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龙吟·浮翠山房拟赋白莲》全篇围绕“白莲”。词人用笔把白莲作为一个淡妆少女描绘，是咏莲词中的一篇佳作。
上片“淡妆人更婵娟，晚奁净洗铅华赋”，从外部形象上写白莲本色。紧扣“白”字，花中有人，风姿绰约。“泠泠月色，萧萧风度，娇红敛避”，词人对首二句的描绘而进一步加以渲染、烘托。“泠泠”“萧萧”描绘了白莲的“淡妆”的同时也写出白莲的精神状态。向以红色娇媚与洗净铅华腻粉的白莲相比，却要“敛避”，以此说白莲之美，则不言而喻。至此为白莲所绘之彩之形，已形神俱得。“太液池空，霓裳舞倦，不堪重记”借典故来追述白莲受宠的史迹。《天宝遗事》载，唐明皇与杨贵妃共赏太液池中白莲，白居易《长恨歌》也有“太液芙蓉未央柳”的诗句。这些可惜已成历史陈迹，贵妃醉中舞《霓裳羽衣》，唐玄宗龙颜大悦。曾经的华美盛景，如今却一转为“空”“倦”。以“不堪重记”收束繁华往昔，点明白莲已凋、盛时已往的今朝。“叹冰魂犹在，翠舆难驻，玉簪为谁轻坠”反承“不堪”句意而来，又开一个层次转写眼前白莲的遭遇。“翠舆难驻”“玉簪轻坠”是指时序更换，指白莲凋零，狼藉池塘，众芳芜秽。
下片“别有凌空一叶，泣清寒、素波千里”以萧索景象为背景，写白莲凋落之后的景况。首先写“凌空一叶”立于千里清寒素波之上，笔意较为奇特。写莲房垂露，在梦里怀恋着它那过去的纷华。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来看，“凌空一叶”“素波”让读者不禁想起当时漂泊海上的南宋流亡政权。“泪湿”“恨远”形容白莲的凄苦，同时也可看作是暗指南宋彻底灭亡一事。“羽扇生秋，琼楼不夜，尚遗仙意”转写秋天月夜之下，残荷虽残，而“仙意”尚留。以“羽扇”句写秋，以“琼楼”句写月。奈香云易散，绡衣半脱，露凉如水。总括白莲凋残，虽然冰魂犹在，无奈香消衣脱，冷露凌逼，语调悲凉至极。
这是一首“长调词”，但构局开合多变，擒纵自如。起笔至“娇红敛避”，词人以散骈结合的笔法，描绘白莲形象；随之三句忽然另辟天地。“冰魂”三句，转笔收揽，而于下片换头再次转笔，作进一步推阐。用笔，曲折往复，卷舒之间，一无沾滞，显示了长调“构局贵变”的特点。从咏物的角度看，词人把“白莲”写得形神俱备，写白莲却无二字，寄慨亡国，却也幽极静极，这是一首意境深远的咏白莲词。
上片写梨花开放的时间、风姿、周围的环境。前两句点出梨花开于晚春的寒食节前后，“春游浩荡”表明是芳草萋萋、漫天飞花的暮春季节。“白锦”二句，以白锦和白雪比喻梨花的洁白无瑕与香花烂漫的盛开模样，反用岑参的“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形象真实而鲜明。“静夜”至上片末，写梨花开放的环境，暮霭沉沉天地阔的静夜里，梨花悄悄地绽放在月光溶溶的夜色中。“冷”字，生动地烘托出宁静、微寒的夜景，使读者想到曹雪芹的“冷月葬花魂”。人间与天上都溶浸在皓月与花色交织而成的氛围中，月光皎洁、花似雪明，给人一种高洁、脱俗的感受。
下片前三句用典，继续以“天姿灵秀”的姑射真人来比喻梨花，《庄子·逍遥游》云：“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这三句就是用这典故，这位神人，修养已经达到神化难测的境界，暗写梨花的冰清玉洁与静若处子的仙姿。“万化”诸句写作者的体会与想法。由上句的“神人无功”，这位藐姑射山神人虽有大功，却无意于求功，这正是作者所追求的志向；作者又由梨花的清高绝俗、不与群芳同伍，感慨世俗之人未能欣赏，就好像俗人对作者的清高傲骨未能赏识。毕竟，世人多醉我清醒，这种不食人间烟火、超尘拔世的清凉境界，也只有能进入洞天福地修行的有道者，才能心领神会。此词虽是咏物，实即咏自己，这正是文人咏物词的寄寓手法。此词把梨花独特超群的气质，写得生动鲜明，让人有清新脱俗、灵秀异常的感觉，虽结尾不免落入谈道论教的范围，但仍不失为一首佳作。词人所选取的歌咏之物，往往是个人内在性情与艺术风格的表征，因此丘处机歌咏浩气清英、仙材卓荦的梨花，可以看出其清新脱俗的风格、灵秀异常的神人气息，而表现于作品中，则呈现了清拔脱俗的风格特色。
