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诗歌源远流长,但以叙事为主的史诗却一向不发达,因此《诗经》中为数不多的几篇具有史诗性质的作品,便受到今人的充分关注。《大雅·生民》就是这样的作品。
此诗带有浓重的传说成分,而对农业生产的详细描写,也反映出当时农业已同畜牧业分离而完成了第一次社会大分工的事实。
诗共八章,每章或十句或八句,按十字句章与八字句章前后交替的方式构成全篇,除首尾两章外,各章皆以“诞”字领起,格式严谨。从表现手法上看,它纯用赋法,不假比兴,叙述生动详明,纪实性很强。然而从它的内容看,尽管后面几章写后稷从事农业生产富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却仍不能脱去前面几章写后稷的身世所显出的神奇荒幻气氛,这无形中也使其艺术魅力大大增强。
诗的第一章写姜嫄神奇的受孕。这章最关键的一句话是“履帝武敏歆”,对这句话的解释众说纷纭,历来是笺注《诗经》的学者最感兴趣的问题之一。毛传把这句话纳入古代的高禖(古代帝王为求子所祀的禖神)祭祀仪式中去解释,云:“后稷之母(姜嫄)配高辛氏帝(帝喾)焉。……古者必立郊禖焉,玄鸟至之日,以大牢祠于郊禖,天子亲往,后妃率九嫔御,乃礼天子所御,带以弓韣(dú),授以弓矢于郊禖之前。”也就是说高辛氏之帝率领其妃姜嫄向生殖之神高禖祈子,姜嫄踏着高辛氏的足印,亦步亦趋,施行了一道传统仪式,便感觉怀了孕,求子而得子。唐代孔颖达的疏也执此说。但汉代郑玄的笺与毛传之说不同,他主张姜嫄是踩了天帝的足迹而怀孕生子的。云:“姜嫄之生后稷如何乎?乃禋祀上帝于郊禖,以祓除其无子之疾,而得其福也。帝,上帝也;敏,拇也。……祀郊禖之时,时则有大神之迹,姜嫄履之,足不能满履其拇指之处,心体歆歆然,其左右所止住,如有人道感己者也。于是遂有身。”这样的解释表明君王的神圣裔传来自天帝,是一个神话。然在后世,郑玄的解释遭到了王充、洪迈、王夫之等人的否定。现代学者闻一多对这一问题写有《姜嫄履大人迹考》专文,认为这则神话反映的事实真相,“只是耕时与人野合而有身,后人讳言野合,则曰履人之迹,更欲神异其事,乃曰履帝迹耳”。他采纳了毛传关于高禖仪式的说法,并对之作了文化人类学的解释:“上云禋祀,下云履迹,是履迹乃祭祀仪式之一部分,疑即一种象征的舞蹈。所谓‘帝’,实即代表上帝之神尸。神尸舞于前,姜嫄尾随其后,践神尸之迹而舞,其事可乐,故曰‘履帝武敏歆’,犹言与尸伴舞而心甚悦喜也。‘攸介攸止’,‘介’,林义光读为‘愒(qí)’,息也,至确。盖舞毕而相携止息于幽闭之处,因而有孕也。”闻一多的见解是可取的。还有两点:一、足迹无非是种象征,因此像王夫之等人那样力图在虚幻和事实之间架桥似乎是徒劳的。二、象征的意义是通过仪式的摹仿来完成的,舞蹈之类都是摹仿仪式,而语言本身也可以完成象征的意义,如最初起源于祭仪的颂诗;正是由于语言的这种表现能力的扩张,神话才超越了现实,诗歌乃具有神奇的魅力。
诗的第二章、第三章写后稷的诞生与屡弃不死的灵异。后稷名弃,据《史记·周本纪》的解释,正是因为他在婴幼时曾屡遭遗弃,才得此名。此篇对他三次遭弃又三次获救的经过情形叙述十分细致。第一次,后稷被扔在小巷里,结果是牛羊跑来用乳汁喂养了他。第二次,后稷被扔进了大树林,结果正巧有樵夫来砍柴,将他救出。第三次后稷被扔在了寒冰之上,结果天上飞来只大鸟,用温暖的羽翼覆盖他温暖他。初生的婴儿经历了如此大的磨难,终于哇哇哭出了声,声音洪亮有力,回荡在整条大路上,预示着他将来会创造辉煌的业绩。那么,对于后稷遭弃这一弃子之谜,历代经史学家有许多解释。贱弃说在鲁诗中就已产生,刘向《列女传》和郑玄笺都执此说。