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捣练子”既是词牌,又是这首小词的题目。练是一种白丝熟绢,须用木杵在砧石上捶击而成;令指小令,是短歌的意思。作者在这首仅有二十七个字的小令中,着力表现秋夜捣练声给一个因孤独苦闷而彻夜难眠者带来的内心感受,含而不露地传达了一种难言的心理隐秘与情绪气氛。
境界的鲜明如画与意象的深蕴含蓄是这首词在意境创造上的主要特征。作者采取了类似电影推摄的手法,运用远、近景跳切镜头,从全景到近景,逐渐推出抒情主人公的特写。前面两个三字句,“院”与“庭”的遣词实际上并非同义反复,那是两个远、近景跳切镜头的巧妙组合。“深院”是世家豪族的深宅大院,所谓“侯门一入深如海”、“庭院深深深几许”是也。这是着眼于全景。“小庭”则是这整体中的一个单元,即千重万落中的一个独立小院,一个小天井。镜头从全景推近,把读者不知不觉地引入画面,置身于一个具体可感的环境之中。以上还只是画面的形,属于表层特征,还未抓住其中的“神”,即画面所蕴内在的深层特征。两幅画面分别用两个极平凡的字“静”和“空”来点化,应细加体味。借大宅院之“静”,当不仅仅是客观外在的安静、清静,在词语的深层结构中融入了强烈的主观情绪。那是静得让人恐惧,静得让人透不过气,是在心理压抑下而产生的一种深在的静谧感。
小庭“空”,更明显不是客观意义的空空荡荡。这样的贵族之家,仆人丫鬟总不会太少,花木池台、金井玉栏大约也是有的,作者偏偏用个“空”字,一笔抹去,就只能说是他的主观感觉在作怪,一切都视而不见了。原来,处在巨大建筑群落中的一个小天井,本身就带有一种压抑感和冷落感,一个寂寥空虚,百无聊赖的人处身于这种氛围,那当然会加倍感到难以忍受的孤独、郁闷和焦虑。
“断续寒砧断续风”,更渲染了这种沉寂、静谧,那木杵捶击石砧的咚咚声被阵阵悲凉的秋风荡来,时轻时重,时断时续,无止无休更加深了主人公的孤寂感。寒砧,即捣练的石板,这里指代寒秋中的砧声。“断续”一词的重复,是有意的安排,不仅体现了作者避巧就拙,崇尚素朴的语言风格,而且逼真地传达出捣练声在秋风中飘忽不定的神韵。更为重要的,这种似往而还,若断若联,飘荡空灵的听觉效果,又与抒情主人公内在情绪的延展变化节奏完全合拍。接着作者进一步把镜头推近,画面上映出抒情主人公的特写:夜深了,秋月如水,随同寒砧声从门窗一起泻入,搅扰得他心神不宁,辗转反侧,无法入睡。“无奈”二字,使读者似乎看见了他那紧皱的眉头和无限焦虑而又无可如何的眼神。这才是词境的核心,画幅的焦点,以上的镜头画面都是这个焦点的烘托和铺垫。几声寒砧就会把主人公折磨得彻夜失眠,是因为它是一个特定的情感符号,包含着特定的情感信息。
