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家世巨富,而天生情种。但这首词中流露出来的愁绪,并非如晏殊《珠玉词》一般的闲愁、轻愁,而是沉挚的深愁。这是生命意识觉醒的标志,唯有真正热爱生命,真正认真生活的人,才会感觉到如此深重的愁情。他们太依恋春天的美好,也太担心春天的逝去,所以他们比平常人感受着更多的愁苦。
上片,作者从阑珊的春意写起,为读者描绘了—幅春夜愁思图。开头两句写作者感到春意阑珊,心绪惆伥。在酒醉后漫倚绿琴,四周一片寂寥,只有绿琴相伴。作者首先交待了时间、地点。时间已到了春末夏初时节,春花开始凋落,面对阑珊的春意,作者内心不禁涌起万般惆怅。项鸿祚是一个多愁善感的作者,正如他自己在自序中说的“生幼有愁癣”。故“其情艳而苦,其感于物也郁而深。”因此,在这样一个寂寥宁静的春夜,作者万般的愁绪无处排遣,只好借酒浇愁。但醉后的心境更是寂寥,于是只好以琴为伴,暂且用琴声慰藉一下孤寂的心情。这里的“相伴住”,形象地写出了作者想以琴排忧,却又心绪皆无的情景。“一枕新愁”二句,写作者夜深难眠,满腹愁绪。“残夜’’正是人们熟睡之际,而作者却嗅着庭院花香,看见满楼月色。这“残夜花香月满楼”句,暗示了作者难以成眠,使读者好像看到作者睁眼不寐沉思忧郁的形象。“一枕”句也生动地勾出作者愁绪绵绵,辗转反侧之状。“新愁”到底是什么,这里没有说,作者在下片才以含蓄的笔法暗示出来。
下片作者用含蓄的笔墨道出了这种“新愁"的由来。“繁重绝管,吹得锦屏春梦远”,终于道出了是隔墙邻居家繁杂的管弦乐声,把自己难成的春梦吹向了遥远的地方。从句子表面来看,似乎是比邻的弦管乐声搅得自己难以入睡,实际上,这只不过是作者的托词而已。真正的原因,是作者对隔墙佳人的思恋,才使得他卧不安席。这一点在结尾一句中含蓄地表现了出来。
“只有垂杨,不放秋千影过墙。”打秋千的女子,这才是作者为之辗转反侧而产生“一枕新愁”的根源。夜深人静,作者因相思而产生的种种愁绪却无法传递绐对方。因此,只好把这种哀怨发泄到了庭院中的垂杨上,仿佛那静静的垂杨也不解人意,偏偏挡住了作者的视线,从而使他连荡秋千的女子的影子也看不到。表达了作者对佳人深深的爱恋,却又无法向对方表达的惆怅与哀怨。
总之,这首词以其清新幽怨的风格,缠绵委婉的笔调,以情写景,景中寄情,抒发了作者内心真实的思想感情,读来令人感到真挚自然。
这是一首明写客中思家实则蕴含作者故国之思的小令。
上片侧重写景,景中含情。起首写因笛声撩人心魄而引起思乡之情。汉代马融居平阳时,听客舍有人吹笛甚悲,因思念洛阳亲友,作《笛赋》。李白也有《春夜洛城闻笛》诗。小令从一开始便定下深沉的思念故乡、故友的感情基调。次句山前水阔暝云低”,写作者因闻笛而起故乡之思,不禁引颈往故乡方向眺望,然而却是茫茫的一片春水和低垂的暝云,这一画面在缕缕凄侧的笛声中推出,更给人一种压抑、低沉的感觉。所谓景语亦即情语。在这两个画面的背后。读者似亦可窥见作者此时的心境。三四句继续写眼前所见之景。此句燕子千里,自己也流暝千里,有如断梗漂萍,随波逐浪。白居易《长恨歌》中形容在仙界的杨贵妃的孤寂形象。中国古代诗人似总喜以雨与黄昏为背景来寄托其愁绪,如“丁香空结雨中愁”等等,那么雨中梨花亦可作为寄托愁绪之意象了。上片侧重写眼前之景,景中含情,不言愁而愁自现。
“最是过变不可断了曲意”(《词源》),下片侧重抒情,将上片压抑在画面背后的愁绪直抒而出。过片前三句写自己对故乡的怀念。“修禊”,“卖饧”均为古代民俗,作者将两个节日名列出,我们似可看到飘零异乡的游子正扳着手指算着临近的故乡节日。“故乡唯有梦相随”,一个“唯有”道尽了作者埋藏在内心深处的深深苦衷。作者在《渡江云》一词中这样形容自己飘泊他乡的情景:“荒州古溆,断梗疏萍,更飘流何处?”也许写自己在梦中对故乡的思念,尚未能尽意,接下便以具体的动作写自己的思乡情怀:昨夜里不得安眠,愁绪无法排遣,漫步江头,折得一枝新柳归来,虽非故乡苏堤上的,但也令人愁眉不展,足以撩动思乡之愁了。杨柳原为离别的象征,远离故乡折柳,实只能徒增烦恼。作者在《朝中措》中也写道:“折得一枝杨柳,归来插向谁家?”