另一较早的说法是遗腹说,首先由马融提出。此后,苏洵持难产说,朱熹持易生说,王夫之持避乱说,臧琳持早产说,胡承珙持速孕说。另外又有晚生说、怪胎说、不哭说、假死说、阴谋说等等。近世学者则多从民俗学角度出发,各倡轻男说、杀长说、宜弟说、触忌说、犯禁说等。英雄幼时蒙难是世界性的传说故事母题,一连串的被弃与获救实际上是仪式性的行为。古代各民族中常有通过弃置而对初生婴儿体质作考验或磨练的习俗,这种做法名为“暴露法”(Infantexposure),弃子传说则是这种习俗遗迹的反映,弃子神话正是为了说明一个民族的建国始祖的神圣性而创造的,诞生是担负神圣使命的英雄(具有神性)最初所必经的通过仪式,他必须在生命开始时便接受这一考验。而所有的弃子神话传说都有这么一个原型模式:一、婴幼期被遗弃;二、被援救并成长为杰出人物;三、被弃和获救都有神奇灵异性。此诗第三章中的弃子故事,自然也不例外。这一章除了叙事神奇外,笔法也可圈可点,对此前人也有所会心,孙鑛说:“不说人收,却只说鸟去,固蕴藉有致。”俞樾说:“初不言其弃之由,而卒曰‘后稷呱矣’,盖设其文于前,而著其义于后,此正古人文字之奇。”(均见陈子展《诗经直解》引)
诗的第四至第六章写后稷有开发农业生产技术的特殊禀赋,他自幼就表现出这种超卓不凡的才能,他因有功于农业而受封于邰,他种的农作物品种多、产量高、质量好,丰收之后便创立祀典。这几章包含了丰富的上古农业生产史料,其中讲到的农作物有荏菽、麻、麦子、瓜、秬、秠、麇、芑等。对植物生长周期的观察也很细致,发芽、出苗、抽穗、结实,一一都有描述。而对除杂草和播良种的重视,尤其引人注意。这说明汉民族已经开始成为以农耕为主要生产方式的民族。甲骨文中,“周”字写作“田(四格中各有一点)”,田是田地,四点像田中密植的农作物,可见汉民族的命名是与农业密切相关的。据史载,弃因善于经营农业,被帝尧举为农师,帝舜时他又被封到邰地。弃号后稷,后是君王的意思,稷则是一种著名的农作物名。周人以稷为始祖,以稷为谷神,以社稷并称作为国家的象征,这一切都表明汉民族与稷这种农作物的紧密联系。那么对于稷具体究竟是哪一种谷物的问题,唐宋人多以为稷即穄,是黍的一种,清代经学家、小学家则普遍认为就是高粱,这几乎已成定论。今人又有新说,认为它是禾的别名,也就是粟,去种皮则称小米。这几章修辞手法的多样化,使本来容易显得枯燥乏味的内容也变得跌宕有致,不流于率易。修辞格有叠字、排比等,以高密度的使用率见其特色,尤以“实……实……”格式的五句连用,最富表现力。
诗的最后两章,承第五章末句“以归肇祀”而来,写后稷祭祀天神,祈求上天永远赐福,而上天感念其德行业绩,不断保佑他并将福泽延及到他的子子孙孙。诗中所述的祭祀场面很值得注意,它着重描写粮食祭品而没有提到酒(虽然也是用粮食制成),这大约也表明后稷所处的尧舜时代酒还没有发明吧。据《战国策·魏策》记载:“昔者帝女令仪狄作酒而美,进之禹。禹饮而甘之,遂疏仪狄,绝旨酒,曰:后世必有以酒亡其国者。”则中国酒的发明在夏代,此诗的叙述当可作为一个重要的旁证。而烧香蒿和动物油脂这一细节,恐怕也是后稷所创祀典的特殊之处。“上帝居歆”云云,则反映出当时可能有人扮的神尸来享用祭品,可供研究上古礼制参考。全诗末尾的感叹之词,是称道后稷开创祭祀之仪得使天帝永远佑护汉民族,正因后稷创业成功才使他有丰硕的成果可以作为祭享的供品,一结赞颂的对象仍落实在后稷身上,而他确也是当之无愧的。
此诗载于《全唐诗》卷三百九十五。下面是原扬州大学教授李廷先先生对此诗的赏析。
这是一首诗风粗犷,立意奇警的抒怀诗。奇就奇在最后一句:“磨损胸中万古刀。”
