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文学_古诗词

　　此诗共三章，采用复沓形式，各章仅异数字。孔颖达疏曰：“三章上二句恶四国，下四句美周公。”

　　第一章前两句以“既破”、“又缺”起始，斧、斨均为生产工具，人们赖以创造财富、维持生计。然这些工具均因为四国之君长年累月服劳役而致破致缺，家计亦因此而处于困苦之中，故尔怨恨深深。这里是以斧斨等工具的破缺来反映劳役之长之苦；以人们赖以生产劳动的必要条件的毁废，来反映生活之困。这是以点代面，以个别代全部，言事而寄慨的手法。

　　关于这两句，郑笺另有说法：“既破毁我周公，又损伤我成王，以此二者为大罪。”以斧斨之破缺比作对周公、成王的流言毁谤，这似乎过分拘泥于史事而说得太玄远了。而将周公比斧，成王比斨，恐亦有失礼度。

　　人们生活在这么艰难困苦之中，终于有了转机，有了希望：周公率兵东征了。当时周京为镐，在今陕西境内，管蔡等四国在今河南一带，故云“东征”。

　　三、四两句是因果关系：由于周公东征，所以四国叛乱者惊惧恐慌。毛传释“皇”为匡，即四国乱政得到纠正，走上正道。亦通。政局有转机，全是周公的功劳，故这两句从国的角度美周公，亦是叙事中含抒情，是间接的赞颂。

　　第五句“哀我人斯”，是省略了主语周公。周公对人民如此哀怜体恤，故逼出第六句：这是很崇高很伟大呀！这是人民以自身的感受，从内心发出的歌赞声，是直接的赞颂。

　　第二、第三两章，结构与第一章完全相同，仅换几个字。“錡”不论解作凿或锯，“銶”不论解作凿还是独头斧，均为劳动生产的工具，其在诗中的作用亦与第一章的“斨”同。这头两句同样在“恶四国”。下四句亦是“美周公”，仅换几个字。“吪”，化也，即受教育，移风易俗。“遒”，毛传解作固（坚固），郑笺解作敛（聚合）。孔颖达疏协调两说云：“遒训为聚亦坚固之义。”即“使四国之民心坚固也”、“四国之民于是敛聚不流散也”。流散之民回归，家人团聚，万民团结，国家自然强固。

　　综观全篇，这第四句的最后一字“皇”、“吪”、“遒”似非信手安排，而是有逐层递进，逐层深入的关系在。“皇”，如解为惊恐，则只是乱政的动摇，还未真正改变；如释为匡正，那也只是治的开始，对人民来说这只是外部条件的变化。而“吪”，受教育、受感化，这是深入到内部的变化。最后的“遒”，团聚、强固，则已结出丰硕的果实了。

　　末二句“嘉”、“休”基本同义，亦如第一章，是对周公的德行发自内心的直接赞颂。

　　不过对此诗也有不同的理解，例如闻一多、程俊英就认为这是东征士卒庆幸得以生还之作。这样，对诗中一些词的解释也就与上面不同。如第一、二两句的斧、斨、錡、銶均指为武器。第五、六两句的“哀我人斯”的“人”则是指战士。因有的战士已战死沙场，活着的也都离乡背井与家人久不见面，这些都让人哀伤。这样的解释，与传统的“美周公”观点是大相径庭的，但也言之成理，可备一说。

　　“钓鱼台，十年不上野鸥猜”。钓鱼台，即浙江富春江畔名隐士严子陵之钓鱼台。“野鸥猜”，典出《列子·皇帝》：“海上之人有好鸟者，每旦之海上从鸥鸟游，鸥鸟之至者百数而不止。其父曰：‘吾闻鸥皆从汝游，汝取来吾玩之。’明日之海上，鸥鸟舞而不下也。”此典本说人若有世俗机巧之心，鸥鸟则不肯与之做伴。此句有自愧之意，自己为了生活，长期寄身官场潜规则的想法，不如酸斋清俊脱俗。“白云来往青山在，对酒开怀”。今日终于重上钓鱼台，只见白云悠悠，青山隐隐，忍不住开怀畅饮。“欠伊周济世才，犯刘阮贪杯戒，还李杜吟诗债。”畅饮过后，张可久审视平生，觉得自己俗心未绝，尚称不上真正的隐士。扪心自问，自己尽管长期寄身官场之中，却并无伊尹、周公那样的安邦济世之才；尽管喜欢饮酒，却又不如刘伶、阮籍那样忘情；尽管终生填词作曲，但那些“清词丽句”早被李白、杜甫用完了，自己仅能拾其牙慧、替其还“债”而已。这三句的“自我检讨”，看似自嘲意味甚浓，实则暴露了张可久内心深处说不出来的酸楚：回首人生，竟无一事可引以自得！

　　“晚归来，西湖山上野猿哀”。猿啼，声噭噭，又高又急，似哭似号，为哀音。郦道元《三峡》：“每至晴初霜旦，林寒涧肃，常有高猿长啸，属引凄异，空谷传响，哀转久绝。故渔者歌曰：‘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西湖山上，野猿哀啼，声音急切，唤我归去。“二十年多少风流怪，花落花开。”二十年来，多少风流人物辈出。但时间兀自向前，不论是谁，都如花落花开般消长，没有什么会永垂不朽。因此，生命从来无须固执。“望云霄拜将台。袖星斗安邦策，破烟月迷魂寨。”然而，当目光转向那高耸入云的中兴名将拜将台时，终难抑制内心充溢的壮志。星汉灿烂，皆藏我袖；安邦妙策，皆著我心；而那烟花风月迷魂寨，能奈我何！“酸斋笑我”，酸斋早已体会到退隐之乐，看到我此时既羡慕又扭捏的样子，心领神会，故而不免“笑我”。“我笑酸斋”，这个“笑”字里隐含的情感很复杂。它既是一种畅快的笑，自己受酸斋影响，欲步酸斋之后，自然也就笑出声来。它又是一种羡慕的笑，有多少人能像酸斋那样无忧生活，顺应自己的内心做自己欢喜的事呢？它还是一种含而不露的苦笑，自由是酸斋的，我什么都没有，还必须为了生活继续在宦海淹留。“我笑酸斋”张可久只在笑。不着一言，却胜千书。

