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情，犹陈诉衷情。友人，按此诗陈述：“卜居乃此地，共井为比邻。”知此“友人”当为李白的近邻。诗又云：“多君骋逸藻，掩映当时人。舒文振颓波，秉德冠彝伦。”由而可见，李白所向陈情的这位友人，其当时在兖州一带应是一位德高望重的文化名流或知名文士。想必开始两人友情甚笃，过从甚密，然突遭变故，中途见弃，交道不终。感情的破裂，李白为此陈忧积恨，但一如既往，对友情坚忠不渝，并在诗中索性挑明此中曲折，坦率、诚挚地表白自己的初衷，希望言归于好。诗又云：“奈何成离居，相去复几许？”由而揣知，李白作此诗后，旋即去往徂徕山之“竹溪”。
在具体表达上，诗人着意于感情的形象化与情感之具体刻画。这主要体现在典故的运用上。季札“挂剑”的故事，发生在吴王余祭四年（公元前554年）春天 。汉代史学家司马迁所著的《史记·吴太伯世家》和刘向所著的《新序》当中，都对这次活动有所记录。“归生荐夷吾”的故事见于《史记·管晏列传》。诗人说管仲一举为齐国之相，位置青云之上，此全靠好友归叔牙所荐，且赞二人交道之高尚。李白用季札挂剑和归叔牙荐管仲的典故是为了说明交友之道，亦以此向友人表明心迹。在这友道的标准的基础上，诗人盛赞友人的道德文章，并描述了共井为邻的生活情景。可惜友谊好景不长，中道见弃，因此诗人深感“英豪未豹变，自古多艰辛”，“飘风吹云霓，蔽目不得语”。即使如此，诗人仍然执着于友谊与友道，“所思采芳兰，欲赠隔荆渚”。但事实上言归于好已不可能了。思念至此，“沉忧心若醉，积恨泪如雨”，并发出“愿假东壁辉，馀光照贫女”之叹，忧恨交积，语极悲怆。
对这首诗主旨的解说，各家之见颇有差异。《毛诗序》云：“《泂酌》，召康公戒成王也。言皇天亲有德，飨有道也。”扬雄《博士箴》（《艺文类聚·职官部》引）云：“公刘挹行潦而浊乱斯清，官操其业，士执其经。”陈乔枞《鲁诗遗说考》以之为鲁诗之说。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云：“三家以诗为公刘作，盖以戎狄浊乱之区而公刘居之，譬如行潦可谓浊矣，公刘挹而注之，则浊者不浊，清者自清。由公刘居豳之后，别田而养，立学以教，法度简易，人民相安，故亲之如父母。……其详则不得而闻矣。”其详既不得闻，三家诗之说的正误也就难以稽考了。而《毛诗序》之说，似乎更觉缥缈，此诗的文本自然有劝勉之意，但却很难讲有什么告戒之意。至于陈子展《诗经直解》所说“当是奴隶被迫自远地汲水者所作，此非奴才诗人之歌颂，而似奴隶歌手之讽刺”，似更迂远。相比较而言，高亨《诗经今注》所说“这是一首为周王或诸侯颂德的诗，集中歌颂他能爱人民，得到人民的拥护”，还是比较圆通的。
诗分三章，均从远处流潦之水起兴。流潦之水本来浑浊，且又处于远方，本来很容易被人弃之不用，但如能“挹彼注兹”，舀过来倒进自己的水缸，就可以用来蒸煮食物，洗濯酒器，成为有用之物。这正如远土之民，只要君王施以仁义，便自然可以使他们感恩戴德，心悦诚服地前来归附。这里的关键是君王要有高尚敦厚的品德，真正成为“民之父母”。对此，方玉润有如下发挥：“此等诗总是欲在上之人当以父母斯民为心，盖必在上者有慈祥岂弟之念，而后在下者有亲附来归之诚。曰‘攸归’者，为民所归往也；日‘攸塈’者，为民所安息也。使君子不以‘父母’自居，外视其赤子，则小民又岂如赤子相依，乐从夫‘父母’？故词若褒美而意实劝戒。”（《诗经原始》）他说的“劝”意是可以感受到的，但他说的“戒”意是否真的存在于诗的文本中，令人怀疑，但从接受美学角度说，他的这种创造性“误读”还是很有意思的。
