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灵王乃是春秋后期一位极富争议的君主，乃楚庄王的孙子，楚共王的次子，楚康王的弟弟。楚康王死后，其幼子即位为君，当时担任执政官（令荡）的灵王趁国君生病，亲手勒死了国君，自立为王。楚国历史上一直有王子弑君自立的传统：成王杀兄自立，穆王杀父自立，灵王则杀侄自立，三者都获得了大臣的承认，坐稳了江山；但是在《春秋》上，仍然不免被讥讽为乱臣贼子。
自从楚共王以来，楚国霸业日益衰落，晋国占据优势，吴国也强大起来。灵王即位后，与吴国多次交战，先后灭了陈、蔡两个华夏诸侯国，又修筑了东西不羹两座大城以威慑中原，终于在会盟中压倒晋国，重新成为霸主。从这个角度看，灵王可谓中兴之主。但是他的霸业完全依靠武力和威压，而不像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当年那样威德并用，中原诸侯大多心中不服，楚国国内也有大量不稳定因素。灵王不思采用怀柔手段稳固政权基础，反而再次出兵与吴国争夺徐国（今徐州一带），《子革对灵王》的故事就发生在这时。
灵王率军驻扎在离徐国不远的乾溪，以狩猎为名，炫耀武力。看看他穿着的服装：皮毛做的帽子（皮冠），秦国赠送的羽衣（秦复陶），翠鸟羽毛做成的披风（翠被），豹皮做的鞋子（豹舄），手中还拿着鞭子。以上服饰极尽奢华，有楚国本土的特产，还有别的诸侯进献的宝物，充分显示了楚王作为霸主的威严。灵王一直以好大喜功著名，郑国名臣子产就曾指出此人虚荣心太强，未来难以善终。狩猎归来，大臣子革进见，灵王遂摘下帽子，脱下披风，放下鞭子，以示对大臣的尊敬。
这个子革是何许人也？不是楚国本土的大臣，而是从郑国来楚国“政治避难”的公子，原名郑丹，子革是他的字。春秋时代列国人才流动频繁，“楚材晋用”的例子很多，中原人才逃往楚国的也不少。子革作为一个落魄的公子，能够做到执政官的助手（右荡），显示了楚国任用人才的不拘一格。灵王接下来与子革的对话，则显示了对子革这一外国人的充分信任。
灵王对子革的问话很长，但精髓很简单：想要这个，想要那个，什么都想要，贪心不足而已。灵王首先回顾了自己的祖先对周王朝的巨大功勋（其实楚国在西周乃是不到百里的小国，远没有灵王吹的那么伟大），然后耿耿于怀地指出，齐国、晋国、鲁国、卫国都得到了周天子赐予的礼器，楚国却没有。如果现在派人向周天子索取礼器，天子会不会给？
子革回答：“肯定会给啊！我们楚国的祖先，勤劳勇敢那是没话说，可当时我们不是周天子的亲戚，天子就不拿我们当回事。今天可不一样了，周天子害怕我们，齐国、晋国、鲁国、卫国都服侍我们，大王您派人去要礼器，天子哪敢不给啊？”
这段回答很对灵王的胃口，于是他得寸进尺地继续问：许这个地方（即今天的许昌），原本是楚国祖先的伯父的封地（都过去一千多年的事情了，亏灵王还好意思拿出来说），后来郑国人占领了这片土地，不把它还给楚国。如果楚国现在派人去索取这片土地，郑国会不会给我们呢？
子革回答：“肯定会给啊！周天子都不敢不给我们礼器，郑国怎么敢不给我们土地啊？”
灵王听了这两个回答，简直是心花怒放，欲望继续膨胀，于是又问道：原先晋国称霸中原，是因为晋国离中原比较近，我们楚国离中原比较远。现在我们在中原建立了陈、蔡、东西不羹四座大城，都可以出动一千辆兵车，诸侯应该害怕我们了吧？
子革回答：“肯定会害怕啊！这四个城池的兵力足够威慑诸侯了，何况还有楚国本土的兵力呢？谁敢不害怕大王啊！”
至此，灵王的自信心和欲望已经膨胀到极点，幸亏工匠进来请求他去观看玉器的制作，否则真是难以想象，接下来他还会提出多么天真的问题。
