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咏荷诗，表达了诗人对美好事物的怜惜之情。展现出诗人的婚前大胆追求阶段内心美的期待与欢会时的情景。
“都无色可并，不奈此香何。”诗一开头便极言荷花之芙，先说它的色，后写它的香。就其色而言，荷花“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周敦颐《爱莲说》），十亩方塘，田田绿盖。颜色纯净，姿态婷婷，摇曳在清风之中，那种清新明丽之美和那红绿相映所产生的美确实是无与伦比的。其色如此，其香也独具一格，英特点是“香远益清”（周敦颐《爱莲说》）。这既“远”又“清”的芳香在群芳之中的确是少见的，所以，从色彩和香气上看，荷花确实不同一般的凡花俗卉。难怪诗人惊叹它“无色可并”，无香可比，深深地迷恋上它，实际上这是诗人为爱侣的美色而醉心。
瑶席乘凉设，金羁落晚过。”前一句是在月下观赏，后一句是在夕阳下观赏。调整后的语序是：“金羁落晚过，瑶席乘凉设。”夕阳下的荷花自有一番风韵，那鲜艳的花朵衬着碧绿的荷叶，本已娇媚非常，这时它上面又洒上了夕阳的金辉，带上了“金羁”。就更加鲜艳绚丽、光彩照人了！而月下的荷花，那种朦朦胧胧的美也是令人心醉的，淡淡的夜色。皎皎的月光。这是荷花的衬景。徐徐的清风，摇动着花朵花叶，又给这奇妙的画面增加了动感。此时的荷花娇美轻盈，摇曳多姿，仿佛月中的仙子，款款移步于琼楼玉宇之中，与特有的环境，特有的氛围交织共融，产生梦幻一样的关，这两句的实际内容是诗人从傍晚到黑夜约会情人，面对爱侣时的情形。诗人同时写的《曲池》一诗有“日下繁香不自持，月中流艳与谁期”的诗句，写的就是这种情况。
五、六两句“回衾席照绮，渡袜水沾罗”也是描写与爱侣的欢会。前四句主要是托物寓意，用的是曲笔，写得比较“隐晦”，而这两句近于写实，比较明显。前一句侧重于场面描写：又点亮了席，明亮的席光照着锦被。由这场景可知两人的感情达到何种地步了。后一句重在写人，交待得十分清楚：女方是渡水而来，罗袜已经被水打湿了，表现出女子的痴情，也表现出诗人的细心。
最后两句“预想前秋别，离居梦棹歌”是叹别。“前秋”是秋前之意，因为前面是“预想”．当然不会是过去时而是将来时。“棹歌”一句是用典。《南史·羊侃列传》记载羊侃“善音律，自造采莲棹歌两曲，甚有新致，”此外“梦棹歌”即“梦采莲”之意，也即梦想再次相会的意思。“莲”，是“怜”的谐音，“采莲”（怜）意为求欢。这一联中的第一句，推开了一步：诗人此时本来是和情人欢会。
鱼水相得，可是却又忽然间发愁了。愁什么？原来他想到在秋天到来之前就要与恋人分别了。于是便预想起别后的情况：天各一方，不易相见，只能是“梦棹歌”，即只能在梦中相会了。相会之时想到离别。心中犯难；离别之后，又难相会，更令人难以忍受。实在是“相见时难别亦难”（《无题》）啊！这推开一步的预想，从侧面透露出两人感情的深度，所以，当诗人的这位爱侣后来亡故之后，他故地重游之时。眼见凤去楼空，抚令追昔，无限凄楚：“荷叶生时春恨生，荷叶枯时秋恨成。深知身在情长在，怅望江头江水声”（《暮秋独游曲江》）。在那荷叶初生的春天我与你相遇，并从此增添了离愁别恨，而今你像枯荷一样谢世了，只留给我一片凄凉。只要我身在人世，对你的情意就永远不会消失。曲江池头那无尽的流水啊，你带给我多少惆怅！可见《荷花》一诗，不是一般的咏物诗，它是李商隐爱情生活的写照。
这首诗主要用象征手法，借描写荷花来寄托自己的情事。本来是描写自己热恋之人，但却不直接描写女方本身，而是以荷花出之。即使是描写欢会之事，也不用直白之笔，而是通过“衾绮”、“罗袜”来侧面暗示，没有露骨、庸俗的平直之语。