此诗借日常生活中常见的事物起兴，且重章叠句，反覆歌咏。由此也可以看出《国风》对《大雅》艺术上的影响。
罗隐这首诗，用作者自己和孙供奉的不同遭遇作鲜明对比，以自我讽嘲的方式发感慨，泄愤懑，揭露抨击皇帝的昏庸荒诞。
诗的前二句概括诗人仕途不遇的辛酸经历，嘲笑自己执迷不悟。“十二三年就试期”，说他十多年来一直应进士举，辛辛苦苦远离家乡，进京赶考，但一次也没有考中，一个官职也没有得到。“五湖烟月奈相违”是说为了赶考，只得离开美丽的家乡。科举入仕一直是诗人奋斗的目标，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他不得不离开自己的家乡和亲人，前后屏居京城十四年以上，竟日苦读，奔走科场，几乎与一切人间美景隔绝。反过来说，倘使不赶考，他就可在家乡过安逸日子。所以这里有感慨、怨恨和悔悟。
诗的后二句便对唐僖宗赏赐孙供奉官位事发感慨，自嘲不如一个耍猴的，讥刺皇帝只要取乐的弄人，抛弃才人志士。“何如买取胡孙弄”，诗人自嘲不如耍猴人，看似羡慕，实则是对君主的辛辣讽刺，其中蕴含着诗人巨大的悲愤。“一笑君王便着绯”，既痛刺唐僖宗的症结，也刺痛自己的心事：昏君不可救药，国亡无可挽回，其中蕴含着诗人对李唐江山每况愈下的隐忧。
这是一首嘻笑怒骂的讽刺诗。诗人敢于将讽刺的矛头对准高高在上的皇帝，其胆识也是难得和值得褒奖的。诗人故意把辛酸当笑料，将荒诞作正经，以放肆嘻笑进行辛辣嘲骂。他虽然写的是自己的失意遭遇，但具有一定典型意义；虽然取笑一件荒唐事，但主题思想是严肃的，诗人心情是郁愤的。
“扶桑已在渺茫中，家在扶桑东更东”，说敬龙此番归国，行程辽远，里程不易概指。虽然《梁书·扶桑国传》说过“扶桑在大汉国东二万余里”，后来沿用为日本的代称，若写诗也是这样指实，便缺少意趣。诗人采用“扶桑”这个名字，其意则指古代神话传说东方“日所出处”的神木扶桑，其境已渺茫难寻；这还不够，下面紧接着说敬龙的家乡还在扶桑的东头再东头。说“扶桑”似有边际，“东更东”又没有了边际；不能定指，则其“远”的意味更可寻思。首句“已在”是给次句奠基，次句“更在”才是意之所注处。说“扶桑”已暗藏“东”字，又加上“东更东”，再三叠用两明一暗的“东”字，把敬龙的家乡所在地写得那样远不可即，又神秘，又惹人向慕。那边毕竟是朋友的家乡，而且他正要扬帆归去，为此送行赠诗，不便作留难意、惜别情、愁苦语，把这些意思藏在诗句的背后，于是下文转入祝友人行程一帆风顺的话头。
“此去与师谁共到？一船明月一帆风。”船行大海中，最怕横风暴雨，大雾迷航。过去遣唐使乘坐的大船，常因风暴在海上漂流，甚至失事；能够到达的也往往要在数十日或者数月的艰苦航程之后。这些往事传闻，韦庄是心知的，所以就此起意，祝朋友此行顺利。用一个“到”字，先祝他平安抵达家乡；“明月”示晴，排除雾雨；“帆风”谓顺，勿起狂飚──行程中不生灾障。“谁”字先垫出“与师共到”之人，由下句的朗月、顺风再为挑明，并使“风”、“月”得“谁”字而人格化了。“共”字，一方面捏合“风”、“月”与“师”三者，连同“船”在一起，逗出海行中美妙之景、舒畅之情；另一方面，又结合“到”字，说“共到”，使顺风朗月的好景贯彻全程，陪同直抵家乡。两句十四个字，浑然一体，表达了良好的祝愿与诚挚的友情，饶有诗意。
诗人如此祝愿，也并非仅仅由于主观愿望，故作安慰语。它是有客观事实作基础的，这就是晚唐时日本与中国之间，海上航行相对地便利与安全的事实。它印入了诗人心底，写出来自然而然就是这样的诗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