这首小令无论是写景或抒情,都极为自然,没有丝毫的做作与矫饰。作者还成功地运用寻常之景,眼前之物,铺排渲染,深切动人地把主题由浅入深、由隐至现地表露出来,显示了作者捕捉意境,表达情感方面的才能。
这篇先讲述秦自孝公以迄始皇逐渐强大的原因:具有地理的优势、实行变法图强的主张、正确的战争策略、几世秦王的苦心经营等。行文中采用了排比式的句子和铺陈式的描写方法,富有气势;之后则写陈涉虽然本身力量微小,却能使强大的秦国覆灭,在对比中得出秦亡在于“仁义不施”的结论。
主要说这篇文章气势充沛,一气呵成。多用排比句或对偶句,本篇固不例外(如第2段中从“于是六国之士”以下,先用一“有”字领起,贯穿下面三句,罗列了大量历史人物,就是排比句式;如“蒙故业”以下四句,每两句一对仗,就是对偶句式。也有排比兼对偶的句式,如开头说秦孝公“有之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即是)。但这只是从表面现象去理解,在古典散文名篇中,用排比句或对偶句的文章并不少,却不一定篇篇气盛。如孔稚圭的《北山移文》,造句或排或偶,然而读起来并不感到气势磅礴。可见用排比句和对偶句只是增强文章气势的因素之一,属于外在的艺术技巧,而不是主要因素。
该篇之所以气盛而传诵不朽,之所以使人觉得有说服力,有三个原因。第一个是最主要的,即这篇文章虽是议论文,其中却用了十之七八的篇幅来叙事。用叙事来议论,是本篇最大的特点。作者用千余字的篇幅叙述了从秦孝公到秦亡国这一百多年来的历史,概括地说明了秦由盛而衰的全过程和主要现象,同时还贯穿了作者本人的观点来说明其兴衰的关键所在,这就帮助我们对这一段历史有比较清楚的认识。这个特点为什么能使文章读起来有气势呢?关键在于:
一、作者既能用概括扼要的笔墨来表达丰富的内容,让读者感到短短一篇文章竟然内容丰富,自然觉得它饱满充沛,思路自然而然地跟随着作者的笔锋,因此会显得气“盛”;
二、贾谊对秦国由盛而衰、由兴而亡的叙述条理清晰,他抓住一条纵的线,即从秦孝公之兴到秦王朝之亡,始终是按照时间的顺序来安排文章的层次先后的;而对某一特定时间内的某一点,又突出地加以铺陈发挥,使人不仅看到“线”,还看到“线”上的一个个用浓墨重彩着重描述的“点”。于是读者会不由自主地顺着作者所安排的次序往下推,往下读,作者不中断,读者便不能中断,作者不节外生枝,读者就不能旁及其余。因此,这也给人带来了气盛的感觉。
第二个使读者感到文章气盛的原因,亦即该篇所具有的另一特点:贾谊在用写赋的手法来写说议论文。写赋是需要铺张和夸大的,这篇文章通篇都采用了这种手法。比如第1段“有之卷天下”四句,“之卷”“包举”“囊括”“并吞”等词,基本同义;“天下”“宇内”“四海”和“八荒”,也是同一个意思。同一个意思而一连写上好几句,既有排比又有对仗,这就是写赋的夸张手法。下面第2、第4、第5等段中,都有类似的句子,不胜枚举。所谓“铺张扬厉”,主要就是指的这一类句子。这样,气势自然就充沛了,自然让读者感受到作者的笔锋锐不可当,咄咄逼人,读起来有劲头,有说服力,而且有欲罢不能之感。这是由于作者本人原是一位辞赋作家。作为作家,贾谊不仅是政治家,也是文学家;作为作品,《过秦论》同样具有文学作品的艺术特色。
