得极有特色,与苏轼(水龙吟·次韵章质夫《杨花词》)有异曲同工之妙,颇值一读。
词作上片抒写春归花谢之景象。开首二句,“正单衣试酒,怅客里、光阴虚掷”,点明时令、主人公身份,抒发惜春心情。“试酒”,周密《武林旧事》卷三:“户部点检所十三酒库,例于四月初开煮,九月初开清,先至提领所呈样品尝,然后迎引至诸所隶官府而散。”这里用以指时令──农历四月初。长期羁旅在外的词人,值此春去之际,不禁发出虚度光阴的感叹,写来含浑而不显露。“正”字、“怅”字直贯全篇。“愿春暂留,春归如过翼,一去无迹。”“过翼”,以鸟飞作比喻,形容春归之迅速,这三句一句一转:“愿春暂留”,表示不忍“虚掷”,珍惜春光;“春归如过翼”,春不但不留,反而逝如飞鸟,竟成“虚掷”;“一去无迹”,不仅快如飞鸟,更无影无踪。“一去”二字,直说到尽头,不留余地。随着句意,惜春之情愈转愈深。周济评曰:“十三字千回百折,千锤百炼,以下如鹏羽自逝”(《宋四家词选》)。以上五句写春去,是题前之笔。接下陡然提出:“为问花何在?”一笔喷醒,又轻轻顿住。谭献认为:“‘为问’”三句,搏兔用全力”(《词辨》卷一)。陈廷焯指出:“……此处点醒题旨,既突兀,又绵密,妙只五字束住,下文反复缠绵,更不纠缠一笔,却满纸羁愁抑郁,且有许多不敢说处,言中有物,吞吐尽致”(《白雨斋词话》卷一)。其实从下句“夜来风雨”至上片结束,皆从此一问而出,振起全词。“夜来风雨,葬楚宫倾国”二句,正面写落花。“倾国”,美人,这里以之比落花。以美人比落花,唐代即有。沈亚之《异梦录》:“王炎梦游吴,同葬西施。”韩偓《哭花》诗:“若是有情争不哭,夜来风雨葬西施。”这里本应说吴宫,但为律所限,故借用“楚宫”。这三句既写因夜来风吹雨打,使落花无家,更写由于落花是无家的,所以虽有倾国之美姿,也得不到风雨的怜惜。这里是人与花融合来写,以花之遭际喻羁人无家、随处飘零之身世。这三句一开一合,一起一伏,很好地表达了词人内心的矛盾与苦闷。“钗钿堕处遗香泽”以下六句,大力铺开,尽情写蔷薇谢后的飘落情况。“钗钿堕处遗香泽”,这里是以美人佩戴的“钗钿”喻落花,化用徐夤《蔷薇》诗:“晚风飘处似遗钿”句意,零落之余,只遗香泽。“乱点桃蹊,轻翻柳陌”,落花飘零是惨景,而以“桃蹊”、“柳陌”来衬托,却显得极有情致。接下侧写一笔:“多情为谁追惜?”“为谁”,即谁为。春去花残,观赏者都已散去,应不再有多情追惜之人了。“但蜂媒蝶使,时叩窗隔”二句一转,蜂蝶无知,不知“追惜”,然而它们却以媒人、使者的身分“时叩窗隔”,似乎在提醒室中人去“追惜”。通过以上描绘,把蔷薇虽然凋谢而香气犹存,春天虽然逝去而值得追惜之情景写得韵味盎然。词作上片特用问语“为问花何在”、“多情为谁追惜”,加以强调,以突出“无家”与“无人追惜”之意,由此见出内中隐含词人自己的身世遭际之感。
词作下片着意刻画人惜花、花恋人的生动情景。“东园岑寂,渐蒙笼暗碧”,开首二句起衬托作用,以引起下文。词人不忍辜负蜂蝶之“时叩窗隔”,于是走出室内,来到东园,只见园内花事已过,碧叶茂盛,一片“花落”后“岑寂”的景象,也是“光阴虚掷”、春天“一去无迹”之实况。“静?珍丛底,成叹息,”写人惜花。为了“追惜”,词人静静地绕着蔷薇花丛,去寻找落花所“遗”之“香泽”。“成叹息”三字总括一切,承上启下。“长条故惹行客,似牵衣待话,别情无极”三句,为一叹,写花恋人。花已“无迹”,但有“长条”,而“故惹行客”,话别“牵衣”,有同病相怜之意,也写出“行客”之无人怜惜、孤寂之境况。无情之物,而写成似有情,虽无中生有,却动人心弦,感人至深。“残英小、强簪巾帻。终不似一朵,钗头颤袅,向人欹侧“四句,为二叹。