在古代诗歌中,捣衣或捣练声常常用来表现征人妇对远戍边关的丈夫之思怨。如,南朝刘宋文学家谢惠连有一首著名的《捣衣诗》,保存在《文选》里,写的就是这种征妇怨;北周庾信的《夜听捣衣诗》,主题是“谁怜征戎客,今夜在交河”;初唐诗人沈佺期的《古意呈补阙乔知之》一诗,其中有这样的句子:“九月寒砧催木叶,十月征戍忆辽阳”;李白的《子夜吴歌》“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秋风吹不尽,总是玉关情”自是任人皆知了。由此可见,寒砧声作为一种情感的形式或象征,逐渐抽象化、符号化,已经凝固到文学传统之中。既是一种情感的符号,就有引发特定心理情绪的心理导向功能,当然就不仅仅限于征妇怨,也可以是一般夫妇、情人的思忆之情,甚或是实际并无具体对象而纯属某种心理感觉的类似情绪。而这首小词却具有这样的特点:境界单纯,明晰,确定,而意象却扑朔迷离,模糊朦胧。那么,这里是指情人,征夫,故旧,或是故国。作者或许当时确有具体所指,或许本来就是一种莫名的心理情绪和感受,所谓“此情可行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是也。有些作品,越是意象朦胧,留给读者参与想象、创造的余地就越大,其审美价值也越高。
这首小词可以说就是这样一首优美的朦胧诗。对于这一点,清代著名词人纳兰性德已有所发现,他曾说李后主“兼饶烟水迷离之致”(《渌水亭杂识》)。纳兰氏十分准确地指出了李煜词直抒胸臆之外的另一种含蓄风格。
这首诗是范成大送周必大归故里庐陵之作。该诗的首联以比喻双关的手法,写周必大飘然出朝,连夜乘船而归,突出他飘逸不群、洒脱不羁的襟怀。颔联说退隐高名是皇帝给的,并非臣子所愿,不过身退倒也使人欢欣喜悦,这就把讽刺矛头直接指向了皇帝。颈联忆当年结交,哭明日分别。尾联在后会难期的痛苦中,以年纪未老相安慰,意为来日方长,总会相见。这首诗秀整精严,情随事出,笔致苍凉动人。
首联起兴,暗含辞归之意,带起全诗,既写周必大归家时的情景,又隐含着对周必大的评价。黄鹄在此句中既可喻指周子充,又可指他回家时所乘的船。九关在此句中即指天宫,亦指京城,二者皆一语双关,体现了对周必大人品的赞誉。 “江船载月”句,颇具诗情画意。由于日夜兼程,明月也会和友人同船而行,陪伴着友人一同回还。这样,在漫长的征途上,友人也会少了许多寂寞和惆怅。此种描写,一反多数送别诗那种消沉凄苦之情,给友人以安慰和鼓舞,寄寓着宽解“奉祠”故里的朋友的情意。
颔联紧承前联而来,正面写辞官归去之事。并对此发表看法,进一步对友人做劝慰,分析和希望兼有。诗句的内容仍紧扣着“奉祠”这个中心。诗中“孤臣”与“壮士”皆指周必大。历来引退被看作邀取高洁之名的举动,但友人这一次却非本人所愿,一切皆由朝政不纲、谗佞之臣竞用所致。友人的心愿是为国效力而非邀此高名,这样的名声愈高,而君主的过失也就会愈重。反诘句的使用,使语气更加强烈,对友人遭遇的不平以及对朝政的委婉指责都可从中悟出。
下句“身退聊开壮士颜”,由黄庭坚《谢何十三送蟹》诗中点化而来,诗中云: “风味可解壮士颜。”此句是说不“身退”,职务在身,而无法尽责,就会心怀惭愧,不可能“开颜”了。 如今你虽然是奉祠还乡,但就此脱离了纷繁多变的官宦生涯,得以和家人共享天伦之乐,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更何况大丈夫能伸能屈,来日方长,以后再出山完全有这个可能。那么,这一次你就暂且高兴一番吧。诗句虽脱胎于前人,但用在此处贴切自然,毫无拼凑之嫌。
