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601年，单襄公受周定王委派，前去宋国、楚国等国聘问。路过陈国时，他看到路上杂草丛生，边境上也没有迎送宾客的人，到了国都，陈灵公跟大臣一起戴着楚国时兴的帽子去了著名的寡妇夏姬家，丢下周天子的代表不接见。单襄公回到京城后，跟定王说，陈侯本人如无大的灾难，陈国也一定会灭亡。
单襄公的预言很快实现了。两年后，与夏姬私通的陈灵公在谈笑中侮辱夏姬的儿子夏征舒，被夏征舒射死。
单襄公的先见之明不止一次。前575年，周简王十一年，楚晋两国对决，结果楚军大败。晋国获胜后，派至向周简王告捷。在朝见周王之前，王叔简公设酒宴招待至，互赠厚礼，谈笑甚欢，王叔简公在朝堂上称赞至。至还在邵桓公面前自夸功大，说晋国这次打败楚国，实际是由于他的谋划。邵桓公把谈话的内容告诉了单襄公：“王叔简公称赞至，认为他一定能在晋国掌权，因此王叔简公劝我们各位大臣为至多说好话，以便今后在晋国能有所照应。”
单襄公很不客气地说：俗话说“刀架在脖子上”，恐怕就是指至这种人吧。君子不自我吹嘘，并非为了谦让，而是怕掩盖了别人的长处。大凡人的天性，总喜欢超过别人，但不能用无视别人长处的手段。越是要掩盖别人的长处，他压制下边的人也就越厉害，所以圣人看重谦让。如今至的位置在晋国其他七卿之下而想超过他们，那也就会有七人的怨恨，至将凭什么来应付呢？刀已经架在至的脖子上了。
单襄公的这个预言还未完，到了第二年，前574年，鲁成公跟晋、齐、宋、卫、曹、邾等国在柯陵结盟。单襄公躬逢其盛。在柯陵盟会上，单襄公看到晋厉公走路时眼睛望远不望近，脚步也抬得高高的，心不在焉。又看到晋国的大臣说话很冲，说话则总是绕弯子，至还是那样自吹自擂，齐国的大臣国佐说话也是毫无忌讳。单襄公对鲁成公说，晋国很快就要发生内乱，国君和三恐怕都要大难临头了。甚至齐国的国佐也有灾祸，他处在淫乱的齐国，却喜欢讲直话，明指他人的过失，这就会招人恨。因为只有善良的人才能接受别人的随意指责，齐国有这种人吗？
单襄公一口气预言五个人的命运。先知的话很快实现，晋厉公回国不久就诛杀三。第二年，前573年，晋国大臣诛杀晋厉公，葬礼只用了一车四马。同年，齐灵公杀国佐。单襄公的预言不到三年就全部实现。
单襄公的先知之能尚不止此。他还预言了寄留于周天子脚下的晋襄公的曾孙周子将来一定会成为晋国的国君。结果，晋厉公被弑后，国中无主，晋人迎回周子立为国君，这就是晋悼公。至此，单襄公的预言彻底实现。
对单襄公的预言，人们一直试图进行理性的解释，却也难以理解先知的能耐。
此诗前六句忆郭将军入卫宫廷之得意情状，后二句写自己愿与郭将军共饮取醉以消愁。全诗生动地刻画了一个先得宠后失意的将军形象，蕴含了怀才不遇之感叹，在内容和形式上都表现了浪漫主义诗歌的特点。
“将军少年出武威，入掌银台护紫微。”说郭将军从武威发迹，又晋升到银台门担任起护卫皇帝的重任。这两句主要是赞美郭将军不仅功勋卓著而且位高权重，深受皇帝的信任和宠爱。武威武威郡即凉州（今甘肃一带），是唐朝军队与突厥、回鹘、吐蕃、吐谷浑等少数民族作战的主战场之一。有人说此诗的郭将军是郭子仪。考郭子仪系华州郑县（今陕西华县）人，入京供职前，曾历任左卫长史、单于副都护、振远军节度使、九原太守等，均与武威其地不相属。可见，诗中之“郭将军”显系另一人，并非郭子仪。这里提到银台。据唐人韩偓诗《雨后月中玉堂闲坐》：“银台直北金銮外”，可见银台门内为翰林学士供职之所。李白曾奉诏翰林，此诗虽以去职，但还是忘不了那里的一段生活。
“平明拂剑朝天去，薄暮垂鞭醉酒归。”两句说郭将军早上擦拭宝剑去上朝，晚上喝醉酒垂着马鞭回家，主要是赞美郭将军不仅工作顺利而且生活惬意。从这里可以联想到李白奉诏翰林时对自己受到唐玄宗礼遇的那种满足与自得：“一朝君王垂拂拭，剖心输丹雪胸臆。忽蒙白日回景光，直上青云生羽翼。幸陪鸾驾出鸿都，身骑青龙天马驹。王公大人借颜色，金章紫绶来相趋。”（《驾去温泉后赠杨山人》）这里对郭将军政治生活的描述也是对自己人生得意之时的回忆。
