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词舍弃了通常赋比兴手法的运用,避开了作者感情的直接抒发,却巧妙地实写了少妇和灵鹊的两段心曲。词上片是少妇语,下片是灵鹊语。全词纯用口语,模拟心理,得无理而有理之妙,体现了刚健清新、妙趣横生的艺术特色。
有人说,这上下片之间是少妇和灵鹊的问答或对话,这说法恐怕不确。实际上倒更像二者的心理独白或旁白,这不仅从语气和清理上看,它们之间不必也不像对话;而且,早期的词是入乐的,它通过演唱者的歌声诉诸人们的听觉,以口头艺术特有的声调语气,使用独白或旁白,是易于表现主人公的心理态势,以至于表达主题思想的。上片在于表明少妇的“锁”,下片在于表明灵鹊的要求“放”,这一“锁”一“放”之间,已具备了矛盾的发展、情节的推移、感情的流露、心理的呈现、形象的塑造,这也就完成了艺术创作的使命,使它升华为一件艺术品了。
灵鹊报喜是中国固有的民间风俗。不过,将灵鹊的噪叫当作行人归来的预报,毕竟只是一种相沿而成的习俗、观念,它本身并不见得合理,因而也就往往难以应验。而作者采用这一习俗入词,正是觑着它的“跛脚处”而有意生发,其目的还在于表现少妇思夫不得而对灵鹊的迁怒。于是,不合理的习俗倒构成了合理的故事情节,而且也由此增强了词作的生活气息和真实感。这有如点铁成金的魔棒,有此一着,顿使全词发生了奇妙的变化,给了两段普通的心曲以光彩、活力、生命,使词作活起来。
第一首偈,见于敦煌写本《坛经》。关于这首诗的来历,《坛经》第四节至第八节,有明白的记载:五祖弘忍“一日唤门人尽来”,要大家“各作一偈”。并说“若悟大意者”,即“付汝衣法,禀为六代”。弘忍的上首弟子神秀在门前写了一偈道:“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有尘埃。”弘忍知道后,“遂唤神秀上座于堂内”,说是“汝作此偈,见即未到”,“若觅无上菩提,即未可得”,因而要他“更作一偈”。而“秀上座去数日,作不得”。惠能的偈语,即针对神秀的《无相偈》而发。据《坛经》所载,惠能本不识字,他先“请人一读”神秀的偈语,然后作此歌偈,“请得一解书人于西间壁上题着”。
这首偈,同神秀的那一首,在修行方法上具有原则的区别。神秀的那首“无相偈”,使他失去作为弘忍继承人的资格,却成了北宗一派的开山祖。由于神秀强调“时时勤拂拭”,后人以其主张“拂尘看净”,称之为“渐修派”。而惠能的这一首,是对神秀偈的彻底否定,也即主观唯心主义对客观唯心主义的彻底否定,直接把握住“见性成佛”的关键,被称为“顿悟派”。
在《坛经》第二十节,惠能指出:“世人性本自净,万法在自性。思量一切恶事,即行于恶;思量一切善事,使修于善行。”这是惠能“顿悟说”的基础。在他看来,“愚人”与“智人”,“善人”与“恶人”,他们和“佛”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从“迷”到“悟”,仅在一念之间。这种“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思想,不仅对我国佛教的演变产生了巨大的作用,对于后来的中国哲学理论也有重大的影响。
第二首偈,也是惠能针对神秀的《无相偈》所作的。旨在说明“明镜”的清净,也即“自性”的清净,这是佛教徒坚信能到达理想境界人人所共有的主观条件。该偈亦见于敦煌写本《坛经》,但据郭朋《坛经校释》考证,这一首当属衍文。特别是前两句,虽调换了“身”、“心”二字的位置,实际也是重复神秀的话,不应视为惠能的思想。