颈联抒写情谊,形成转折,转入对周必大友情的追忆及后事的预料。“倾盖当年真旦暮”,这句是说回想当年诗人与周必大初见就情投意合,长为知已,这一切好像在朝夕之间、如同昨日才发生一样。而明天则“沾巾明日有河山”,从此一别河山险阻,情长莫及,想起这些就不由得使人泪落湿巾。诗人从回顾“当年”与瞻望“明日”落笔,把痛惜“当年”相处之日短,憾恨“明日”、“河山”之远隔这两种不同的感情融汇在一联之中,两相对照,由此而强调出自己与周必大情谊之深厚。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川》有“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之句,范成大借用此意,以“沾巾”隐指相别。
“沾巾明日有河山”即在感叹从此相别,一在临安,一在庐陵,河山远隔,再见日难,挚友相思,情何以堪。这样,范成大与友人意趣相投。情深谊长,相送惜别之情,就在这忆昔思别之中,得到了巧妙的发挥。作为律诗,颈联必须用对仗,此联也是一样,且对仗工整平稳。如“倾盖”对“沾巾”、“当年”对“明日”、“真”对“有”,都是工对,而“旦"和“暮”、“河”和“山”则都是句中自对,然后在上下句中“旦暮”对“河山”。本来“旦暮”属于名词中的时间类, “河山”属于名词中的地理类,两者相对,不算工对,但由于它们都已在句中自对,所以也就是工对了。
尾联紧承颈联,进一步抒发诗人自己的感慨,表共勉之意,归结全诗。这两句是说,如今二人相对,值得欣慰的是,我们的鬓角都还未染上白色,但再会之日或迟或早却难以预料了。到那时,不要说我们时值暮年,就是生生死死也恐怕说不上来了。“后期”用了白居易《祭中书韦相公文》: “灵鹫山中,既同前会;兜率天上。岂无后期?”的典故。尾联第一句表面上虽是说重逢之期难以逆料,但观石湖本意,则希望曾觌一类小人即遭远斥,刚正之士再为重用,自己与朋友也可很快重逢的心意,自是再明白不过了。末句说犹堪喜慰者,相互皆属年青,来日方长,正宜好自珍重。石湖以此解慰朋友。并示共勉之意。
末尾四句,一气呵成,情深意切,读来催人泪下。这里边既有对挚友之情、离别之苦的倾诉,也有对家国前途、个人命运的忧患,流畅自然的笔调,将各种复杂的情感宣泄得淋漓尽致,悲则悲矣,但悲之有物,非无病呻吟,毫无做作之态。诗以情动人,在这里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综观全诗,这首诗从多方面写送别,诗中有对辞官归去的故友的宽解,有对品格刚正的友人的赞赏,有对朋友间探厚情谊的抒写,有安慰朋友的表达,内涵极为丰富,却又自始至终地围绕着诗题展开。写送别情意真挚动人,但绝不落凄切缠绵的俗套,情感显得豁达慷慨,深沉而爽朗。诗为七律,格律谨严,对仗工整,无华丽堆砌之辞藻,而具清丽雅逸的情致。人评石湖诗,说其七律“极有樊川(杜牧)英爽俊逸之风”,这首送别诗正显示了石湖律诗精雅温润的特色。