“千里黄云白日曛，北风吹雁雪纷纷。”这两句以其内心之真，写别离心绪，故能深挚；以胸襟之阔，叙眼前景色，故能悲壮。落日黄云，大野苍茫，唯北方冬日有此景象。此情此景，若稍加雕琢，即不免斫伤气势。高适于此自是作手。日暮黄昏，且又大雪纷飞，于北风狂吹中，唯见遥空断雁，出没寒云，使人难禁日暮天寒、游子何之之感。以才人而沦落至此，几使人无泪可下，亦唯如此，故知己不能为之甘心。头两句以叙景而见内心之郁积，虽不涉人事，已使人如置身风雪之中，似闻山巅水涯有壮士长啸。此处如不用尽气力，则不能见下文转折之妙，也不能见下文言辞之婉转，用心之良苦，友情之深挚，别意之凄酸。
“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 这两句是对朋友的劝慰：此去你不要担心遇不到知己，天下哪个不知道你董庭兰啊！话说得多么响亮，多么有力，于慰藉中充满着信心和力量，激励朋友抖擞精神去奋斗、去拼搏。于慰藉之中充满信心和力量。因为是知音，说话才朴质而豪爽；又因其沦落，才以希望为慰藉。
诗人在即将分手之际，全然不写千丝万缕的离愁别绪，而是满怀激情地鼓励友人踏上征途，迎接未来。诗之所以卓绝，是因为高适“多胸臆语，兼有气骨”（殷璠《河岳英灵集》）、“以气质自高”（《唐诗纪事》），因而能为志士增色，为游子拭泪。如果不是诗人内心的郁积喷薄而出，则不能把临别赠语说得如此体贴入微，如此坚定不移，也就不能使此朴素无华之语言，铸造出这等冰清玉洁、醇厚动人的诗情。
此诗是白居易创作的组诗《秦中吟十首》的第三首，一作《伤大宅》。诗人心系百姓的困苦，在诗中对豪门显贵的奢侈之风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抨击。身为朝廷大臣不思躬身节俭，却竞相攀比，广造豪宅，完全不顾人民的饥寒困苦，竟异想天开想“保千年”富贵。诗人对这些达官贵人极为愤慨，对其进行了无情的嘲讽。全诗语言朴实，描写细腻。前半描绘宅第，简约明快；后半转入批判，直率尖锐。感情悲愤沉郁，最后六句的责问一气之下，极有力量。
以诗代柬，来表达自己心里要说的话，这是古代常有的事。这首题为《寄人》的诗，就是用来代替一封信的。
诗是从叙述一个梦境开始的。“谢家”，代指女子的家，盖以东晋才女谢道韫借称其人。大概诗人曾经在女子家里待过，或者在她家里和她见过面。曲径回廊，本来都是当年旧游或定情的地方。因此，诗人在进入梦境以后，就觉得自己飘飘荡荡地进到了她的家里。这里的环境是这样熟悉：院子里四面走廊，那是两人曾经谈过心的地方；曲折的阑干，也像往常一样，似乎还留着自己抚摸过的手迹，可是，眼前廊阑依旧，独不见所思之人。他的梦魂绕遍回廊，倚尽阑干，他失望地徘徊着，追忆着，直到连自己也不知道怎样脱出这种难堪的梦境。崔护《题都城南庄》诗：“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周邦彦《玉楼春》词：“当时相候赤阑桥，今日独寻黄叶路。”一种物是人非的依恋心情，写得同样动人。然而，“别梦”两句却以梦境出之，则前此旧游，往日欢情，别后相思，都在不言之中，而在梦里也难寻觅所爱之人，那惆怅的情怀就加倍使人难堪了。
“别梦依依到谢家”写诗人与情人梦中重聚，难舍难离；“小廊回合曲阑斜”写依旧是当年环境，往日欢情，表明自己思念之深。第三句写明月有情；第四句写落花有恨。寄希望于对方，含蓄深厚，曲折委婉，情真意真。前两句写入梦的原因与梦中所见的景物，是向对方表明自己思忆之深；后两句写出多情的明月依旧照人，那就更是对这位女子的埋怨之情了。
人是再也找不到了，作者问：那么，还剩下些什么呢？这时候，一轮皎月，正好把它幽冷的清光洒在园子里，地上的片片落花，反射出惨淡的颜色。花是落了，然而曾经映照过枝上芳菲的明月，依然如此多情地临照着，似乎还没有忘记一对爱侣在这里结下的一段恋情呢。这后两句诗就是诗人要告诉她的话。