“爱子临风吹玉笛，美人向月舞罗衣。”两句写将军心爱的儿子玉树临风潇洒地吹着玉制的笛子，姬妾对着月亮翩翩起舞，主要是赞美郭将军不仅儿子很帅而且姬妾更美。这两句是写郭将军家庭生活的美满。这一切其实与前二句是密切相关，在朝廷上的得意才会有家庭生活的惬意。到此为止，前六句都在颂扬郭将军，塑造了一位功高得宠、生活惬意、潇洒豪放的将军形象。
“畴昔雄豪如梦里，相逢且欲醉春晖。”两句笔锋一转，从得意直落到失意，过去的豪雄事迹如同在梦中一般，如今失去权力和职务，成为一个失意之人。以前面的得意反衬如今的失意，失意的悲哀更深，其怀才不遇的失落感就表现得更为突出。这是李白的惯用手法，诗的关键就在最后两句，前六句都是铺垫，都是为最后的落差作准备。因最后的失意，过去的辉煌都成了云烟。李白自己也是这样，从奉诏翰林到赐金放还，也是一个从高峰跌落的过程。“今日相逢俱失路”，深有“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意味，值得同情。
此诗格律为平起首句入韵式，但出律甚为严重，说明李白诗歌不为格律所约束的特点。从内容和形式上，此诗都充分表现了李白豪迈、直爽的性格以及其诗歌中一贯蕴含的浪漫主义色彩。
作者原意是用它来说明养生之道的，借此揭示了做人做事都要顺应自然规律的道理。全文可分四段。第一段写庖丁解牛的熟练动作和美妙音响；第二段紧接着写文惠君的夸赞，从侧面烘托庖丁技艺的精湛；第三段是庖丁对文惠君的解答，庖丁主要讲述了自己达于“道”境的三个阶段；第四段写文惠君听后领悟了养生的道理。此文在写作上采用多种手法，结构严密，语言生动简练，体现了庄子文章汪洋恣肆的特点。
第一段惟妙惟肖的“解牛”描写。作者以浓重的笔墨，文采斐然地表现出庖丁解牛时神情之悠闲，动作之和谐。全身手、肩、足、膝并用，触、倚、踩、抵相互配合，一切都显得那么协调潇洒。“砉然响然，奏刀騞然”，声形逼真。牛的骨肉分离的声音，砍牛骨的声音，轻重有致，起伏相间，声声入耳。
第二段紧接着又用文惠君之叹：“善哉！技盖至此乎！”进一步点出庖丁解牛之“神”，这就为下文由叙转入论做好铺垫。
第三段妙在庖丁的回答并不囿于“技”，而是将“技至此”的原因归之于“道”。“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并由此讲述了一番求于“道”而精于“技”的道理。此段论说，为全文精华所在。为了说明“道”如何高于“技”，文章先后用了两种反差鲜明的对比：一为庖丁解牛之初与三年之后的对比，一为庖丁与普通厨工的对比。庖丁解牛之初，所看见的是浑然一牛；三年之后，就未尝见全牛了，而是对牛生理上的天然结构、筋骨相连的间隙、骨节之间的窍穴皆了如指掌。普通厨工不了解牛的内在组织，盲目用刀砍骨头；好的厨工虽可避开骨头，却免不了用刀去割筋肉，而庖丁则不然，他不是靠感官去感觉牛，而是“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凭内在精神去体验牛体，顺应自然，择隙而进，劈开筋肉间隙，导向骨节空处，按照牛的自然结构进行。
顺应自然，物我合一，本是道家的追求，庖丁以此为解牛之方，才使他由“技”进于“道”，达到炉火纯青、技艺超群的地步。“动刀甚微，謋然已解，如土委地”，这十二字是对庖丁解牛效果的描绘，方法对头，不仅牛解得快，刀子也不受损害。十九年来，解牛数千头，竟未换过一把刀，刀刃还是锋利如初。这当然是每月换一把刀的低级厨工所不可思议的。区别就在于他们求于“技”，而庖丁志于“道”。