第三首偈,见于《六祖法宝·坛经》,流传甚广,为《全唐诗外编》所补录。据郭朋《坛经校释》考证,这一首是由《菩提偈》第一首演化而成,关键在第三句,由惠昕本带头,契嵩本、宗宝本因之,把“佛性常清净”改成“本来无一物”。这是一种误解,早在宋代即有人提出非议。郭朋认为:“《坛经》的首窜者,不仅不了解‘佛性’论,而且也不了解‘性空’说。”其实,大乘佛教的所谓“空”、“无”,是就“妄心”、“妄境”而言;若就“真心”、“真境”而论,则决非“绝无”。在《坛经》第十五节,惠能有言:“有灯即有光,无灯即无光。灯是光之体,光是灯之用。”在《坛经》第二十四节,惠能又说:“虚空能含日月星辰、大地山河,一切草木、恶人善人、恶法善法、天堂地狱,尽在空中;世人性空,亦复如是。”这些都足以证明惠能的思想体系,同“一切万法,自性本空”的理论完全不同。不过在这句话之前,惠能先说:“心量广大,犹如虚空。”他把一切归结于“心”,也即“自性”。这是典型的主观唯心主义观点。但无论如何,把“佛性常清净”和“本来无一物”等同起来,是不适当的。
第四首偈,见于《大正藏·坛经》,着重讲修行方法。《坛经》第三十五节,惠能引佛言:“随其心净,则佛土净。”接着说:“心但无不净,西方去此不远;心起不净之心,念佛往生难到。” 《坛经》第三十六节说:“若见真道,行正即是道;自若无正心,暗行不见道。自若无佛心,向何处求佛!”《坛经》第五十二节说:“我心自有佛,自佛是真佛;自若无佛心,向何处求佛!”《坛经》第五十三节又说:“若能心中自有真,有真即是成佛因;自不求真外觅佛,去觅总是大痴人。”反复申明向人的自我求真,自我求佛,这是惠能教导其弟子立地成佛的唯一途径。在他看来,求佛的人只图自悟,不假外示,心注一境,化难为易,自能达到目的。论根据。
唐诗主情,宋诗主理。宋的这种主理的诗,对那些喜好唐诗的人来说,常有味同嚼蜡之感。但诗如能用简捷的句子,深刻地表达一种哲理,也不能不说有其特殊的妙趣。杨朴的这首《七夕》,就是具有这种妙趣的哲理诗。
诗的作者从牛郎、织女七夕踏鹊桥相会的神话传说发端,别出新裁,表达了作者独到而又深刻的见解。“未会牵牛意若何?须邀织女弄金梭。”前两句设问:弄不懂牛郎到底打的什么主意,是怎么想的,非得邀天上的仙女来织满天的锦绣云霞。这里的“须”字,是一种怀疑和否定,从正面来解释,就是没有必要来邀请织女作这一切。这两句来得非常奇,出人意料,因为很多人把把牛郎织女的神话作为美妙的故事来接受,对其中所包含的意义从未提出过质疑。以为神胜过人,天上的仙女自然比人间的一切都要聪明许多。但诗人却对此表示怀疑。前两句的这种怀疑只涉及到神话故事本身,但这已足以造成悬念。这两句为诗的末联所发的奇论,做了有力的铺垫。
“年年乞与人间巧,不道人间巧己多”。这两句是说:每年人们都要在七月七日晚上向天上的织女乞求赐予刺绣、纺织等的聪慧、智巧,但实际上,人间的智巧己经是很多了,多得有点可怕。诗人在这里并非是在赞扬人间的机巧,而是来了一个大转弯,诗人此时想起的不仅仅是人间创造幸福的巧智,还有行恶的智巧:有巧取牵夺,互相倾轧,以及繁复、杂多而又绞尽脑汁的勾心斗角。诗人赋予末一行诗中的“巧”的含义已经不同于第三行诗中“巧”的含义。恰是这种新的含义,不无道理,但又非常出人料想地拓宽了诗思的领域,这就便诗的情思和哲理向更深处开掘,一使诗具有了横空出世、奇崛诡辩之美。当人间充分运用他的机巧来进行勾心斗角的时候,要邀织女来已无意义。从四句诗的整体和诗情的深入来看,诗人的愤世嫉俗之情表现得很是恰当、巧妙、深刻。
杨朴在那样一个时代有这样一种思想和见识是很深刻的,加之诗语简练、晓白、朴实,就使诗思凝重、洗练,富有趣味。
这组合悼诗共二首,内容上,第一首重在写诗人遭遇死亡的生者悲痛,第二首则着重抒写诗人独自存活的生命哀伤。
第一首开篇即以珍珠喻爱子、春花喻娇妻。说“眼前”,是回忆孩子绕膝弄戏的情景,而此时无复再见;称“世外”是妻子拥有无与伦比的美貌,而此刻真的去了世外;因以“珠碎”与“花凋”写出自己的无限痛惜,而“碎”与“凋”也同样指自己的心。一联十字,内蕴深刻,字字舍情。
次联抒写失子之痛尚未平复,妻亡之祸又接踵而至。诗人妻子卧病之时,夫妇二人儿子的突然得疾而过世,诗人怕加重妻子的病情,非但不敢言及此事,甚至也不敢流露自己的感情,将痛失爱子的悲伤深深地藏在心底里,在妻子的病榻之前,温语劝慰,一如既往,只能在兀然独坐时默默地流泪。由此来体会此联中的“心里恨”三字,表面上下得很平常,其实是泣血之诉,藏含着无尽的辛酸与悲苦。