灵王以上的问题，有许多失礼的地方。子革是郑国人，郑国是周朝的同姓，又是华夏诸侯。灵王不仅大大咧咧地问他割让郑国土地的问题，还公然提出要威逼周天子、镇压华夏诸侯，丝毫不顾及子革作为郑国人的感情，只能说明他已经被欲望蒙住了眼睛。楚国当时的国力强盛，可以做到威慑周朝和其他诸侯，但灵王提问的口吻如同想要糖果的小孩子，实在不是一个霸主应有的作风。汉朝的汲黯曾讽刺汉武帝“内多欲而外施仁义”，楚灵王则是赤裸裸的“外多欲”，连行仁义的幌子都懒得打一下。
灵王的欲望和子革的逢迎，果然引起了其他大臣的不满。大臣析父趁灵王不在，对子革抱怨道：“您是在我们楚国很有名望的人，现在大王问你话，你只知道唯唯诺诺，我们国家该怎么办啊？”子革胸有成竹地回答：“我刚才是在磨刀子呢，等一会大王出来，我的刀刃就要砍下来啦！”先秦时的思想家并不崇尚犯言直谏，而是崇尚温和委婉的讽谏，晏子、邹忌、孟子等均是讽谏的典型。可惜后世的谏官大多贪图名垂青史，以犯上为荣耀，以直谏为正道，已经远远偏离了孔子赞许的劝谏之道。
灵王从工匠那里出来了，这时，楚国的史官倚相正好经过。灵王就指着倚相说：“这是我们楚国的良史啊，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这些古书。”《三坟》《五典》是三皇五帝的书，《八索》是关于八卦占卜的书，《九丘》则是关于九州地理人情的书。灵王得意洋洋地引用这些书名，大概不是为了称赞倚相的博学，而是为了炫耀楚国的人才众多，间接说明自己这个国王的伟大。可这正好给了子革一个“下刀子”的机会。
子革不屑地说：“我曾经问倚相，周穆王在位的时候喜欢到处游玩，大臣祭公作了一首《祈招》之诗以克制穆王的欲望，结果穆王果然没有遭到祸乱，得到了善终；倚相居然不能背诵《祈招》，这算什么博学啊？”（其实子革只是找一个由头罢了，倚相并不一定就不会背诵那首诗）灵王一听，果然来了兴致，就要子革把《祈招》背诵给他听。子革就背诵道：
“司马祈招多么和悦安详啊，向人民传播大王的德音。想我们大王的德行，就像美玉，又像黄金。他有限度地使用民力，没有酒足饭饱之心。”
—— 这首诗的意思是，君主应该按照人民能够承担的限度来使用民力，不要用民力来满足自己的欲望，这样的君主才算是具备金玉一样的德行，他的德行才会被天下的人民传诵。“无醉饱之心”，与刚才灵王欲壑难填、贪求利益的心态相比，是多么格格不入啊！用孔子的话说，这首诗就讲了四个字：“克己复礼”。
楚灵王虽然被欲望冲昏了头脑，却不失为一个聪明人，很快理解了子革的意思。他向子革作揖表示感谢，回到休息的地方，当天就饭也吃不下，觉也睡不着——我们知道，一个人克制欲望的时候，很容易出现这种心神不宁的情形，一个普通人克制一下烟瘾、酒瘾尚且如此，何况一国之君克制权力欲？结果很悲惨，虽然子革的谏言打动了灵王，灵王却无法克制自己。第二年，楚国内部就爆发了政变，穷兵黩武的灵王被废黜，其弟登基为王，众叛亲离的灵王最后在荒野自杀，这就是一代霸主的下场。
春秋时期的霸主，能够善终的不多，像灵王这样身死而为天下笑的却不少。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最后因为宠信佞臣，饿死在床上，死后齐国有五世之乱；秦穆公是秦国最贤明的君主，却因为利令智昏而多次败于晋国，子孙三百年不能出函谷关一步；晋厉公在鄢陵击败楚军，独霸中原，几年之后就被卿大夫杀死，只有一辆牛车陪葬；吴王夫差先后打败齐、晋、楚，却死在自己的手下败将越王勾践手里，吴国随之灭亡。《诗经》有之：“靡不有初，鲜克有终”，不是说越到后面难度越大，而是说成功的人心态会有变化，一旦欲望膨胀起来，就算想保全身家性命都不容易，谈何建功立业？
