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词,如果说上阕主要是抒情,那么下阕则主要是写景。具体说,都是写的红二十二师在南线作战胜利的情景。“会昌城外高峰,颠连直接东溟。”这是南方战线的蓝图,作为历史的回味。“战士指看南粤,更加郁郁葱葱。”这更多的是对未来的展望。毛泽东之词,之所以不走婉约一派,是因为他的词也仍然是用来言志的,且一直都是用来表述革命之大志,因此在这里虽仅尝一脔,亦足以知一镬之味。这里会昌城外的“高峰”,直接东溟的“颠连”山势,战士喜指的“南粤”,所有“郁郁葱葱”之处,都莫不是上阕“青山”亦即毛泽东整个游击战略的写照,亦莫不是他开创新局面的“风景”的具体化。在毛泽东胸中,它是整个中国战场,岂止是“南方战线”而已。“战士指看南粤”,具体的我们可以读作这就是毛泽东已打破敌人第五次“围剿”的突围之地。其实作为意象的载体,它比字面上的意义要大得多,它是具有战略性的、路线性的,而决不只是地域性的。下阕的“指看”与上阕的“好”遥相呼应。如果“好”作为一种战略的肯定,那么“战士指看”的欣喜之情,则表达了下层指战员们的由衷拥护。事实上,在整个中国革命战争中,没有战士的同心同德,要想取得解放全中国这么巨大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毛泽东写罢这首词之后,很快就离开了会昌。他接到来自瑞金的急信,要他赶回去。就在他登上会昌山那天,中共中央书记处和中革军委已做了重要决定,发布了《给六军团及湘赣军区的训令》,派遣任弼时、萧克、王震率红六军团向湖南西南方向突围西征。这预示着,空前绝后、举世瞩目的长征就要开始了。
李商隐此诗是一首咏史诗。
首先,开头的一句“梦泽悲风动白茅”写出了梦泽的荒凉景象。放眼望去,梦泽此地为一片茫茫的湖泽荒野。旷野上的秋风,吹动梦泽上连天的白茅,发出萧萧悲声。这旷远迷茫、充满悲凉萧杀气氛的景象,本来就很容易引发怀古伤今的情感。加上这一带原是楚国旧地,眼前的茫茫白茅又和历史上楚国向周天子贡包茅的故事有某种意念上的关联,于是为下一句诗做了铺垫。
第二句“楚王葬尽满城娇”则道出了诗人所想,诗人由此荒凉的景色回忆起一连串楚国旧事,最熟悉的莫过于楚宫细腰的故事。楚灵王好细腰,先秦两汉典籍中多有记载。但李商隐此诗却把范围却由“宫中”扩展到“满城”,为害的程度也由“多饿死”变成“葬尽”,突出了“好细腰”的楚王这一癖好为祸之惨酷。触景生情,“葬尽满城娇”的想象就和眼前“悲风动白茅”的萧瑟荒凉景象难以分辨了,这悲风阵阵、白茅萧萧的地下,也许正埋葬着当日为细腰而断送青春与生命的女子的累累白骨呢,相互对比下,更引发了诗人强烈的悲凄之感。楚王罪孽深重,成为这场千古悲剧的制造者。作者愤慨之情溢于言表。
楚王的罪孽是深重的,是这场千古悲剧的制造者。但诗歌如果只从这一点上立意,诗意便不免显得平常而缺乏新意和深意。作者的可贵之处,在于对这场悲剧有自己独特的深刻感受与理解。三、四两句,就是这种独特感受的集中表现。
“未知歌舞能多少,虚减宫厨为细腰。”由于楚灵王好细腰,这条审美标准风靡一时,成了满城年轻女子的共同追求目标。她们心甘情愿地竞相节食减膳,以便在楚王面前轻歌曼舞,呈现自己绰约纤柔的风姿,博得楚王的垂青和宠爱。她们似乎丝毫没有想到,这样的细腰曼舞又能持续多久呢。此时细腰竞妍,将来也难保不成为地下的累累白骨。这自愿而又盲目地走向坟墓的悲剧,比起那种纯粹是被迫而清醒地走向死亡的悲剧,即使不一定更深刻,却无疑更能发人深省。因为前一种悲剧如果没有人出来揭示它的本质,它就将长期地以各种方式不受阻碍地持续下去。所以这两句中,“未知”、“虚减”,前呼后应,正是对追逐细腰悲剧的点睛之笔。讽刺入骨,又悲凉彻骨。讽刺之中又寄寓着同情,这种同情包含着一种悲天悯人式的冷峻。