第三联转而写物,却是物是人非。药犹在笥,爱子已去;香奁依旧,爱妻已亡。室内弥漫的药味,奁上薄薄的灰尘,在在都令人回忆死者生前的情景,又无一不在提示生者死神已经来过。
故诗的末联只说诗人自己在如此沉重的打击之下已无泪可流了。人之流泪,不仅是悲伤的表达,也是悲伤的宣泄,诗中却说“无泪可沾巾”正是所谓的“最深重的悲痛不是流泪的宣泄而是无以表达的无泪”,这是诗人痛彻肺腑的感受。
第二首首联将人的生命“艳质”与自然的生命“芳树”同举,以启颔联之“春落实”、“雨伤丛”,既用以比喻娇妻爱子的生命夭折,又用凄风苦雨的春景来展现内心悲哀的情感,有一种惨淡无奈的生命哀伤回荡其间。故首联的对句“浮危道略同”,是总此两联的感慨。不过,自然界虽然有春花秋叶的变化,但其生命是流转不息的,今春花谢了,明春花又开,有迁逝,无终结。可是人是一去不复返的,无论生前有多少珍爱,多少欢乐,也无论死后有多少眷恋,多少回忆,逝者永逝,不知道该向谁去问死者去了哪里,也不知道有谁能回答生死能否重逢,一切于存者都只是徒劳。既然关于生命的所有疑问都无问处,也无可问,人自当死心平静;偏偏春来东风轻吹拂,吹绿了树,拂红了花,也惹出人心中的无奈:它唤不回逝去的亲人。“千载谢东风”,既然如此,那就请春风不要再来了,“千载”都不要来——只要生者在就不要来,因为年年的春色都会唤起孤独生者无限的忆念、无限的悲哀,这也是极度悲痛中的奇想。就此时心情而言,诗人不再有春天。
二诗情辞诚挚沉痛,极写诗人的失子之悲与丧妻之痛,将诗人忧思无尽的苦情表达得穷哀至恸,令人倍感悲戚。在遣词上,哭子与悼妻反复更迭、交错变化,又义兼复指、双重哀悼,其前后交织、悲怆凄惋,令人难以卒读。
这组诗描述了这样的情景:皑皑雪中,惯风凛冽,行人稀少,只见一位衣服褴褛的卖菜老人,伛偻着身子,挑着箩筐,踏着冰雪,走门串户,嘶哑的叫卖声,颤颤悠悠,回荡在大街小巷。这是一幅“雪中叫卖图”。
“携箩驱出敢偷闲”,首句发问,一“敢”字道出卖菜老翁的无可奈何。二句对不敢偷闲的原因未作回答,而直写“雪胫冰须惯忍惯”。雪胫,指被埋于雪中的小腿;冰须,结着冰的胡须。前者极写雪之深,后者极写天之惯。而一“惯”字把卖菜老翁饱经风霜的形象刻画得淋漓尽致。无论雪再大,天再惯,卖菜老翁总是要挑着箩筐,走街穿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饱尝了生活的艰辛。卖菜老翁天生并不是这样一副苦命,当然他也想坐在温暖的屋里和亲友围炉畅叙。三句再问,四句不作正面回答,而用“忍惯”、“忍饥”作比较,一个“犹可”,一个“难”,个中原委,无需多说,读者自可品味。对于一般人来说,忍惯、忍饥都是难事。但对于卖菜老翁来说,惯冷已经算不了什么,可饥饿实在难熬。可见他过的是怎样一种饥惯交迫的生活!
卖菜老翁的叫卖声多么凄厉,简直和受冻的雀儿、挨饿的乌鸦的叫声没有什么两样,叫声之苦,让人不堪去听。苦苦地叫卖,为的是多卖出一些鱼菜。一升一斗的粮食在他看来,就和一千金那么难得,也许冻饿了一天的妻子儿女在盼着他换些粮食回家开锅呢。对于关心民生疾苦的范成大来说,听到这凄苦的叫卖声,是不会无动于衷的。因此,诗人感慨万分,愤愤问天:“悠悠大块果何心?”大块,指大自然。《庄子。大宗师》:“夫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意思是说,大自然负载着我的形体,它用生命使我劳苦,用老年使我闲适安佚,用死使我安息。这里仅用此意,是说,生活竟然使人劳苦到如此地步,悠悠苍天啊,你到底安着什么心呢?这里是同情,是怜悯,更是控诉。一个封建士大夫文人能够为挣扎在死亡线上的贫穷人民鸣不平,实在难能可贵。
范成大29岁中进士,历任徽州司户参军、吏部员外郎等职,官至参知政事。官位不浅,但他关心社会现实,同情人民苦难,留下相当多诗篇。如六十首《四时田园杂兴》、《咏河市歌者》以及这两首绝句,反映了封建社会下层人民的苦难生活,表达了诗人深切的同情心,和唐代白居易著名的《卖炭翁》颇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