孔子曰：“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克己，就是要克制自己的欲望；复礼，就是要符合周礼的规定。一旦能够做到克己复礼，则天下纷纷扰扰都归于自己的仁心，不再会有欲壑难填的苦恼，也不会再有自取灭亡的冲动。可惜后世的理学家把“克己复礼”四个字理解成了“存天理，遏人欲”，最终变成了片面空谈性理，消灭人的正常欲望，与孔子和先秦其他哲人的本意相去甚远。
怀人之作，在古诗词中是多得数也数不清，要做到不和别人雷同实在不容易。袁去华这首《 安公子》就以其构思别致、章法新颖而独有特色。
这首词从写初春景色入手：那嫩黄色的新柳带来万物苏生的消息，同时也使词人胸中思家的种子急剧萌芽，生长。看见新柳 ，自然地想到当日离别时爱人折柳赠别的情景。柳者，留也。作者不但没有被留在家里，如今反而在外地羁留，这怎不教人睹物伤怀呢 ？再说春浅衣寒，又加上风雨，有谁又不想象中的温暖呢？所以前四句貌似写景 ，其实已笼得全篇之意。《蕙风词话》卷三说：“作慢词，起处必须笼罩全阕 。近人辄作景语徐引 ，乃至意浅笔弱，非法甚矣。”这首词虽用景语开头 ，但景中含有浓烈的感情 ，这自然除了被人讥笑“意浅笔弱”的可能 。“燕子来时”是由春天的到来而自然引出来的；而燕子来自南方，又自然把作者的思绪牵向“了在南方的家乡”并产生人归落“燕”后的感情。不过，作者没有正面说出这些意思，而只是问燕子在来时的路上是否看见了他的爱人。这一问安排得轻灵新巧，极有韵味，也极情深。况且问语中又设想爱人是在“绿水桥边路”旁的“画楼”上这不是又在暗示对方也在思念自己吗？“料静掩云窗，尘满哀弦危柱”则直写对方情绪。作者的本意是要写自己怀人，但这里却构思出一个人来怀自己的场面，这是很有意思的 。刘永济以为这种方法是来自《 诗经》，他说 ：“《 陟岵》之诗不写我怀父母及兄之情，而反写父母及兄思我之情，而我之离思之深 ，自在言外。后世词人，神明用之，其变乃多。⋯⋯先写行者念居者，复想居者思行者，两地之情，一时俱极：皆此法也。”（《词论》）
下片放下对方，又开始从自己方面叙说。庾信作有《愁赋》，全文今已不见传，尚留有“谁知一寸心，乃有万斛愁”等句。词中说象庾信那么多的愁为什么都聚在我的眉端？这是自己向自己发问，问得颇有感慨。庾信的愁，作者是从文章里看到的，这里设想聚在了自己眉端，这种想象也十分新鲜。那么多愁都在眉端 ，如何受得了？因而总得排遣，“独立东风弹泪眼”就是设想出来的遣愁法之一。只是这一句写抛泪者形象，单独看来并没有多少特别的好处，但由于作者是在水边 ，而他的意中人也在“绿水桥边路”，所以他顿生寄泪的念头。这一想法新鲜、大胆，设想的意境又十分美丽、浑厚。假如真能寄得眼泪回去，那将比任何书信都能证明他诚挚的思念。而且因为有了这一句 ，“独立东风弹泪眼”才脱俗超尘，放射出奇特的色彩。可是语虽新奇，寄泪终究是办不到的。痴想过后 ，眼前仍旧是“ 永昼”，是“春”，是“闲”，排愁无计的主人无奈何又向自己发出“ 人倦如何度”的问题，这连续的发问可以使我们联想到词人举措茫然的神态和无处寄托的心情，愁思之深也由此更加突出了。同样 ，“ 人倦如何度”的满意答案是没有的，“闲傍枕”就正好说明了并无度时良法，于是作者百无聊赖只好去听“ 黄鹂语”。黄鹂鸣声悦耳，是否它真能稍解苦闷呢？“ 唤觉来厌厌”，作者在黄鹂声中恍惚入睡，又被同样的声音唤醒，醒来后精神“厌厌”地，一点不振，因此我们知道黄鹂语不但没有使作者消忧，反而空添一段惆怅。