纵观全诗,诗人将用笔的重点放到这些被害而又自戕的女子身上,并在她们的悲剧中发掘出同一性质的悲剧的内在的本质。因而这首以历史上的宫廷生活为题材的小诗,在客观上就获得了远远超出这一题材范围的典型性和普遍意义。人们可以从诗人所揭示的现象中可以联想起许多类似的生活现象,并进而从中得到启迪,去思考它们的本质。由此可见,此诗在这类题材的诗之中是非常难得的,也是非常可贵的。
这篇文章可分四段:首段以杜牧为李贺作序之事提挈全篇;第二段先描写李贺的外在风貌,再写李贺的交游情况,后叙述李贺诗歌的创作过程和特点;第三段着力描绘李贺临终之奇异;末段借题发挥,抒发了对李贺的惋惜和同情。文章通过写李贺的一些轶事,从侧面烘托出传主的身份性格。全文构思巧妙,篇幅短小却具有很大的容量,集叙事、议论和曲折的抒情于一体,内容浑厚,意味深长。
这篇文章最大的特点在于:小传虽小,但小中有大、以小见大。其“小”在于:作者并没有全面勾勒诗人李贺的一生,对他的生平经历也记叙不多,而是选取了他生活中的若干小片段进行插叙,以小片段撑起传记的主干。此外,在篇幅上,全文寥寥数百字,语言极为精练。而其“大”又体现在:极小极短的篇幅却具有很大的容量,集叙事、议论和曲折的抒情于一体,内容浑厚,意味深长。
文章在构思布局上也是较为特别的,全篇以一“奇”字贯之。首段以杜牧为李贺作序之事提挈全篇,言杜牧之序“状长吉之奇甚尽”,以杜牧言李贺“奇”引起下文自己所言李贺之“奇”。随后又提到李贺姊“语长吉之事尤备”,以杜牧序和李贺姊之言点出文中李贺事的由来。
第二段是全文的关键部分,大致可分为三个层次。
首先是对李贺外在风貌的描写:“长吉细瘦,通眉,长指爪,能苦吟疾书。”作者抓住李贺外貌中最典型的几点特征,只用了区区十余字,李贺的清奇之气就跃然纸上了。尔后写李贺的交游情况,“最为昌黎韩愈所知”,与他密切往来的文人也不少。在文人交游中,作诗是最为常见的事情,但李贺每与诸人出游,“未尝得题然后为诗,如他人思量牵合,以及程限为意”,自然引出下文对李贺诗歌创作过程和特点的叙述。在李商隐笔下,李贺的诗歌创作大致有如下几个特点:
一是“为情造文”,不以程限为意,而那种“得题然后为诗”的情况显然是“为文造情”,这是李贺不赞成的;
二是及时捕捉灵感,李贺诗歌的创作方式和过程无疑是特别的,“恒从小奚奴骑距驴,背一古破锦囊,遇有所得,即书投囊中”,所作皆是自己所见所感,既是“为情造文”的表现,“遇有所得,即书投囊中”也是其及时捕捉灵感的方法;
三是坚持及时修改整理,“长吉从婢取书,研墨叠纸足成之,投他囊中,非大醉及吊丧日率如此”;
四是为文用心、能苦吟,在整个创作过程中,李贺都是呕心沥血为之,正如文中太夫人所说:“是儿要当呕出心乃始已尔”。这些都为了说明李贺诗歌创作之“奇”,事实上诗风及其创作方法之奇是由其人性情之奇所影响和决定的,李贺性情之奇不仅在其诗歌创作之奇中有所体现,以下几句更是直接写出了李贺性格中与众不同之处。他的诗歌都是呕心沥血之作,但却“过亦不复省,王、杨辈时复来探取写去”,“所至或时有著,随弃之”,创作时一丝不苟,处置作品却极为随意,这是李贺性情之奇的一个方面。
在写了李贺的诗歌创作之奇及性情之奇后,作者在第三段又着力描绘李贺临终之奇。李贺临终之时有天帝召升,这种扑朔迷离、荒诞虚妄的描写占据了此段大部分篇幅,作者不仅对此浓墨重彩大加渲染,更在段末声明:“王氏姊非能造作谓长吉者,实所见如此。”也许李贺临终确实曾出现幻觉,而李商隐把这种幻觉放到传记中加以描绘,其实只是以此寄托自己的感情,并以现实和幻觉的鲜明对照引出最后一段的一连串质问。
末段是李商隐对李贺的议论和观感,并借题发挥,抒发了对李贺的惋惜和同情,从中也可窥出李商隐写作这篇小传的未言明的真意。最后一段托出了六个问题,虽然问而不答,但答案自在问中,能探得一二。前三问是问天,后三问则专问李贺的遭遇,层层递进,反复呼号。像李贺这样“才而奇者”世所罕见,却遭到世人的排斥,无人重视,而为天帝所重,与篇首的“奇”遥相呼应,更突出了作者对李贺一生遭遇的同情和悲愤。在这种同情和悲愤中,作者有意无意地把自我也摆了进去,因此无论是在对李贺之奇的叙述中,还是在末尾的一连串质问中,作者自己的身影总是若隐若现、似有若无,作者对自己命运和遭遇的感愤、慨叹也能隐约曲折地表达出来。
