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铭文。描绘了至仁山中的一派深秋景色。文章开篇两句从山水落笔,写出山水的超凡脱俗;三四两句是仰望,写山峦之上飘浮的祥云,并熔铸进丰富的想象,突出山幽水静;接下去点明时序是秋季;然后笔锋一转,写山中的建筑和陈设和宅旁的花木;结尾两句抒发了作者“仁者爱山、智者乐水”的心境,点明作铭的主旨。此铭融情入景,虚实结合;音韵谐美;用典多而通达,深而雅妍。
前四句写至仁山的峰、水、云、人,笔墨似实而虚,有意借助古代神话传说,渲染飘缈仙气,将山神圣化。横峰如鹤岭,有仙人驾鹤飞掠;激水似龙津,多群鱼逆流腾跃;山上瑞云缭绕,有仙童出现,可访求飞升仙丹,是一座神异之山,令人神思飞越,遐想联翩。继而笔锋一转,改用实笔描写山舍景观:远而望之,睹“飞檐枕岭”之雄姿;近而察之,悟“壁绕藤苗”之生气;自屋向外看,得“窗衔竹影”之幽趣;还能饮菊延年益寿,观桐玄思人生,赏心悦目,美不胜收。以上句句含景,如诗如画,将至仁山风光形容得出神入化,清绮无伦。最后顺势画龙点睛,濡毫点出山居的最高心得,亦即此铭的玄妙旨趣:“仁者可乐,将由爱静。”唯此山为静境,且惟仁者方知此静山之可乐也。
此铭融情入景,写景如画,表现出作者对自然美体察入微的观察力和点染神化的表现力。章法上,虚笔与实笔相辅相成,景语与情语相得益彰,尤堪玩味。
诗人用故设悬疑的手法反映了中晚唐之际的社会现实,揭露了唐朝中央政府对东南四十三州百姓疯狂盘剥的这一事实。
“汴水通淮利最多”,通济渠的开凿沟通了南北的交通,促进了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生人为害亦相和”,这里是指运河的开通对老百姓来说,利和害是连在一起的,中晚唐以后,随着社会政治形势的变化,祸害变得越发明显。
“东南四十三州地,取尽脂膏是此河。”运河成了运输必不可少的渠道,可怜四十三州的百姓一年的劳动果实全都通过这条运河被输往唐王朝的府库,从此陷进了深重的灾难之中。
此诗虽咏汴河,但揭露的却是统治阶级的横征暴敛。诗文由汴河直进船展开议论,既肯定了汴水开通的好处,也鲜明地指出了随之而来的祸害。诗人十分同情劳动人民,斥责了统治阶级利用运河搜刮民脂民膏的无耻行径。
诗的首联是大难之后的感喟之词。“十载江南事已非,与君辛苦各生归。”古人感叹世事变迁,常以物是人非相称。而在这清初的十年中,经历了生死交关的艰难历程不仅人非、物非,事事皆非,诗人和朱四辅都是经过了曲折艰辛的“辛苦”归程,九死一生,才得以“生归”活着过来。回首往事,自心中升起一种沉痛悲凉的沧桑感。更尤有盛者,明清易代之际的历史,尤其在江南一带,是比任何改朝换代都更加惨绝人寰的。
颔联是对历史的沉痛回顾。“愁看京口三军溃,痛说扬州十日围。”明崇祯十七年(1644)三月,北京城破。五月,福王朱由崧称帝,命史可法督师于扬州。由于南明朝廷昏庸,内讧不断,致使清兵长驱南下。顺治二年(1645)四月,清兵制造了“扬州十日”历史事件。五月,南明弘光帝被俘,次年死。顾炎武这里只是指出了当时历史最沉痛的一刻。“愁”是愁南明旧朝的昏聩,“痛”是痛满清新朝的暴酷,一“愁”一“痛”之间,蕴含了历史的悲感。
颈联写时光如水逝,历史犹在目。“碧血未消今战垒,白头相见旧征衣”。据史料记载,明末清初,各地反清武装斗争连绵起伏,一直延续了四十年, “碧血末消”既表现了反清斗争的激烈、烈士们的血洒疆场,又表现了仁人志士坚强不屈的意志。诗人写诗时是四十岁,不当以老人自称的,这里的“白头相见”显然流露出了一种人生短暂功业未就恢复大计遥遥无期的惆怅与感慨,然而顾炎武虽然是艰难困苦,他还是念念不忘那为之奋斗的理想,于是与友人相见,自然而然地叙起了从前的战争生涯。这一联看似平淡,然而平淡之处自有心胸的流露,与友人相对,他想到的不仅是旧日的那不堪回首的往事,他为之奋斗的是未来他那复明的理想境界。
尾联诗人与友人互勉,寄希望于来者。诗人为了理想的未来,他告诫友人不要叹息,要像古代的英雄那样去奋斗:“东京朱祜年犹少,莫向尊前叹式微”。这两句,诗人是以朱祜比朱四辅。“式微”这里代指哀叹,是鼓励朱四辅不要意志消沉,不要只是哀怨悲叹,而要像东汉的朱祜那样建功立业,为恢复故国而努力。这里不仅是鼓励友人,实际上也是在表现自己那不屈服的坚强意志。
这首诗悲叹往事凄楚动人,但格调并不仅仅流于低沉凄婉,在哀伤悲凉之中同样也洋溢着慷慨激昂积极向上的热情,这热情是顾炎武其诗的热情,也是其人的热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