“残照依然花坞”，仍用景语结尾。同开头呼应 。“念永昼”以下数句，似从贺铸《薄幸》词翻出。贺词去 ：“正春浓酒暖，人闲昼永无聊赖 。厌厌睡起，犹有花梢日在。”总言愁闷无聊 、日长难度之意。而此意，晏殊《踏莎行》“一场愁梦酒醒时，斜阳却照深深院”已先说破。像午睡醒时、斜阳犹照之事，人人所曾经历，但构成意境，写入词章，则非有心人不能。正如王国维所云“常人能感之而唯诗人能写之 ，故其入于人者至深”（《清真先生遗事·尚论》），因之能作此等语者也就不止一二人。说是承袭也好，说是暗合也好，写来能大略有所变化增益便都可以留传下来。总的说来这首词的想象和构思能不落俗套，结构又十委婉曲折。《古今词论》曾说 ：“填词，长调不下于诗之歌行长篇。歌行犹可使气，长调使气，便非本色。高手当以情致见佳。盖歌行如骏马蓦坡 ，可以一往称快；长调如娇女步春，旁去扶持，独行芳径，徙倚而前，一步一态，一态一变，虽有强力健足，无所用之。”袁去华的《安公之》完全达到了这一点。
此外，这首词另一特点是下字准确、生动。比如：“嫩黄匀遍鸦啼处”一句不仅声色俱全，而且用“匀”字写颜色，一方面使人觉得处处都有春色，另一方面又仿佛是从一处匀向别处，因而色彩都并不算浓。这种著色法既符合初春的情调 ，也使色彩空灵透明 。
再如：写对方用“静掩云窗”，“掩”而且“静”则表达作者怀人已久已深的情怀 。又，“ 尘满哀弦危柱”说尘已覆琴，当然是很久已经没有去整理了；但对久不发声的弦 、柱仍然用“哀”“危”修饰，那么女主人内心的痛楚就是可想而知的。再如 ：“为谁都著眉端聚”用“都”“著”“聚”写愁，既显示了很深的愁思，又形象鲜明，似乎读者对此愁可见，可触。还有：“独立东风弹泪眼”中的“弹”字能使抛泪有声，并且正因为有了它，“寄烟波东去”才有了根据。
全词意脉清晰，结构甚巧。设想奇妙而入情，“问燕”与“寄泪”的举动为全词增加许多色彩。词之妙，主要在章法。景起景收，章法浑然。
全歌自始至终以“龙”比喻晋文公，以蛇比喻追随晋文公的臣子。前四句为第一部分，以龙飞天下，喻指晋文公前后十九年的流亡生活；以五蛇追随辅佐，喻指其追随者的情况。据《史记》，重耳流亡，足迹遍及于狄、卫、齐、曹、宋、郑、楚、秦等国，其追随者中最著名的是赵衰、咎犯、贾佗、先轸、魏武子等五位贤士，《左传》所述五人与此有出入。
后六句为此歌的后一部分，说重耳返晋，即位后的事。歌中以龙施露雨于四蛇，喻指五贤士中四人得其封赏；羞于封赏而槁死于中野的“一蛇”，则是指介之推。按之《史记》与《左传》，介之推都不在五人之中；这是先秦系统的《龙蛇歌》与史书记载的一点重大差别。至于介之推“羞之”的原因，《左传》与《史记》中都是说得很清楚的。介之推认为，重耳之得以回国立为晋君，乃是天意，而赵衰、魏武子等人“贪天之功以为己力”而竟获得封赏，这是“上（指晋文公）下（指赵衰等人）相蒙”，对于这样的君臣，是很难与他们和谐相处的。可见所谓“羞之”，也就是羞于与这些人为伍。故归隐绵山，至死不出。
从自全名节、洁身自好的角度说，介之推确实算得上是中国历史上清高之士的一个典型。我国古代相传至今的寒食节——清明前一日禁火，有一种说法认为即是为纪念介之推被焚而设，足见介之推在后人心目中的地位。至于文公的封赏，从历史记载看来，大体上是做到了论功行赏且是甚得民心的，故《史记》说：“晋人闻之，皆说（悦）。”介之推全盘否定文公的封赏，并由此而宁死也不愿为其效力，平心而论，其看法与做法都是过于偏激、并不可取的。