首联以曲折的笔墨写昨夜的欢聚。“昨夜星辰昨夜风”是时间：夜幕低垂，星光闪烁，凉风习习。一个春风沉醉的夜晚，萦绕着宁静浪漫的温馨气息。句中两个“昨夜”自对，回环往复，语气舒缓，有回肠荡气之概。“画楼西畔桂堂东”是地点：精美画楼的西畔，桂木厅堂的东边。诗人甚至没有写出明确的地点，仅以周围的环境来烘托。在这样美妙的时刻、旖旎的环境中发生了什么故事，诗人只是独自在心中回味，我们则不由自主为诗中展示的风情打动了。
颔联写今日的相思。诗人已与意中人分处两拨儿，“身无彩凤双飞翼”写怀想之切、相思之苦：恨自己身上没有五彩凤凰一样的双翅，可以飞到爱人身边。“心有灵犀一点通”写相知之深：彼此的心意却像灵异的犀牛角一样，息息相通。“身无”与“心有”，一外一内，一悲一喜，矛盾而奇妙地统一在一体，痛苦中有甜蜜，寂寞中有期待，相思的苦恼与心心相印的欣慰融合在一起，将那种深深相爱而又不能长相厮守的恋人的复杂微妙的心态刻画得细致入微、惟妙惟肖。此联两句成为千古名句。
颈联“隔座送钩春酒暖，分曹射覆蜡灯红”是写宴会上的热闹。这应该是诗人与佳人都参加过的一个聚会。宴席上，人们玩着隔座送钩、分组射覆的游戏，觥筹交错，灯红酒暖，其乐融融。昨日的欢声笑语还在耳畔回响，今日的宴席或许还在继续，但已经没有了佳人的身影。宴席的热烈衬托出诗人的寂寥，颇有“热闹是他们的，而我什么也没有”的凄凉。
尾联“嗟余听鼓应官去，走马兰台类转蓬”写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无奈：可叹我听到更鼓报晓之声就要去当差，在秘书省进进出出，好像蓬草随风飘舞。这句话应是解释离开佳人的原因，同时流露出对所任差事的厌倦，暗含身世飘零的感慨。
全诗以心理活动为出发点，诗人的感受细腻而真切，将一段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情感描绘得扑朔迷离而又入木三分。
这是一首歌颂周太王古公亶父开创岐山基业以及周文王业绩的短乐章。“天作高山”，强调上天赐予岐山这块圣地。周人重视天赐，视为吉祥，连婚娶亦是如此：“文王初载，天作之合。”（《大雅·大明》）天赐岐山之后，在这根据地上积蓄力量尚须人为，诗中便主要写这一过程。之所以仅取大王、文王二人，主要是因为他们确实是岐山九世周主最杰出的代表。灭商虽然完成于周武王，但周文王之时已显示出周将代商的必然趋势，商纣王囚周文王于羑里，只能延缓而无法阻遏这一历史发展。岐山圣地经营到周文王之世，已为周武王积蓄了足以灭商的雄厚实力，包括姜尚这样足以辅成伟业的贤臣。“有夷之行”，分明是先王开创的一条通向胜利之路。
这首短诗，多人对其中个别字眼有不同的解读。如“彼作矣”的“彼”，有人解为百姓，那么“彼作矣”就是百姓们造起房屋；有人解为先祖大王，“彼作矣”就是先祖大王开创伟业。如“康”，一解为安定，安康；一解为赓，继承，继往开来之意。此所谓诗无达诂，见仁见智也。
《周颂·天作》一诗将对圣地、圣人的歌颂融为一体，着力描写积蓄力量的进程，揭示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其文笔犹如大河滔滔，飞流直泻，既显庄严，又富气势。短短七句，有如此艺术效果，可见诗歌作者的大手笔。
《岳阳楼记》是作者应好友巴陵郡太守滕子京之请为重修岳阳楼而创作的一篇散文。这篇文章通过写岳阳楼的景色，以及阴雨和晴朗时带给人的不同感受，揭示了“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古仁人之心，也表达了自己“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爱国爱民情怀。文章超越了单纯写山水楼观的狭境，将自然界的晦明变化、风雨阴晴和“迁客骚人”的“览物之情”结合起来写，从而将全文的重心放到了纵议政治理想方面，扩大了文章的境界。全文记叙、写景、抒情、议论融为一体，动静相生，明暗相衬，文词简约，音节和谐，用排偶章法作景物对比，成为杂记中的创新。
《岳阳楼记》全文有三百六十八字，共五段。
文章开头即切入正题，叙述事情的本末缘起。以“庆历四年春”点明时间起笔，格调庄重雅正；说滕子京为“谪守”，已暗喻对仕途沉浮的悲慨，为后文抒情设伏。下面仅用“政通人和，百废具兴”八个字，写出滕子京的政绩，引出重修岳阳楼和作记一事，为全篇文字的导引。