在中国古典诗歌史上,专门吟咏幼女(含少女)的诗作数量不多,但这类诗作大都写得富有诗趣,颇具特色。西晋著名诗人左思的《娇女诗》可谓中国古代最早写少女情态的妙诗。此诗极尽铺陈之能事,着力描绘诗人的两个女儿——小女“纨素” 与大女“蕙芳” 逗人喜爱。正如明代谭元春所评:“字字是女,字字是娇女,尽理、尽情、尽态。”明代诗人毛铉的《幼女词》,尽管仅有20字,但状写幼女情态逼真传神,“如在目前”,较之左思280字的《娇女诗》毫不逊色。
毛铉的《幼女词》仅寥寥数语,便使一个纯真可爱的幼女形象跃然纸上。诗的前两句,写幼女下床穿新衣,初次学着“小姑”(此处指新娘)成婚时拜堂。这里,由幼女“下床着新衣”的动作引出其“初学小姑拜”的另一动作,并在“学小姑拜”之前着一“初”字,便突出了其情窦初开。诗人写幼女“学小姑拜”,旨在描绘其心态,故诗中并未具体描绘她学拜的情景,这一点与施肩吾《幼女词》别无二致。三、四两句笔锋一转,以幼女的动作摹写其含羞之心态。“羞见人”,这是直接点明幼女害羞,怕别人取笑她“学小姑拜”。“双手结裙带”,这是写幼女以双手扎缚、抚弄裙带来掩饰其含羞之情。而她要“结裙带”,就得“低头”,其不自然的心理也就被上述自然的动作所掩饰。此诗描绘幼女情态,语言质朴自然,看似信手拈来,实却颇见功力。读之,给读者如临其境、如见其人之感。现代文学巨匠鲁迅先生有两句诗“忽忆情亲焦土下,佯看罗袜掩啼痕”(《所闻》),写一个给豪门侍宴的“娇女”(侍女),在豪门酒宴上以“佯看罗袜”这一动作掩饰其“啼痕”,以及她失去亲人(亲人被战火夺去生命)后的悲情。鲁迅先生的这两句诗是现实的写照,或许他在写作时也受到毛铉《幼女词》的启发。
施肩吾的《幼女词》与毛铉的《幼女词》都惟妙惟肖地描绘了个性鲜明的幼女的形象,也都以稚态见童心,富有诗意、诗趣。但其不同之处也是显而易见的。这不仅在于幼女的年龄略有差异,交代其年龄的方法不同,还在于幼女的稚态与表现手法有别。施诗中的幼女年仅6岁,这是以“幼女才六岁” 直接点明的。毛诗中的幼女年龄多大,诗中并未直接点明,让读者自己从字里行间去寻找答案。此幼女不是像施诗中的幼女那样“学人拜月”,而是学“小姑”成婚时拜堂。可见她已不止“六岁”了。她知道“着新衣”,还知道“羞见人”,甚至懂得掩饰自己的羞态,去“双手结裙带”,可见她稚气未尽,仍是“幼女”,尚未成人,否则,她也做不出“初学小姑拜”的动作了。
施诗写幼女的稚态,突出其弄巧成拙,从而,见其童心。在写法上,施诗先直言幼女少不更事,分不清“巧”与“拙”,为下文写幼女弄巧成拙埋下伏笔;然后,以“向夜在堂前,学人拜新月”这一反映其稚态的动作描写照应上文,为“未知巧与拙”作了形象的注脚。这里,既有幼女年龄与其行为的不相称之明比,又有他人之“巧”与幼女之“拙”的暗比。如此着墨,就使幼女的形象活了,动了。
毛诗写幼女的稚态,着重反映其情窦初开,羞于见人之童心。毛诗通篇采用白描手法,一句诗就是一幅画面,逼真地勾勒出了幼女一系列的动作。在写法上,除了写幼女“学拜”这点相似外(其实二者学拜的内容也不一致),其余的皆与施诗明显有别。诗中通过幼女下床穿新衣,学着“小姑”成婚时拜堂,低下头,用双手扎缚、抚弄裙带等一系列的动作描写,以及“羞见人”的心理描写,突出幼女又要学拜,又知害羞之个性,把个特定年龄和环境中的“幼女”写得纯真可爱。施诗中的幼女,少不更事,“学拜”,纯属其好奇心所致;而毛诗中的幼女则要懂事得多,因为其年龄要大些,她“学拜”之因,除了好奇心之外,还在于情窦初开,诗中一个“初”字可谓道出个中信息。施诗笔法较直,毛诗笔法较曲。
明代文学家李贽曾道:“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意为天下最妙的文章,无一篇不出于具有童心(真心)的作者之手。其实,赋诗亦然。童心诗心,相映成趣,尽管笔法不一,但诗必妙而耐读。这也为施肩吾与毛铉的两首《幼女词》所证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