这首《龙蛇歌》的特色是通篇用比。古代诗法“赋、比、兴”中的“比”，在近代修辞学中可以大别为“比喻”与“比拟”两大类。“比喻”，即打比方，以甲物比乙物；“比拟”，则是将物拟人（简称拟人）或将人拟物（简称拟物）。“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高烛照红妆”（苏轼《海棠》），把红海棠花说成“红妆”（穿红衣服的女子），是拟人；“姑山半峰雪，瑶水一枝莲”（白居易《女道士》），把肌肤白皙、穿着素净的女道士比成半峰白雪、一枝白莲，是拟物。《龙蛇歌》以龙蛇比君臣，也是属于拟物一类。“比拟”的写法较之直言的“赋”体，从消极一面说，可以避免过分的直露；从积极一面说，则是可以更加婉转曲达自己深刻的内心体验。值得特别提出的是，《龙蛇歌》中的“拟物”，与一篇中部分采用拟物的手法有很大的不同。它不只是作为一种手法存在，而且已成了全篇的一种基本构思。因而，作品不仅在具体字句上具有比喻性，而且在全篇文意上具有象征性——在这看似新奇的童话般的动物世界里，真正在上演的乃是一幕幕风云变幻的人间的活剧。至于此诗的语言风格，与绝大多数早期古诗一样，显得相当平浅朴实；但由于所述内容关系到一个有名的君臣关系的故事，且延伸及于有关民情风俗的“寒食”节，所以虽只短短十句诗，仍是颇为耐读、颇让人寻味的。
这首词，就是以极大的悲痛，倾诉自己的不幸，揭露其恶婆、暴夫的冷酷无情。词的上片写自己得了疟疾后家中人不仅不照顾，反而加以责骂，因而自己受尽了冤屈；下片写自已疟疾病发的凄凉情况，疟疾发作时间长，重复感染而频繁发作。全词语言哀婉，感情沉痛，具有强烈的感染力。
上片写词人患疟疾，卧病在床，无人关心，伤心落泪，反映了她孤独无援、悲痛欲绝的生活。开头三句，似一幅孤女卧病图：一位孤苦伶仃的女子，僵卧在病榻上，昏昏沉沉，无人理睬她，关怀她。“依依”，形容“孤影”，说明词人对人生的依恋和热望。“孤影”说明她受到家人的虐待，无人关心。“浑似梦”，形容她患疟疾，昏睡似梦中，神志不清，比喻贴切。接着“受多少”三句，就写词人生活上遭到的不幸，她受尽了许多欺凌和侮辱，,即使有药，也难治她内心的创伤。“蝶嗔蜂怒”，有象征之意，暗指词人的丈夫和婆婆对她的“嗔怒”凌辱，显得含蓄不露。词人显然把自己比作“花”，“花症”即指自己内心的创伤。“最忙时”两句，又写了词人操持家务的辛劳，她根本没有时间去照顾自己的病，给自己煎药。这最具体地说明她在家庭中处于被遗弃、被虐待的地位和不幸的命运。所以上片最后两句，就写出她的深忧和痛苦，她要倾诉“浓愁”，她只能每天用泪洗脸，她怨恨自己不被理解，无法沟通。这当然是婚姻的悲剧。这里用“浓愁”，用“滴干清泪”；用“诉尽”，不仅写出她的痛苦，也写出了她的抗争。
下片继写受疟疾的折磨。开头四句，具体地写出疟疾发病的情况，疟疾病退去是在酉时之后，病发是在午时之前，偏却在更深夜长之时不发作。而这时，是最惹人左思右想，令人难以入睡。接着“正千回万转”三句，描写即使在疾病发过之后，身体非常虚弱，但仍要起身操劳家务，直到太阳西沉，很晚才歇。“千回万转”，描写头晕目眩，四肢无力。“欲眠又起”，说明想睡觉，但为了干活，又不得不起身。“断鸿叫破残阳冷”，描写哀愁无人同情，现实冷酷。以大雁的哀鸣，残阳的冷酷，形象描绘出内心的悲苦，言有尽而意无穷。“晚山如镜”，描写在残阳夕照之下的青山明丽如画。“小柴扉烟锁，佳人翠袖恹恹病”描写词人生活在贫寒的家庭中，小小的柴条编的门，被暮霭笼罩着，她也像被关在牢笼之中，憔悴无力，病容满面。最后两句：“春归望早，只恐东风未肯。”集中表达了词人对现实的渴望和追求，但她清醒地认识到，她渴望的春天，是不会轻易地赐给她的。这两句用象征手法，“春”，象征美好的事物；“东风”，显然是一种恶势力的象征。