在“长条”之上,偶然看见一朵残留的小花,词人以为这就是打算与其话别者。虽然“残花”本不是“簪巾帻”之物,然而“行客”却颇受感动,故“强”而“簪”之。然而这哪里比得上它当初盛开时插在美人头上之妩媚动人呢?残英强簪,令人回想花盛时之芳姿,映带凋谢后之景况,有无限珍惜慨叹之意。这既是慨叹花之今不如昔,更是慨叹自己的“光阴虚掷”、“人老珠黄”。词作写至此,词人如梦初醒,似有所觉悟,又有无可奈何之感。最后三句“漂流处、莫趁潮汐。恐断红、尚有相思字,何由见得”,为三叹。词人因终不愿落花“一去无迹”,所以又对花之“漂流”劝以“莫趁潮汐”,冀望“断红”上尚有“相思”字。如若落花随潮水流去,那上面题的相思词句,就永远不会让人看见了。“何由见得”,即何由得见,流露了依依不舍的深情蜜意。这里活用红叶题诗故事,借指飘零的花瓣。对以上所写,周济评曰:“不说人惜花,却说花恋人。不从无花惜春,却从有花惜春。不惜已簪之‘残英’,偏惜欲去之‘断红’”(《宋四家词选》)。末句复用问语,逆挽而不直下,拙重而不呆滞。谭献曰:“结笔仍用逆挽,此片玉之所独”(《词辨》卷一)。
这是首“惜花”之词,更是首“惜人”之作。全词构思别致,充分利用慢词铺叙展衍的特点,时而写花,时而写人,时而花、人合写,时而写人与花之所同,时而写人不如花之处。回环曲折、反复腾挪地抒写了自己的“惜花”心情,又表露了自伤自悼的游宦之感。黄蓼园曰:“自伤年老远宦,意境落寞,借花起兴。以下是花是己,比兴无端。指与物化,奇清四溢,不可方物。人巧极而天工生矣。结处意致尤缠绵无已,耐人寻绎”(《蓼园词选》)。评论较妥切,可参考。
《大雅·民劳》一诗,朱熹《诗集传》以为“乃同列相戒之词耳,未必专为刺王而发”。严粲《诗缉》也说:“旧说以此诗‘戎虽小子’及《板》诗‘小子’皆指王。小子,非君臣之辞,今不从。二诗皆戒责同僚,故称小子耳。”朱熹等宋代经学家每不从汉儒之说,自立新义,时有创见,但涉及君臣关系问题,却反而比汉儒保守。其实,正如范处义《诗补传》所说:“古者君臣相尔女(汝),本示亲爱。小子,则年少之通称。故周之《颂》《诗》《诰》《命》,皆屡称‘小子’,不以为嫌。是诗及《板》《抑》以厉王为‘小子’,意其及位不久,年尚少,已昏乱如此。故《抑》又谓‘未知臧否’,则其年少可知矣。穆公谓王虽小子,而用事甚广,不可忽也。”朱、严之说实不足为训。
此篇共五章,每章十句,均为标准的四言句,句式整齐,结构谨严。各章互相比较一下,可以发现,第一句皆同,第二句仅末字互相不同,第三句除第三章外余四章皆同,第四句皆不同,第五句皆同,第六句后两字不同,第七句皆同,第八句、第九句皆不同,第十句除第四章、第五章外余三章第一字均为“以”。这样的句式结构,具有明显的重章叠句趋势,本是《国风》中常见的一种基本格式,但在《大雅》中居然也有板有眼地出现,确实令人有些奇怪。不过说怪也没什么好怪,《大雅》虽以赋为主,但它与《国风)在艺术手法上还是有一定联系的,《大雅·凫鹥》《大雅·泂酌》两篇也是复沓式结构。只是《大雅·民劳》一诗篇幅要长得多,五章反覆申说,意味尤为深长,令人咀嚼不尽。
诗一开头,就说人民已经很劳苦了,庶几可以稍稍休息了。接着“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是说要以京畿为重,抚爱国中百姓,使四境得以安定;“无纵诡随,以谨无良”,是说不要受那些奸狡诡诈之徒的欺骗,听信他们的坏话。第二、三、四、五章的“以为民逑”“以绥四国”“俾民忧泄”“国无有残”与“以谨惛怓”“以谨罔极”“以谨丑厉”“以谨缱绻”,也是围绕恤民、保京、防奸、止乱几个方面不惜重言之。至于为什么每章都有“无纵诡随”一句放在“式遏寇虐”一句前面,严粲、钟惺都做过解释。其实,抨击小人蒙蔽君主而作恶,无非是刺国王不明无能的一个障眼法。不便直斥君主,便拿君主周围的小人开刀,自古皆然。确实,有了昏君小人才能作大恶,“极小人之情状”是给周厉王一个镜子让他照照自己。
