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以议论发端。开始两句说,要论山水的优美,襄阳远远胜过会稽(今浙江绍兴市)。会稽是古代越国的都城,以山水秀丽著称。孟浩然刚从越地而归,拿襄阳山水与会稽比较,是很自然的。前二句传达出山是故乡美的热爱故乡之情。笔锋一转,诗人的笔落在望楚山上。孟浩然喜爱游览,一生踏遍了襄阳的山山水水,这座望楚山却一直没有登览过。写未登望楚山,是为了下文写登望楚山。这样写是突出望楚山在诗人心中的地位。
五六句写远望望楚山。望楚山的石崖像刀劈那样陡峭,周围的山都伏在望楚山脚下。诗前句用比喻,后句用比较,表现望楚山的陡和高。七句到十句写登望楚山。在晴朗的天气里登上望楚山,极目远眺,一直看到天的尽头。从看得远写望楚山的高,这是从虚处落笔,让读者充分发挥想象,后两句再从实处写。极目南望,巨大的云梦泽只有巴掌大小,而桃花源隐在迷迷蒙蒙的花中。云梦是中国古代最大的湖泊,横于大江南北,方圆九百里。武陵在今湖南常德市。陶渊明《桃花源记》:“晋太元中,武陵人捕鱼为业。沿溪行,忘路之远近。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太守即遣人随其往,寻向所志,遂迷,不复得路。”襄阳是今天湖北襄樊市,即使望得再远,也不可能望见湖南的梦泽和桃源,而且沧桑变换,唐时云梦已大多成为陆地,名存实亡。诗利用视觉的近大远小,把千里大的云梦缩成巴掌大小,把本来不可见的桃花源写得隐约可见,正是通过想象与夸张,渲染望楚山之高。一般诗写山高都是尽力夸张山如何高耸入云,而这里将云梦武陵缩小,作为望楚山的陪衬,不落窠臼,别有意趣。这样,诗在表现望楚山高的同时,也表现出诗人的高远博大的胸襟。这两句诗文辞优美,诗意盎然。
入夜,诗人才下山回家,足见诗人游兴之高,足见望楚山之令人流连忘返。接着诗人又由下山宕开,为读者展现了一幅月夜山溪图:骏马踏着银色的月光,从山上奔驰而下;月儿透过薛萝映在深深的溪流上,宛如沉璧。
诗以描写望楚山的高峻和登山的所见,描绘襄阳的江山形胜之美。诗格调冲淡,就中又“文采丰葺”(殷璠《河岳英灵集》),显出似淡实腴,“采秀内映”(《河岳英灵集》)的特色。
该词为怀古伤今之作。上片写登雨花台远望之所见。白门、石头城、大小长干都是南京古代的繁华之地,只今却空接渔翁的钓竿,呈现出一派萧瑟、冷落,对比鲜明,不胜今昔之感。下片写雨花台之景色,笔法极其飘忽,将眼前之景与昔日之景混为一片,把内心的苍凉沉痛之情融入景物之中,融情于景,情景交融。全词辞采清丽自然,声律和谐宛转,在萧瑟凄凉的意象中,寄托着作者深沉绵远的感慨。
词的上片一开头,作者便调动读者的视觉与听觉,让人们看到的是“衰柳”,听到的是冰冷的潮水打着空城而退去声音。看上去作者是在写景,而实际上就像传感系统一样,作者非常敏锐地从“衰柳”上,从冷潮中,感到了苍凉冷落,并且把自己这种深沉的感慨,透露和传导给了读者。
接着,作者举目远眺:“小长干接大长干。歌板酒旗零落尽,剩接渔竿。”放眼望去,小巷大街依旧,而歌板声却零零落落,以至于听不到了;酒帘子稀稀疏疏,以至于看不见了,只接孤寂的渔人在垂钓寒江。写街巷不着笔于市鹰、铺面、人烟,而以“歌板酒旗”来点染。看上去,作者好像信手拈来似的,而实际上是从大量的事物中提炼出来的,是从前人的诗句中锻铸出来的。朱彝尊把“歌板酒旗”集中起来,先之以“零落”来描写,继之以“尽”字来述说:寥寥几笔便抹去了古都金陵昔日的歌舞升平,而造成一个萧条幽僻的境界,手法多么简炼、自然。