诗中说,每天太阳从东方升起,人世间纷繁复杂的事情便一一发生。韩愈也有“事随日生”的诗句,意思相同。当时正是唐代宦官专权,藩镇割据,外族侵扰的混乱时期。诗人经常看到许多不合理的事情:善良的人受到欺压,贫穷的人受到勒索,正直的人受到排斥,多才的人受到冷遇。每当这种时候,诗人便愤懑不平,怒火中烧,而结果却不得不“磨损胸中万古刀”。
作者是个富有正义感的诗人。《唐才子传》说他在少年时期“尚义行侠,旁观切齿,因被酒杀人亡命,会赦乃出,更改志从学。”这位年少时因爱打抱不平而闹过人命案的人物,虽然改志从学,却未应举参加进士考试,继续过着浪迹江湖的生活。他自幼形成的“尚义行侠”的秉性,也没有因“从学”而有所改变,而依然保持着傲岸刚直的性格。只是鉴于当年杀人亡命的教训,手中那把尚义行侠的有形刀早已弃而不用,而自古以来迭代相传的正义感、是非感,却仍然珍藏在作者胸怀深处,犹如一把万古留传的宝刀,刀光熠烁,气冲斗牛。然而因为社会的压抑,路见不平却不能拔刀相助,满腔正义怒火郁结在心,匡世济民的热忱只能埋藏心底而无法倾泻,这是十分苦痛的事情。他胸中那把无形的刀,那把除奸佞、斩邪恶的正义宝刀,只能任其销蚀,听其磨损,他的情绪十分激愤。诗人正是以高昂响亮的调子,慷慨悲歌,唱出了他自己的心声。
这首诗用“磨损的刀”这一最普通、最常见的事物,比喻胸中受到压抑的正义感,把诗人心中的复杂情绪和侠义、刚烈的个性鲜明地表现出来,艺术手法十分高妙。在唐代诗人的作品中,还没有看到用“刀”来比喻人的思想感情的。这种新奇的构思和警辟的比喻,显示了刘叉诗歌的独特风格。
《定风波·次高左藏使君韵》为黄庭坚贬谪黔州期间的作品。该词主要通过重阳即事,写出了黄庭坚在穷困险恶的处境中,不向命运屈服的博大胸怀,抒发了一种老当益壮、穷且益坚的乐观奋发精神。
上片首二句写黔中气候,以明贬谪环境之恶劣,前两句起调低沉,起篇为抑。黔中秋来阴雨连绵,遍地是水,人终日只能困居室内,不好外出活动。不说苦雨,而通过“一漏天”、“似乘船”的比喻,形象生动地表明秋霖不止叫人不堪其苦的状况。“乘船”而风雨喧江,就有覆舟之虞。所以“似乘船”的比喻是足不出户的意思,又影射着环境的险恶。联系“万里”二字,又有去国怀乡之感。下三句是一扬,写重阳放晴,登高痛饮。说重阳天霁,用“及至”、“也”二虚词呼应斡旋,有不期然而然、喜出望外之意。久雨得晴,又适逢佳节,真是喜上加喜。遂逼出“催醉”二字。“鬼门关外蜀江前”回应“万里黔中”,点明欢度重阳的地点。“鬼门关”这里是用其险峻来反衬一种忘怀得失的胸襟,颇有几分傲兀之气。
下片三句承上意写重阳赏菊。古人重阳节有簪菊的风俗,但老翁头上插花却不合时宜,即所谓“几人黄菊上华颠”。作者借这种不入俗眼的举止,写出一种不服老的气概。“君看”、“莫笑”云云,全是自负口吻。这比前写纵饮就更进一层,词情再扬,此为二扬。最后三句是高潮。此三句说自己重阳节不但照例饮酒赏菊,还要骑马射箭,吟诗填词,其气概直追古时的风流人物,更将豪迈气概表现到极致,此为三扬。此处巧用晋诗人谢瞻、谢灵运戏马台赋诗之典。末句中的“拍肩”一词出于郭璞《游仙诗》“右拍洪崖肩”,即追踪的意思。下片从“莫笑老翁犹气岸”到“风流犹拍古人肩”彼此呼应,一气呵成,将豪迈气概表现得淋漓尽致。
全词结构一抑三扬,笔力豪迈,抒发了作者虽被贬黔州、身居恶劣环境,却穷且益坚、老当益壮,不屈于命运的摆布的乐观精神和博大胸怀。
前两句“客心千里倦,春事一朝归”,先透过春日已归而人犹滞留不归,把王勃为客在外的心神写得神伤情悴。“春事一朝归”是借由春日返回大地的迅速,来比喻为客羁留在外的时间一下子就过了一年。至于“客心千里倦”一句,则是用来强调远在千里为客的神伤情悴,“倦”字原来是厌倦之意,对于远在千里为客感到厌倦,所以觉得神伤情悴。长久因为远在千里作客不得归而神伤的情怀,在眼见春日一朝而归的情景对比下,心灵自然显得益加憔悴恍惚。