“蝉鸣空桑林,八月萧关道。出塞复入塞,处处黄芦草。”这四句写边塞秋景,无限肃杀悲凉,寒蝉、桑林、萧关、边塞、秋草都是中国古代诗歌意象里悲情的代名词,诗歌开篇刻意描写肃杀的秋景是为后来的反战主题作背景和情感上的铺垫。写戍边征人,寄寓深切同情。“从来塞并客,皆共尘沙老”,与王翰的“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可谓英雄所见,异曲同工,感人至深。塞州和并州都是唐代边塞之地,也是许多读书人“功名只向马上取”、“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的追逐名利的地方。然而,诗人从这些满怀宏图大志的年轻人身上看到的却是“皆共尘沙老”的无奈结局。末两句,以对比作结,通过对自恃勇武,炫耀紫骝善于驰骋,耀武扬威地游荡,甚至惹是生非而扰民的所谓游侠的讽刺,深刻地表达了作者对于战争的厌恶,对于和平生活的向往。前面讲的塞并客的时候,作者还没有什么贬意,字里行间里还隐约可见对于献身沙场壮士的惋惜之情。用“游侠儿”来形容那些只知道夸耀自己养有良马的市井无赖,作者的反战情绪有了更深层次的表达。
此诗写边塞秋景,有慷慨悲凉的建安遗韵;写戍边征人,又有汉乐府直抒胸臆的哀怨之情;讽喻市井游侠,又让人看到了唐代锦衣少年的浮夸风气。
这是一首通过对客观景物荣枯更替的描写,来抒发因人生短暂,所以人应“立身”宜早,应以“荣名”为宝的说理诗;同时也是一首抒写仕宦虽有建树但又并不十分得意的士子对人生的感悟和自励自警的诗。全诗共十二句,可分作两层。前六句为笫一层,写诗人由叙事写景引发出对人生的联想和感慨;后六句为第二层,写诗人继续抒发自己对人生的议论和感慨。此诗情文并茂,富含哲理,其艺术风格质朴自然,行文如行云流水,但又不浅露,而是余味曲包,耐人寻味。
“回车驾言迈,悠悠涉长道。”这两句是说,调转车头我驾着车子开始远行,路途遥远不知何时才能到达。
“四顾何茫茫,东风摇百草。”这两句是说,抬头四顾,但见原野茫茫,春风吹拂摇动着原野上无边的青草。
“所遇无故物,焉得不速老。”这两句是说,一路上我所见的不再是我认识的旧物,不能不使人感到岁月催人老。
首起两句叙事,写诗人要驾车远行。是出门离家游宦,还是衣锦还乡省亲,诗人并没有言说。不过结合全诗来说,诗中的主人公应是游宦京都多年,在功名事业上略有建树,虽不是一帆风顺,但也并非完全失意潦倒。从首起“回车”二字来看,他应该是准备动身离开京师返回自己的故乡。从诗人笔下的描绘来看,此时应该是一年中景致最为美好的春天。但现在眼下美好的春光,并没有个诗人带来美好的心情。诗句中一个“何”字,一个“摇”字就隐隐地带有沧桑感。紧接着诗人由眼前景物引发出对人生的联想和感慨,一路上,昔日来时的景物都不见了,当然这里的故物,不仅仅局限于物,也应指人,如亲朋古旧。正如曹植诗言:“不睹旧耆老,但见新少年。”“所遇无故物,焉得不速老 ”这两句诗是全诗的纽带,既是对前四句叙事写景发出来的联想和感慨,又是开启后六句议论感慨的由头所在。
“盛衰各有时,立身苦不早。”这两句是说,人生和草木的兴盛和衰败都有各自的时限,苦恼的是自己没有很早地建立起自己的功名。
“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这两句是说,人没有像金石那样坚固,怎么能长寿无尽期?