词的下片以“秋草”起笔,点出了时序,这也与上片的“衰柳”遥相呼应,构成了一幅凋零衰败的画面。作者由眼前所见,回溯金陵的往昔。“六朝”的繁华不复存在了,就像那“秋草”一样枯萎了。“六朝寒”,凝练地概括了漫长的兴衰史,一个“寒”字,把视觉与感觉勾通起来,透露了作者吊古伤今的叹哨之情。写雨花台而着一“空”字,进而又写“空”到了“更无人”的地步。这就是说,此时此地,除了自己,再也没接别的人了。然而,作者就在这种特定的环境中,独自倚着栏杆眺望的。
接下去,一笔陡转,在“斜阳”里倏地飞来了“燕子”,让人精神为之一振,觉得似乎接了生机。然而,遗憾的是这燕子却是“来又去”了。看来,连燕子都感到雨花台衰败荒凉,到了不堪栖息的地步了,何况是人呢。这真是在绝无写处又生出了妙笔。最后,作者以“如此江山”直抒胸臆,把全部感慨着落在这四个字上。
该词字字深含兴亡交替的感慨,句句流露世事变迁的叹息,全篇意境深远浑厚,情思忧戚缠绵。可以说全篇整体写景,又是整体抒情,景含情深,情以景出。笔力遒劲而醇雅,化用前人旧句,自然和谐,殊不见斧凿痕。
贾谊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怀才不遇者”,郁郁而终。前人大多惜贾生之才,而斥文帝误才之庸。苏轼却一反《史记》以来许多史家、学者对贾谊怀才不遇的肯定论述,从贾谊惜身的角度,分析其悲剧产生的必然性,批判贾谊的悲剧在于不能“惜用其才”、“不善处穷”、“志大而量小”,责备贾谊不知结交大臣以图见信于朝廷。从而表达了苏轼对贾谊为人、遭际的既同情惋惜又批判否定的态度。从别人意想不到的角度切入,得出令人意料之外的结论,立论新异,见解深刻,富有启发性。
文章首段即开门见山地表明观点:一个人要有才能并不难,怎么使惜己的才能获得发挥却是很难,而贾谊正是具有辅佐帝王的才能,却不能够让惜己的才能获得充分的发挥利用。“非才之难,所以惜用者实难”,是写虚;“惜乎!贾生,王者之佐,而不能惜用其才也。”是写实。虚与实相辅相成,互为印证,使虚有所依,实有提高,相得益彰。
第二段,由强烈的惋惜进入舒缓的说理。提出“有所待”、“有所忍”是君子施展抱负必须经历的艰苦过程,而古代贤人郁郁不得志,不一定是当时君主不识贤才,或许是他们惜己造成的。此两段将焦点集中在贾谊不得汉文帝重用,乃是因为惜身对政治的修养不够。文中的正面描写“君子之所取者远,则必有所待;所成就者大,则必有所忍”与“未必皆时君之罪,或者其惜取也”的假设,都反映苏轼对贾谊的看法。“夫君子之所取者远,则必有所待;所就者大,则必有所忍”,是围绕开头中心论点而抛出的一个分论点。
第三段,举史例说明贤人与帝王之间的关系,对分论点进行论证,是“所待”、“所忍”的具体化。孔子、孟子做到了如此仁至义尽,尚且未能如他们惜己所愿,“若贾生者,非汉文之不能用生,生之不能用汉文也”。这一句紧扣文题之后,顺水推舟地得出这个结论。后者并非分论点,而是论点的延伸形态,形式虽然变了,但实际上还是指“不能惜用其才”,只是论述的角度有所变化,一个论点从不同角度去论证。由“不能惜用其才”引申为“或者其惜取也”,再引申为“生之不能用汉文也”,论点逐层推进,一个比一个的含义更具体,论述一步比一步更深入。而对贾谊的具体情况,文章却并没做展开对比论述,而是采用“旁(孔、孟例)详本(贾谊事)略”的手法,语言精炼,不重复罗嗦。