第三个原因,也是这篇文章所具有的第三个特点,即作者用全篇对比的手法写出了他的论点。对比手法并不稀奇,而本篇精彩处却在于作者用了四个方面的对比:即秦国本身先强后弱、先盛后衰、先兴旺后灭亡的对比;秦与六国的对比;秦与陈涉的对比;陈涉与六国的对比。几种对比交织在一起,结构自然宏伟,气势也自然磅礴,话也显得更有分量了。主客观形势的不同,强弱盛衰难易的不同,都从几方面的对比中显现出来。而文章气盛的道理,便不难理解了。
前三段,主要写三个方面:一、秦国世世代代有野心;二、秦国实力愈来愈强大;三、由于靠实力,秦国统一天下并不很难。第1段着重写秦有野心,第2段着重写有实力,第3段兼而写之。全篇的铺排和对比都从这三方面入手,把具体史实贯穿进去,用概括的语言勾画出大的轮廓来,使叙述的内容有了倾向性,有了作者自己的观点。如说“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秦无亡矢遗镞之费”和第3段结束处写“始皇之心,自以为关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孙帝王万世之业也”等,都是极写秦之野心和实力,极写其得天下并不难。与此同时,作者也写了另一方面,如“四君”“九国之师”“六国之士”等,愈写对方强大也就愈衬托秦之强大,这是烘云托月的手法。但我们却感到:愈写秦之强大,就愈见秦之骄横愚昧;愈写秦之过度自信 ,就愈见秦之主观片面;愈写秦之野心极大,就愈见秦之眼光短浅。作者虽处处叙而不论,却处处为最后一段的议论在“蓄势”。这样的文章,读起来自然感到饱满酣畅了。
第二段结尾只说了九个字:“享国之日浅,国家无事”。这当然是事实,但也并非一点可写的事件都没有。然而,作者不准备在这里多费笔墨,只把那一条贯穿于秦各个时期的纵线画出来便止。从行文方面来说,一篇气盛的文章也不能毫不喘息。第3段开头的十几个字,就给全篇形成一个短暂的停顿。明代古文家归有光就说过,这是“如人吐气”(见归有光《评点史记》)。我们固然不能形式主义地看问题,硬要在一气呵成的文章里安插一个“气口”;但文章写到这里,自然有了一个喘息的机会,“如人吐气”还是有必要的。
第三段写秦始皇:野心与实力,兼而写之。但第3段与第2段不一样。第2段是用正反对比手法两面写,第3段却全从正面写,把秦始皇的实力与野心描绘得淋漓尽致,愈写愈足。甚至到了第4段开头处,还要找补两句:“始皇既没,余威震于殊俗”。吴闿生夹批:“再加二句,十分酣恣。”然而,作者笔锋一转 ,又改从陈涉写起,却处处对陈涉寓褒于贬,这就更加体现出秦之灭亡实有自取其祸之道了。
最末一段是“论”和“断”,仍用对比手法把几个方面综合到一起,然后得出结论,即所谓“断”。为了使结论下得郑重,便又把秦重新提起总说一遍,才以“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收尾。文章须能放能收,能开能合,始见本领。
这篇文章在当时确实起了积极的影响。贾谊作为士大夫,固然站在封建统治阶级立场为汉王朝出谋划策。但他却能认识到农民起义的力量,认识到秦王朝灭亡的关键在于失掉民心和过分迷信武力,封建统治者野心大而虐待人民,终于被人民灭亡。有了这个认识,统治阶级才开始考虑如何缓和社会矛盾,以巩固自己的统治政权。这才说明农民起义真正推动了历史前进的车轮。有了贾谊这一番描绘,汉朝的皇帝才能真正总结秦代由盛而衰、由强而弱的经验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