在“技”与“道”的关系上。庄子学派认为“技”与“道”通。“道”高于“技”，“技”从属于“道”；只有“技”合乎“道”，技艺才可以纯精。“道”的本质在于自然无为，“技”的至善亦在于自然无为。只有“以天合天”（《庄子·达生》），以人的内在自然去合外在自然，才可达到“技”的最高境界。庖丁深味个中三昧，所以才能成为解牛中的佼佼者。反过来，“技”中又有“道”，从“技”中可以观“道”。“技兼于事，事兼于义，义兼于德，德兼于道，道兼于天”（《庄子·天地》）。文惠君正是通过庖丁之“技”，悟得养生之“道”。养生，其根本方法乃是顺应自然。显然，庖丁解牛，乃是庄子对养生之法的形象喻示。
不过庄子所说的“依乎天理”、“因其固然”，客观上又揭示了人在实践中如何达于自由的问题。文中所说的“天理”、“固然”，若引申开来看，亦可理解为人们面临的外界客观事物。它虽然会给企望达于自由的人们带来这种那种限制或妨碍，但睿智的人们又不是在它面前显得束手无策，只要认识它，顺应它，就能够如庖丁那样自由洒脱。对此，庄子曾作过一番极为精妙的分析：“彼节者有间，而刀刃者无厚；以无厚入有间，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矣。”“节”固然不可逾越，但毕竟有间隙，这就为人们“游刃”提供了天地，只要善于在这一天地里施展本领，是同样可以自由自在的。“游刃”二字，活现出解牛者合于自然而又超于自然的神化境界。当然，对于“固然”的认识并非一劳永逸，即使庖丁那样技艺高超者，每逢筋骨盘结处，总是谨慎从事，“怵然为戒，视为止，行为迟”，来不得半点麻痹大意，只有孜孜不倦地追求，毫不懈怠才是。
此则寓言立意在于阐明“养生”，实则还阐述了一个深刻的美学命题，即艺术创造是一种自由的创造。庄子认为“技”中有“艺”。庖丁解牛的动作，就颇具艺术的观赏性。他的表演，犹如一场优美绝伦的音乐舞蹈，其舞步合于《桑林》舞曲，其韵律合于辉煌的《咸池》乐章。作为一种具有美的意味的创造活动，是令观赏者心醉神迷的。而庖丁解牛后“提刀而立，为之四顾，为之踌躇满志”的神情，又使人们看到创造者在作品完成后内心满足的喜悦。
庄子正是通过庖丁其言其艺，揭示美是一种自由的创造。这种美的创造必须实现合规律（“因其固然”）与合目的（“切中肯綮”）的统一，以达到自由自在（“游刃有余”）的境界。“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则是创作必备的心境，强调要排除一切感官纷扰，全神贯注，这与《庄子·达生》篇中梓庆削鐻时所说的“斋以静心”，“忘吾有四枝形体”，是一致的。此种“心斋”、“坐忘”境界，与近现代西方美学注重的“静观”、“观照”殊途而同归，不过却早于叔本华、尼采两千一百多年。
庄子散文善于运用形象化说理的手段。这则寓言采用夸张、对比、映衬、描摹等多种手法，表现庖丁解牛技巧的纯熟，神态的悠然，动作的优美，节奏的和谐，身心的潇洒。具体说来，此文在写作方面的主要特点是：
一、结构严密。全文分两大部分，先讲述故事（第一、二段），再点明寓意（第三段）。就故事说，又分两层，即由写“技”到说“道”。先描述庖丁解牛的高超技艺，再由庖丁阐述他的解牛之道。写庖丁的技，先是直接描写，再通过文惠君的赞叹加以小结，并转入庖丁的谈道。对道的阐述又分为三个方面：首先，从纵的方面介绍掌握道的三个阶段，突出掌握道以后的特点；其次，从横的方面将庖丁与良庖、族庖进行比较，以说明得道与否的异同；第三，说明成功地解决了难以处理的“族”的问题。这是从一般写到特殊。这三个方面都紧紧扣住“依乎天理”“因其固然”之“道”进行阐述。庖丁答文惠君的第一句话，将写技与谈道两方面自然地联系起来。文惠君所说由庖丁之言获得养生之道的话，又起到统摄全文、揭示主题的作用。全文围绕解牛的事件，阐述一个“道”字，由具体到抽象，条分缕析，环环相扣，将道理说得晓畅透彻。