第四段紧承上文,以当时历史背景出发,说明汉文帝不用贾谊的客观原因,情同骨肉的开国功臣和初出茅庐的洛阳少年,通过对比为汉文帝的决定做出强而有力的支持。而贾谊在政治失意后,郁郁寡欢、惜伤惜怜,不能够趁此修养其身,最后失意而终,这也是苏轼对他“志大而量小,才有余而识不足”的批评。写绛侯、灌婴和贾谊的对比,前者用了较多的描述,极言其功高势大,同文帝关系非同一般,后者仅用”洛阳之少年“五个字,由于详略处理得巧妙,二者的对比也就非常鲜明了。
最后一段,再次讨论君主与贤人之间的关系,千里马必须遇到伯乐才有施展大志的机会,因此贤臣要有名主才能大展怀抱。而人君获得像贾谊这样的臣子,要了解他的个性若不被见用则会惜伤不振,为此要做出适切的考虑,否则便是折损了一名人才。然而,贾谊这样的人也应该谨慎地对待惜己的立身处事,人要有才,还要有所忍耐、等待,才能使惜己的才能得到发挥。苏轼清醒地认识并指出贾谊惜身的问题,显示出他独到的眼光,个性鲜明、见解透辟、切中肯綮。
全文紧扣着贾谊之失意而终,对贾谊的人格特质分析得非常深入,对当时的历史背景的剖析也令人信服,用这样的方式与坚定的语气来凸显贾谊的个性与强调“有所待”、“有所忍”的生命修养。从文章内容看,主要是针对人才惜身而言;但从文末看,他的主要用意,又在于借以提醒为人君者,希望他们正确对待和使用像贾谊这类“有狷介之操”的特殊人才,注意用其所长,以免造成浪费人才。
在写作上,宕开一笔,收放惜如,极富特色。首先亮明全文观点,以一种不容置疑的口气,总揽下文论述。紧接着,一个“惜乎”的深沉感叹句,以贾谊其人其事,紧紧印证所提观点,而且紧扣文题。接下来又暂时先放开贾谊其人,谈古之君子和贤人。第四段又回到贾谊,文章前后相顾,从而有效地增强了文章的说服力。
作者首先描述了抒情环境:夜气清新,尘滓皆无,月光皎洁如银。此种夜的恬美,只有月明人静之后才能感到,与日间尘世的喧嚣判若两个世界。把酒对月常是诗人的一种雅兴:美酒盈樽,独自一人,仰望长空,遐想无穷。唐代诗人李白月下独斟时浮想翩翩,抒写了狂放的浪漫主义激情。苏轼正为政治纷争所困扰,心情苦闷,因而他这时没有“把酒问青天”也没有“起舞弄清影”,而是严肃地思索人生的意义。月夜的空阔须秘,阒寂无人,正好冷静地来思索人生,以求解脱。苏轼以博学雄辩著称,在诗词里经常发表议论。此词在描述了抒情环境之后便进入玄学思辩了。作者曾在作品中多次表达过“人生如梦”的主题思想,但在这首词里却表达得更明白、更集中。他想说明:人们追求名利是徒然劳须费力的,万物在宇宙中都是短暂的,人的一生只不过是“隙中驹、石中火、梦中身”一样地须臾即逝。作者为说明人生的虚无,从古代典籍里找出了三个习用的比喻。《庄子·知北游》云:“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之过隙,忽然而已。”古人将日影喻为白驹,意为人生短暂得像日影移过墙壁缝隙一样。《文选》潘岳《河阳县作》李善《注》引古乐府诗“凿石见火能几时”和白居易《对酒》的“石火光中寄此身”,亦谓人生如燧石之火。《庄子·齐物论》言人“方其梦也,不知其梦也,梦之中又占其梦焉,觉而后知其梦也;且有大觉而后知此其大梦也,而愚者自以为觉”。唐人李群玉《自遣》之“浮生暂寄梦中身”即表述庄子之意。苏轼才华横溢,在这首词上片结句里令人惊佩地集中使用三个表示人生虚无的词语,构成博喻,而且都有出处。将古人关于人生虚无之语密集一处,说明作者对这一问题是经过长期认真思索过的。上片的议论虽然不可能具体展开,却概括集中,已达到很深的程度。下片开头,以感叹的语气补足关于人生虚无的认识。