后两句“还伤北园里,重见落花飞”,则是写出春日重回,春花重开又谢,但是作者羁留在外为客的情况,根本没有改变。“重见落花飞”一句,充分把王勃心中为客,千里外度日如年的心思表达出来。此诗起笔壮阔而有劲,文字修辞平淡而情感深厚,意境的表达十分浑厚,已具有盛唐诗的雏形了。
这首《羁春》诗与作者另外一首诗作《山中》诗的韵脚完全相同,而且两诗抒写的都是客愁旅思,但写诗的季节不同,环境不同。因此,两诗的情虽同而景则异:《山中》诗用来烘托情意的是秋风起、黄叶飞的景色;《羁春》诗用来烘托情意的是春事了、落花飞的景色。两诗的写法也有不同之处,在这首《羁春》诗中,情与景却是交错出现、杂揉在一起。应当说,《羁春》诗的艺术成就是不及《山中》诗的。相比之下,《山中》诗的笔墨较劲健,意象较浑成,句格也较成熟;《羁春》诗则略嫌柔弱显露,而且是一首失粘的律绝。但是,两诗合参,彰显作者的羁旅之情。
写出猎的词,元好问之前已有许多,而东坡《江城子·密州出猎》开其先声。由于出猎场面豪阔,气势雄壮,反映到词中,作品易以威武取胜。而元好问此词,更高出寻常威武一筹,在人事的见解上卓有特色,深沉高远。
“少年射虎”两句,劈头先用两个典故,反衬出猎主人的威猛。西汉李将军李广,曾经见草中石而以为虎,拉箭猛射,箭头深没石中。但李广射石,恐非少年时事,此处写法,主要是衬托年二十就以善战闻名的商帅完颜国器。“赤羽千夫膳”全用杜甫《故武卫将军挽词》之二中的一句,原是称颂将帅的立功塞外之事,此处亦说商帅把这视若等闲,可见商帅更比前人高出一头。
“金铃锦领,平原千骑,星流电转。路断飞潜,雾随腾沸,长围高卷。”这几句全写围猎场面。骏马金铃悬头,锦绣围脖,在平原民奔腾驰骋,如星流电转,而千骑齐奔,更见其气势雄大。高超的射猎技艺,使天上飞禽和水里游鱼的路全断了,乖乖地来到人们的囊中;白雾紧随着飞腾的马蹄,蔚为壮观;射猎队伍形成了合围的阵势,准备一网打尽入了围的野物。几句词,声调短促,吻合了射猎车骑风驰电掣的情势。“看川空欲静,旌旗动色,得意似,平生战。”围猎场面壮观,气势雄大,固然可观。然而,仅仅停留于此,则仍是雕虫之技,不足与言大者。这里,作者的笔触轻轻一点:“得意似,平生战”,既写出了商帅的善战,又用“得意”二字,写出了商帅视战争为“等闲”的军人气概。那喧闹车骑的背景,是川空谷阔的静谧,而五色旌旗飘摇飞动,变幻着高深莫测的图景,就像平生常常得胜的战役。
词的上片直写围猎,喧闹非常,都是眼前之景。词的下片切换到围猎回归军营的场景。“城月迢迢鼓角,夜如何?”这两句勾勒出寂寥空旷的夜景:古城上空,悬着一钩残月,鼓角声隐隐从远方传来,清静中富有动感。而“军中高宴”一句,归结了白日围猎满载而归的喜悦之情,也同时衬托了将帅的豪气。“江淮草木,中原狐兔,先声自远。”这里,作者的笔彻底从围猎荡开去了,他用“草木皆兵”之典,把中原大地上的敌军比作“狐兔”,形象描绘了商帅逼人的军威,而这些敌军,听到商帅兵马的声音以前,便已颓然远遁。如此煊赫的军威,用对面状况来表现,更显得气势宏大。“盖世韩彭,可能只办,寻常鹰犬。”韩信将兵,多多益善,曾在击败项羽的过程中起过非常重要的作用。彭越也曾参与致项羽于死地的垓下决战。这两员战将的战功,千古之下,未敢轻视。而作者则主,他们两人,不过只做到平常的鹰犬罢了。言外之意是,商帅决非此种人物。因此,由上文逼出最后两句:“问元戎早晚,鸣鞭径去,解天山箭。”唐代大将薛仁贵战胜九姓突厥于天山,此指商帅的才略志向,当效薛仁贵“三箭定天山”、一举扫清边患,这才是将帅本色。
全词气势峥嵘,场面豪阔,情境雄沉,不愧为名家手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