《富贵不能淫》的内容是孟子批驳景春关于大丈夫的错误言论。我们首先来看文章批驳的“靶子”,即景春的观点。
景春认为公孙衍、张仪之流是大丈夫,为此,他用反问句向孟子询问说:“公孙衍、张仪岂不诚大丈夫哉?”公孙衍和张仪难道不是真正的大丈夫吗?言外之意就是说,公孙衍和张仪是真正的大丈夫。景春提出这个观点的依据是,公孙衍、张仪能够左右诸侯,“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他们发起怒来,诸侯们都会害怕,安静下来,天下就会平安无事,他们威风八面,权倾天下,能够左右时局。
针对景春的“论点”和“论据”,孟子先破后立,先批驳景春的错误观点,再阐述什么是真正的大丈夫。
首先,孟子针锋相对地用了一个反问句:“是焉得为大丈夫乎?”这个怎么能够叫大丈夫呢?对景春的观点给予直接的否定。
其次,孟子进行了分析,回答了“公孙衍、张仪之流”为什么不能称为大丈夫。
孟子的说法含蓄而幽默,只是通过言“礼”来说明女子嫁时母亲的嘱咐,由此得出“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也。”这里值得 我们注意的是,古人认为,妻道如臣道。臣对于君,当然也应该顺从,但顺从的原则是以正义为标准,如果君行不义,臣就应该 劝谏。妻子对丈夫也是这样,妻子固然应当顺从丈夫,但是,夫 君有过,妻也就当劝说补正。应该是“和而不同”。只有太监小老婆婢女之流,才是不问是非,以一味顺从为原则,实际上,也就是没有了任何原则。“妾妇之道”还不能一般性地理解为妇人之道,而实实在在就是“小老婆之道”。
孟子的挖苦是深刻而尖锐的,对公孙衍、张仪之流可以说是 深恶痛绝了。遗憾的是,虽然孟子对这种“以顺为正”的妾妇之道已如此 痛恨,但两千多年来,这样的“妾妇”却一直生生不已,层出不穷。时至今日,一夫一妻已受法律保护,“妾妇”难存,但“妾妇说”却未必不存,甚或还在大行其道哩。
孟子的办法是针锋相对地提出真正的大丈夫之道。这就是他 那流传千古的名言:“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怎样做到? 那就得“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就 还是回到儒学所一贯倡导的仁义礼智上去了。这样做了以后,再 抱以“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的立身处世态度,也就 是孔子所谓“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论语述而》)或孟子在 另外的地方所说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尽心上》那就能够成为真正的堂堂正正的大丈夫了。
孟子关于“大丈夫”的这段名言,句句闪耀着思想和人格力量的光辉,在历史上曾鼓励了不少志士仁人,成为他们不畏强暴, 坚持正义的座右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