这首词，写得如此婉曲、凄苦。既逼真地描绘了病魔对她的折磨，也控诉了这个罪恶家庭对她的非人待遇。语言通俗沉痛。
信中前二段，说明不曾如约去河畔给尹送别，又未能及时写信的原因。《欧阳修集》中有《于役志》，记录了此行经过。
第三段，说到江陵府后问当地人，说这里离郢州只有二天路程，才高兴地给尹写信。又在路上见到胞兄欧阳昞，说有人见到尹经过襄州，估计到郢州已经很久了。尹思想上的苦乐，不问也能明白，急于要问的，是别后身体平安否，家里的人对这次贬谪态度如何，曾经受到埋怨否，第六个儿子旧病痊愈否。
第四段，写自己路上的情况。一路多是过去游历过的，还有亲友接待，而且一直风平浪静。母亲亦为此行高兴。又听说夷陵物产丰富，像开封、洛阳，且多水果、蔬菜，更是觉得可喜。昨天因为到郡参见转运使，才知道自己已是县令了，其余一切都像过去一样。宋代的馆职，官位虽不高，却是储养人才的所在，不少卿相大臣都由此出身，所以欧阳修有“身是县令”的感慨。
第五段，是这封信中重要的一段，一方面解释尹的疑问，一方面说明自己的态度。说确曾担心过自己不自觉地以过于苛责别人来取得忠直的名声，如今想来决非如此。而当时给高若讷写信，也是由于极端愤慨而责备他，并非把他看作朋友。高若讷将这封信上告朝廷，是意料中的事。所以一路上来亲友们大多以这次被贬谪是出于意料慰问，都是不了解自己的思想。尹信上所说，做这件事并非忘了父母之恩，这又是错了。义之所在不得不发，获罪即使受死刑，不能说是忘掉父母之恩，这道理一时说不清楚，须得见面时详细讨论。这是封建社会中所谓“忠孝不能两全”的矛盾，欧阳修在《新五代史》的《明宗子从璟论》、《符习论》中都论及这问题，认为“忠孝以义则两得”，实际亦无法解决。
第六段，用古今言事者的对比，慨叹宋朝建国这五六十年来，像高若讷一样沉默畏惧的人，充斥世间，相师成风。所以突然间见到几个敢于言事的人，连地位低下的奴仆，也十分惊怪。据《宋史纪事本末》，范仲淹等被贬后，“馆阁校勘蔡襄作《四贤一不肖诗》，以誉（范）仲淹、（余）靖、（尹）洙、（欧阳）修而讥（高）若讷，都人士（争）相传写，鬻书者市之以得利。契丹使适至，买以归，张以幽州馆”。正因为舆论所归，所以在信中告诫不要津津乐道“前事”。现在在偏僻的地方作清闲的小官，只有每日加强自己的道德修养，这些事不必说，只是对“自疑”的简单说明罢了。
第七段，写在楚州与余靖见面时的谈话。据《于役志》，六月己未，“遂至楚州，泊舟西仓，始见安道（余靖）于舟中”，“辛酉，安道解舟，不果别”。说当时和余靖讨论人生遭遇的事很详细，余靖也认为如此，经常见到前代的著名人物，在论事时感动奋发不怕诛死，等到到了贬地，却忧愁哀伤形诸文字，他们心中的快乐痛苦和普通人一样，就是唐代的韩文公（愈）也不免如此。因此告诫余靖，不要写忧愁哀伤的文章。从中也可看出自己对待此事的态度吧。近代亦有因言事被贬的人，有的故作傲逸，有的放任于酒，声称只管大事不顾小节。而自己一直谨记您临别时的话，到夷陵后一定谨慎地做好本职工作，不会像当年在洛阳时那样游饮无度了。
这封信，是作者答复尹洙的疑问，抒发自己的怀抱，层次分明，感情充沛。作者把言事获罪被贬谪视为当然，说明当时给高若讷去信时，唯一担心的是责难他是否太苛刻，自己有无邀取忠直名声的动机，在自省不疑后，就一切处之泰然，不以迁谪之情萦怀。同时提出在贬所要勤官慎职，不作穷愁的文字，以韩愈为戒。并在此后与尹洙往来的信中，建议尹洙继续完成在馆阁时共修的《十国志》，表示“吾等弃于时，聊欲因此粗伸其心”。其目的都在于和同时遭贬的朋友互相鼓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