这两句用来比喻人的生命短暂和短促。
“奄忽随物化。荣名以为宝。”古今注本于荣名有二解。一说荣名即美名;有一说荣名则谓荣禄和声名。许多人把这两种说法对立起来,认为前者认为人生易尽,还是珍惜声名为要追求的是永恒的东西;后者认为人生短暂,不如早取荣禄声名,及时行乐显身。这两种境界有高下之别。事实上,在封建社会,儒家正统知识分子都以搏取功名,建树事业作为人生的最高目标。所以不能说追求荣禄和声名,就是庸俗的,就只是为了行乐。“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是儒家正统知识分子追求的目标。因此诗人把“荣禄和声名”作为人生之宝,是无可非议的事。从全诗来看,诗人还是认真地对生命进行了思考,立足于追求永恒的美名,是希望自己有所作为的,对人生的态度还是积极进取的,并以此自警自励。
显然,这是一首哲理性的杂诗,但读来却非但不觉枯索,反感到富于情韵。这一方面固然因为他的思索切近生活,自然可亲,与后来玄言诗之过度抽象异趣,由四个层次的思索中,能感到诗人由抑而扬,由扬又以抑,再抑而再扬的感情节奏变化。另一方面,也许更重要的是,这位诗人已开始自觉不自觉地接触到了诗歌之境主于美的道理,在景物的营构,情景的交融上,达到了前人所未有的新境地。诗的前四句,历来为人们称道,不妨以之与《诗经》中相近的写法作一比较。
“彼黍离离,彼稷之苗。行迈靡靡,中心摇摇。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这首《王风·黍离》是《诗经》的名篇。如果不囿于先儒附会的周大夫宗国之思的教化说,不难看出亦为行人所作。以此诗与之相比,虽然由景物起兴而抒内心忧苦的机杼略近,但构景状情的笔法则有异。《王风·黍离》三用叠词“离离”、“靡靡”、“摇摇”,以自然的音声来传达情思,加强气氛,是《诗经》作为上古诗歌的典型的朴素而有效的手法。而此诗则显得较多匠心的营造。“回车驾言迈,悠悠涉长道。四顾何茫茫,东风摇百草。”“迈”、“悠悠”、“茫茫”、“摇”,叠词与单字交叠使用,同样渲染了苍茫凄清的气氛,然而不但音声历落,且由一点——“车”,衍为一线——“长道”,更衍为整个的面——“四顾”旷野。然后再由苍茫旷远之景中落到一物“草”上,一个“摇”字,不仅生动地状现了风动百草之形,且传达了风中春草之神,而细味之,更蕴含了诗人那思神摇曳的心态。比起《黍离》之“中心摇摇”来,此诗之“摇”字已颇具锻炼之功,无怪乎前人评论这个摇字为“初见峥嵘”。这种构景与炼字的进展与前折“所遇”二句的布局上的枢纽作用,已微逗文人诗的特征。唐皎然《诗式·十九首》云:“《十九首》辞精义炳,婉而成章,始见作用之功。”(作用即艺术构思),可称慧眼别具;而此诗,对于读者理解皎然这一诗史论析,正是一个好例。
皎然所说“初见作用之功”很有意思,这又指出了《古诗十九首》之艺术构思尚属于草创阶段。此诗前四句的景象营构与锻炼,其实仍与《黍离》较近,而与后来六朝唐代诗人比较起来,是要简单得多,也自然得多。如陆云《答张博士然》:“行迈越长川,飘摇冒风尘。通波激枉渚,悲风薄丘榛。”机杼亦近,但刻炼更甚,而流畅不若。如果说《十首诗》是“秀才说家常话”(谢榛《四溟诗话》),那末陆云则显为秀才本色了。由《黍离》到此诗,再到陆云上诗,可以明显看出中国古典诗歌的演进足迹,而此诗适为中介。所以陆时雍《古诗镜·总论》说“《十九首》谓之《风》馀,谓之诗母”。
对于人生目的意义之初步的朦胧的哲理思考,对于诗歌之文学本质的初步的朦胧的觉醒。这两个“初步”,也许就是此诗乃至《古诗十九首》整组诗歌,那永久的艺术魅力之所在。