正因为这首诗是“寄人”的。前两句写入梦之由与梦中所见之景，是向对方表明自己思忆之深；后两句写出多情的明月依旧照人，那就更是对这位女子的鱼沉雁杳，有点埋怨了。“花”固然已经落了，然而，春庭的明月还是多情的，诗人言外之意，还是希望彼此一通音问的。
《九歌》是屈赋中最精、最美、最富魅力的诗篇。它代表了屈原艺术创作的最高成就。《九歌》以楚国宗祖的功德和英雄业绩为诗；以山川神祇和自然风物为诗；以神话故事和历史传说为诗，淋漓尽致地抒发了诗人晚年放逐南楚沅湘之间忠君爱国、忧世伤时的愁苦心情和“荡志而愉乐”，“聊以舒吾忧心”，“寓情草木，托意男女”，“吟咏情性，以风其上”的心旨。
《九歌》包括11章，前人为了使它们符合“九”的成数,曾作过种种凑合。如清代蒋骥《山带阁注楚辞》主张《湘君》、《湘夫人》并为一章，《大司命》、《少司命》并为一章。《闻一多》《什么是九歌》主张以《东皇太一》为迎神曲,《礼魂》为送神曲，中间九章为“九歌”正文。但多数人的意见，以“九”为虚数，同意汪瑗《楚辞集解》、王夫之《楚辞通释》之说，认为前十章是祭十种神灵，所祭的十种神灵，从古代人类宗教思想的渊源来考察，都跟生产斗争与生存竞争有密切关系。十种神灵又可分为三种类型：①天神──东皇太一（天神之贵者）、云中君（云神）、大司命（主寿命的神）、少司命（主子嗣的神）、东君（太阳神）；②地□──湘君与湘夫人（湘水之神）、河伯（河神）、山鬼（山神）；③人鬼──国殇（阵亡将士之魂）。有人认为，在上述十种神灵里面,篇首“东皇太一”为至尊，篇末“国殇”为烈士，都是男性；其余则是阴阳二性相偶，即东君（男）与云中君（女），大司命（男）与少司命（女），湘君（男）与湘夫人（女），河伯（男）与山鬼（女）。《九歌》原来的篇次，也基本上是按照上述的关系排列的，今本《东君》误倒（闻一多《楚辞校补》）。
从《九歌》的内容和形式看，似为已具雏形的赛神歌舞剧。《九歌》中的“宾主彼我之辞”，如余、吾、君、女（汝）、佳人、公子等，它们都是歌舞剧唱词中的称谓。主唱身份不外三种:一是扮神的巫觋，男巫扮阳神，女巫扮阴神；二是接神的巫觋，男巫迎阴神，女巫迎阳神；三是助祭的巫觋。所以《九歌》的结构多以男巫女巫互相唱和的形式出现。清代陈本礼就曾指出：“《九歌》之乐。有男巫歌者。有女巫歌者；有巫觋并舞而歌者；有一巫唱而众巫和者。”（《屈辞精义》）这样，《九歌》中便有了大量的男女相悦之词，在宗教仪式、人神关系的纱幕下，表演着人世间男女恋爱的活剧。这种男女感情的抒写，是极其复杂曲折的：有时表现为求神不至的思慕之情，有时表现为待神不来的猜疑之情，有时表现为与神相会的欢快之情，有时表现为与神相别的悲痛与别后的哀思。从诗歌意境上看，颇有独到之处。
朱熹曾评《九歌》说：“比其类，则宜为三《颂》之属；而论其辞，则反为《国风》再变之《郑》、《卫》矣。”(《楚辞辩证》)同是言情之作，而《九歌》较之《诗经》的郑、卫之风，确实不同。但这并非由于“世风日下”的“再变”，而是春秋战国时期南北民族文化不同特征的表现。郑、卫之诗，表现了北方民歌所特有的质直与纯朴；而《九歌》则不仅披上了一层神秘的宗教外衣，而且呈现出深邃、幽隐、曲折、婉丽的情调，别具一种奇异浓郁的艺术魅力。
男女之情并不能概括《九歌》的全部内容。作为祭歌，由于它每一章所祭的对象不同，内容也就有所不同，如《东皇太一》的肃穆，《国殇》的壮烈，便与男女之情无涉。《国殇》是一首悼念阵亡将士的祭歌，也是一支发扬蹈厉、鼓舞士气的战歌。它通过对激烈战斗场面的描写，热烈地赞颂了为国死难的英雄，从中反映了楚民族性格的一个侧面。
《九歌》是以娱神为目的的祭歌，它所塑造的艺术形象，表面上是超人间的神，实质上是现实中人的神化，在人物感情的刻画和环境气氛的描述上，既活泼优美，又庄重典雅，充满着浓厚的生活气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