第二段，格调振起，情辞激昂。先总说“巴陵胜状，在洞庭一湖”，设定下文写景范围。以下“衔远山，吞长江”寥寥数语，写尽洞庭湖之大观胜概。一“衔”一“吞”，有气势。“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极言水波壮阔；“朝晖夕阴，气象万千”，概说阴晴变化，简练而又生动。前四句从空间角度，后两句从时间角度，写尽了洞庭湖的壮观景象。“前人之述备矣”一句承前启后，并回应前文“唐贤今人诗赋”一语。这句话既是谦虚，也暗含转机，经“然则”一转，引出新的意境，由单纯写景，到以情景交融的笔法来写“迁客骚人”的“览物之情”，从而构出全文的主体。
三、四两段是两个排比段，并行而下，一悲一喜，一暗一明，像两股不同的情感之流，传达出景与情互相感应的两种截然相反的人生情境。
第三段写览物而悲者。以“若夫”起笔，意味深长。这是一个引发议论的词，又表明了虚拟的情调，而这种虚拟又是对无数实境的浓缩、提炼和升华，颇有典型意义。“若夫”以下描写了一种悲凉的情境，由天气的恶劣写到人心的凄楚。这里用四字短句，层层渲染，渐次铺叙。淫雨、阴风、浊浪构成了主景，不但使日星无光，山岳藏形，也使商旅不前；或又值暮色沉沉、“虎啸猿啼”之际，令过往的“迁客骚人”有“去国怀乡”之慨、“忧谗畏讥”之惧、“感极而悲”之情。
第四段写览物而喜者。以“至若”领起，打开了一个阳光灿烂的画面。“至若”尽管也是列举性的语气，但从音节上已变得高亢嘹亮，格调上已变得明快有力。下面的描写，虽然仍为四字短句，色调却为之一变，绘出春风和畅、景色明丽、水天一碧的良辰美景。更有鸥鸟在自由翱翔，鱼儿在欢快游荡，连无知的水草兰花也充满活力。作者以极为简练的笔墨，描摹出一幅湖光春色图，读之如在眼前。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段的句式、节奏与上一段大体相仿，却也另有变奏。“而或”一句就进一步扩展了意境，增强了叠加咏叹的意味，把“喜洋洋”的气氛推向高潮，而“登斯楼也”的心境也变成了“宠辱偕忘”的超脱和“把酒临风”的挥洒自如。
第五段是全篇的重心，以“嗟夫”开启，兼有抒情和议论的意味。作者在列举了悲喜两种情境后，笔调突然激扬，道出了超乎这两者之上的一种更高的理想境界，那就是“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感物而动，因物悲喜虽然是人之常情，但并不是做人的最高境界。古代的仁人，就有坚定的意志，不为外界条件的变化动摇。无论是“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忧国忧民之心不改，“进亦忧，退亦忧”。这似乎有悖于常理，有些不可思议。作者也就此拟出一问一答，假托古圣立言，发出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誓言，曲终奏雅，点明了全篇的主旨。“噫！微斯人，吾谁与归”一句结语，“如怨如慕，如泣如诉”，悲凉慷慨，一往情深，令人感喟。文章最后标明写作时间，与篇首照应。
这篇文章表现作者虽身居江湖，心忧国事，虽遭迫害，仍不放弃理想的顽强意志，同时，也是对被贬战友的鼓励和安慰。《岳阳楼记》的著名，是因为它的思想境界崇高。和它同时的另一位文学家欧阳修在为他写的碑文中说，他从小就有志于天下，常自诵曰：“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也。”可见《岳阳楼记》末尾所说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范仲淹一生行为的准则。孟子说：“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这已成为封建时代许多士大夫的信条。范仲淹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正贬官在外，“处江湖之远”，本来可以采取独善其身的态度，落得清闲快乐，但他提出正直的士大夫应立身行一的准则，认为个人的荣辱升迁应置之度外，“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要“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勉励自己和朋友，这是难能可贵的。这两句话所体现的精神，那种吃苦在前，享乐在后的品质，无疑仍有教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