下片开头,以感叹的语气补足关于人生虚无的认识。“虽抱文章,开口谁亲”是古代士人“宏才乏近用”,不被知遇的感慨。苏轼在元祐时虽受朝廷恩遇,而实际上却无所作为,“团团如磨牛,步步踏陈迹”,加以群小攻击,故有是感。他在心情苦闷之时,寻求著自我解脱的方法。善于从困扰、纷争、痛苦中自我解脱,豪放达观,这正是苏轼人生态度的特点。他解脱的办法是追求现实享乐,待有机会则乞身退隐。“且陶陶、乐尽天真”是其现实享乐的方式。只有经常在“陶陶”之中才似乎恢复与获得了人的本性,忘掉了人生的种种烦恼。但最好的解脱方法莫过于远离官场,归隐田园。看来苏轼还不打算立即退隐,“几时归去”很难逆料,而田园生活却令人十分向往。弹琴,饮酒、赏玩山水,吟风弄月,闲情逸致,这是我国文人理想的一种消极的生活方式。他们恬淡寡欲,并无奢望,只需要大自然赏赐一点便能满足,“一张琴、一壶酒、一溪云”就足够了。这非常清高而富有诗意。
苏轼是一位思想复杂和个性鲜明的作家。他在作品中既表现建功立业的积极思想,也经常流露人生虚无的消极思想。如果仅从某一作品来评价这位作家,都可能会是片面的。这首《行香子》的确表现了苏轼思想消极的方面,但也深刻地反映了他在政治生活中的苦闷情绪,因其建功立业的宏伟抱负在封建社会是难以实现的。苏轼从青年时代进入仕途之日起就有退隐的愿望。其实他并不厌弃人生,他的退隐是有条件的,须得像古代范蠡、张良、谢安等杰出人物那样,实现了政治抱负之后功成身退。因而“几时归去,作个闲人”,这就要根据政治条件而定了。事实上,他在一生的政治生涯中并未功成名遂,也就没有实现退隐的愿望,临到晚年竟还被远谪海南。
全词在抒情中插入议论。人生很短暂,能做得不多,回首一看,一切都是虚无,就像偶尔掠过墙缝的阳光、又像燧石取火闪过的火花,或者是黄粱一梦中一段不切实际的经历,都是稍纵即逝、无法真正拥有的。与其浪费生命去追求名利浮云,不如放下一切做个闲人,对一张琴、倒一壶酒、听溪水潺潺、看白云飘飘,享受当下的美好自在。这是作者从生活中悟出人生认识,很有哲理意义,读者读后不致感到其说得枯燥。此词是东坡词中风格旷达的作品。
行香子词音节流美,堪称词林中之佳调。 上下片领格字用去声,领下三言三句。下片第一、二句,一般和上片平仄相同并押韵,然亦有并以仄收不押韵。东坡此词可为定格之典范。在韵律上此词虽不如《行香子·过七里濑》优美,但也很不错,尤其是“隙中驹,石中火,梦中身”,“一张琴,一壶酒,一溪云”两段排比,很有韵律美。
人生苦短,怀才不遇,建功无望,入仕之时亦生退隐之心,这是古代文人普遍的矛盾。于是有花间的沉沦,有避世的归隐,而苏轼是豪放达观之人,“且陶陶、乐尽天真”,似乎忘掉了人生的烦恼。此词虽在一定程度上流露了作者的苦闷、消极情绪,但“且陶陶、乐尽天真”的主题,基调却是开朗明快的。而词中语言的畅达、音韵的和谐,正好与这一基调一致,形式与内容完美地融合起来。据宋人洪迈《容斋四笔》所记,南宋绍兴初年就有人略改动苏轼此词,以讽刺朝廷削减给官员的额外赏赐名目,致使当局停止讨论施行。可见它在宋代文人中甚为流传,能引起一些不满现实的士大夫的情感共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