二、语言生动简练。如写庖丁解牛时手、肩、足、膝的动作，只用触、倚、履、踌四字，便反映出各自的特色。用“嘻！善哉！技盖至此乎？”这么八个字（实词、虚词各半）三句话，就将文惠君看到庖丁高超的解牛技术而产生的惊异、赞叹与疑惑不解的思想感情真实地反映出来。“怵然为戒，视为止，行为迟，动刀甚微”几句，将庖丁解决特殊困难时那种专心致志、小心谨慎而又充满信心的内心活动、目光和动作特点，刻画得淋漓尽致，又与后面写庖丁因困难获得解决而悠然自得的动作、神态形成鲜明对照。
《勾践灭吴》记述的是春秋末期吴越争战的著名历史事件。越王勾践在与吴王夫差的战争中被击败后，以各种屈辱的条件向吴国求和。夫差没有听从伍子胥的忠告，却听信了被越国贿赂的太宰嚭的谗言，准许了越国的求和，使勾践获得了喘息的机会。勾践卧薪尝胆，励精图治，在经过了“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长期准备之后，率领军队进攻吴国，吴国因此而亡。
文章一落笔直写勾践。勾践失败后，正率五千残兵退守于会稽山上。这时的他，是一位失败后痛定思痛、盼望雪耻复国的君主。全文分三部分，紧紧围绕勾践誓雪国耻这一主要的性格特征展开描写。首先写勾践同吴国求和，突出了他痛下决心、希望东山再起的一面。其次，写勾践为打败吴国所进行的多方面的准备。最后，写勾践出征灭吴，一举获胜。作者虽从请战开始，但重点依然落到勾践雪耻复仇这一点上。
金山是江南名胜，地处今江苏镇江西北。原在长江中，后因砂土堆积，到清末便与长江南岸相连。据宋人周必大说，此山大江环绕，每风起浪涌时，其势欲飞动，故南朝时人称“浮玉山”（见《杂志》）。唐时有裴姓头陀于江边拾得黄金数镒，因改名金山。
此诗四句四景，合成一幅金山晚眺的优美图景，十分清丽。前半部分是并列的两句，分写江上的明月和蒙蒙的水气。西津在镇江西北九里，与金山隔水相望，是当时南北交通要道。诗人站于金山之颠，西向遥望，只见一轮新月，悬于西津渡口之上；江上水气，非烟非雾，正冉冉升起，几与天接。烟水迷蒙，使皎皎明月也蒙上了－层淡淡的云翳。这两句明暗交错，上下相对，不仅使画面具有明显的层次，而且避免了色调上的不和谐。“西津江口”四字，既点明“晚眺”方向，又划定了所见景色的区域。“月初弦”三字也有双重功用，既是写景，又是记时这种借星月在天空中位置移动和形状变化来点明时间的手法，古人诗中常用，远如曹植的《善哉行》：“月没参横，北斗阑干。”近如唐代刘方平的《夜月》：“北斗阑干南斗斜。”机杼正自相同。
诗的后半部分是相对的两句。“清渚”、“白沙”，则写出了月下之景。“清渚白沙茫不辨”是承前一句“水气昏昏上接天”而来。白天从金山眺望西津渡，对岸景物是可以看清的，唐代诗人张祜有“树影中流见，钟声两岸闻”（《题金山寺》）之句；但此时既已入夜，又有水气，诗人眺望的结果只能是“茫不辨”了。“只应灯火是渔船”作一转折：尽管对岸清渚、白沙，望去茫茫一片，但透过水气，还能看到江上灯火，隐现明灭，诗人因此判断道：那一定是对岸的渔船了。诗人在这两句中运用了反接法，便使诗句显得摇曳生姿，别具风调，比前两句的平叙景色更引人入胜。元人刘壎在《隐居通议》中说：“作绝句，当如顾恺之啖蔗法，又当如饮建溪龙焙。”也就是说，绝句不能“虎头蛇尾”，而要“渐入佳境”。这首《金山晚眺》正体现了这一要求。
此诗脱胎于张祜的七绝《题金陵渡》：“金陵津渡小山楼，一宿行人自可愁。潮落夜江斜月里，两三星火是瓜洲。”只要稍加比较，就能看出秦观诗至少在三个方面与张祜诗相同：一，时间和地点相同，都是写镇江江面的夜间景色；二，描写手法相同，一用“潮落”、“斜月”来暗示时间的推移，一用“月初弦”来点明时间；三，境界相似，秦观诗中的“只应灯火是渔船”是化用了张祜诗的“两三星火是瓜洲”以及张继《枫桥夜泊》中的“江枫渔火对愁眠”。由此可见秦观这首诗的出处。但张祜诗明写了诗人的羁旅之愁，属触景生情，形象地表达出诗人夜不成寐的情形，而秦观诗没有直接抒写诗人的情感，而是将情感蕴涵在所描写景物之中，景中含情。这又是二者的同中之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