北风裹挟着朝雨,从江面上飘飘洒洒,呼啸而来。江上朝雨的景色,宽阔,空濛,而又略带萧索冷落之意,澹然展现在诗人的眼前。朔风可感,但无形无影,诗人却别具匠心,通过可观之雨将它形象地描写出来。细细体会“飞雨”,既可想见朝雨飞动之状,又能感受到朔风阴助朝雨之势。
百常观,本是汉代的台观之名;九成台,也是古代台名,这里都借指一般的台观。这些亭台楼阁,巍然屹立在曙色朝雨之中,一一映入诗人的眼帘。
“既”、“复”标识时间的先后承接,但决不是写风雨的断而复续,而是在景观迭现之中,暗写出诗人视野的变换和转移。诗人的视角,仿佛摄像机的长镜头,缓缓地扫描过淋漓在风雨之中的煌煌台观,印入诗人心灵的胶片。所以,风雨的飘洒和集结,在诗人心目中便产生了断而复续的“既”、“复”的感觉,从而在客观绘景之中,隐隐流露出主观观照的心迹。
淅淅沥沥的小雨,经过风的挥舞,洒落成了烟雾氤氲、轻埃迷漫。直到此时,诗人才交待了“观朝雨”的时间和地点:“平明振衣坐,重门犹未开。”清晨,深宫重门犹未开启,诗人早已振衣而坐、欣赏晨景了。阴霾雨天,雾气沉沉,本应令人沮丧,心情不振,但他却从江上飞雨之中,从这片刻宁静的观赏之际,领略到了非凡的乐趣,久久沉湎于其间,心驰神往,留连不舍。在大自然的神奇诱惑之下,诗人心旌摇动,神思沸腾。喧嚣的尘扰,纷冗的庶务,暂时都已远他而去,使他直感到一种耳目清新的愉悦,并从这种耳目的清新,进一步体会到了精神的宁静和恬适。“耳目暂无扰”,多么难得的纯净之境、空灵之时啊!所以,此时此刻,他的心思终于摆脱了现实时空的束缚,跨越到无限渺远的自由之境,一下子飞到了远世往古,飞到了向往已久的理想之境了:“怀古信悠哉!”清晨朝雨之中,悠然缅怀亘古圣贤,心情该是非常畅快的。
这种发自心灵的对于自然山水的雅爱,同诗人深层意识中积淀的抚剑跨马、建功立业的正统思想发生了冲撞——如果像大鹏那样敛翼不飞,隐居山水之间,“平生仰令图”(《和王著作八公山》)便无从实现,所以,他仍热切地期望能像骏马一样,骧首奋鬣,千里长鸣;但如果全身心地投入仕途,致力于建功立业,又可能像黄河中的游鱼去跳龙门一样,一旦跳不过去,便有曝鳃枯身之祸。仕途险厄,人生多艰。
诗人深感不可能既从容官场,又优游山林,“动”——出仕与“息”——退隐二者不可得兼,仿佛步行到人生的岔道口上,徘徊良久,举步不定。“方同战胜者,去翦北山莱。”“战胜者”用的是《淮南子》的典故:子夏“出见富贵之乐而欲之,入见先王之道又说(悦)之,两者心战故臞(瘦),先王之道胜故肥。”“北山莱”语出《诗经·小雅·南山有台》“北山有莱”,莱就是草。诗人表示,将抱着归隐林泉的信念到北山去刈草垦荒,耕地种田了。
一阵晨雨,给诗人带来了清新悦目的感受,但同时,又搅乱了他的心绪。出仕意识与归隐意识在诗人的思想上,始终无法将它们统一起来,“动息无兼遂”,总不可能尽如人意。为了心理的平衡、为了心性的自由,他的诗中,流露出走向归隐的试图。然而,这仅仅是诗人这一次“观朝雨”以后的一种暂时的精神解脱,实际上他并没能就此远身官场,去翦北山之莱。诗人的悲剧也正在这里。他始终没有解决“动”(出仕)与“息”(归隐)的矛盾,总是在“歧路多徘徊”。他始终肩载着这种沉重的精神负担,艰难地跋涉着人生的路。
若按写景抒情的一般程式,全诗似乎应以“平明振衣坐”领起,才能顺理成章。但那样势必使全诗结构显得平淡无奇,而且由景入情的转折也将显得生硬、突兀。诗人的高超之处正体现在这里。他以“观”为全诗之眼,前六句直接写“观”时客观之景,后八句写“观”后主观之情,“平明振衣坐”二句置于枢纽关键之处,使写景与抒情有机地结合起来,起到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这样,令人读来既觉层峦叠蟑,一波三折,又感到接转巧妙妥贴,气脉流畅,饶有韵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