　　开头“恨春易去”四字笼罩全篇，是命意所在。“甚春却向扬州住”，用疑问的语气表现出对比之意和咏叹之情。暮春时节，花事渐阑，别的地方已是春色无多，而在扬州，春意独多，春天好像对这座美丽繁华的城市有着特殊的感情，故而迟迟不愿离去。“微雨，正茧栗梢头弄诗句”。茧栗，本言牛犊之角初生，如茧如栗，见《礼记·五制》。任渊注黄庭坚《广陵早春》诗“红药梢头初茧栗”句，谓“此借用以言花苞之小”。白石此句即本于黄诗。此刻，细雨如烟，芍药枝头的蓓蕾，吮吸甘霖，生机勃发，孕育着醉人的诗意。“弄”字下字极工。“红桥二十四”，指扬州的风流名胜二十四桥，桥边芍药弥望。“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萧？”（杜牧《寄扬州韩绰判官》）至北宋已仅存七桥（沈括《梦溪笔谈》卷三注），此言其多而已。红桥、碧水、明月、名花、美人，加上那仙乐一般的箫声，多么令人神往！“总是行云处”似借宋玉《高唐赋》中楚王梦与巫山神女相会的故事来描写仕女如云，从而给红桥一带涂上一层玫瑰色的浪漫光彩。以下由写人采用比拟的手法写芍药的曼妙风情：“无语，渐半脱宫衣笑相顾。”芍药的蓓蕾在雨露的滋润和游人的瞩目下，悄悄地开放了。她们半裹红妆，微露笑靥，深情地顾盼着来来往往的观赏者（包括词人自己）。此句写芍药之有情，正人之有情也。此视《扬州慢》“念桥边江药，年年知为谁生？”何如？此句之妙，可与周邦彦咏蔷薇“长条故惹行客，似牵衣待话，别情无极”（《六丑》相媲美）。句意隐含着我已无福消受的意思，为下片写自己迟暮之悲张本。

　　“金壶细叶”展示的是盛开的芍药。硕大的金红色花朵，衬以细密的绿叶，显得分外明艳惊人。“千朵围歌舞”美貌的女郎在花丛中尽情地唱着、跳着，应和春的旋律。这声色交融、春情激荡的场面，顿时勾起词人的迟暮之感。“谁念我鬓成丝”化用“红药梢头初茧栗，扬州风物鬓成丝”（黄庭坚《广陵早春》）之句，扬州风物虽好，无奈自己已两鬓斑白，置身于粉红黛绿之间，显得多么地不相称。白石布衣清客一生，多依名公臣卿，但生性孤傲，不合众流。故词中每于众人欢乐之际反写己之清苦寂寞。他如《庆宫春》，本是四人同游，偏写出“老子婆娑，自歌自答”；《鹧鸪天》写赏灯之乐，偏写出自己“少年情事老来悲”。结末以刘攽自况。据《宋史·艺文志》记载，刘攽的著述除《彭城集》、《公非先生集》等外，还有一卷《芍药谱》，可惜已经失传。“后日西园，绿阴无数。寂寞刘郎，自修花谱”，意思是说：待到春尽夏来，名园绿肥红瘦之时，我愿意默默无闻地为芍药编修花谱。此与苏轼《贺新郎》“待浮花浪蕊都尽，伴君幽独”同一意境。“寂寞”二字，与“自”字相映合，充满苦涩滋味，映现出类似“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凄凉心境，读来倍觉情深意切。

　　昔人评论姜词，认为清远空灵是其基本特色。张炎说：“词要清空，不要质实。清空则古雅峭拔；质实则凝涩晦昧。姜白石词如野云孤飞，去留无迹。”（《词源》卷下）姜词之所以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原因在于作者有着丰富的美感经验，能够在感受、记忆、思考、想象等心理活动的基础上进行联想，然后选用清新秀逸的言辞，把它化作动人的意象。这类意象或意境总有些迷离恍惚，如水中之月镜中之花。唯其如此，言外之意，画外之境才更加繁富，更加耐人寻味。这首词就大量采用比拟、双关的修辞手法，以物拟人，写物兼写人。物与人犹形与影，若合若离，显得明明丽丽而又影影绰绰。遗其形而得其神。像“无语，渐半脱宫衣笑相顾”，以多情的人来比拟无情的花，以人的情态来表现花的容貌，妙不可言。联系上文“微雨，正茧栗梢头弄诗句”，前者描述欲放未放的花苞，这里展示已开但未全开的花朵。而联系下文“金壶细叶，千朵围歌舞。谁念我，鬓成丝，来此共尊俎”，写花之外，又分明是在写人，由扬州风物写到扬州风情，从而勾出“鬓成丝”的迟暮之感。这样，就大大丰富了作品“恨春易去”的命意。遗貌取神，离形得似，这大概就是构成清空高远境界的一种有效手段。

　　姜夔还惯于采用避实就虚、提空写景的方法。例如芍药枝头的蓓蕾，在春雨的催发下迅速膨大，不断发生变化。那过程，那状态，极其微妙，无法实言。在姜夔的笔下，它表现得非常简洁，也非常生动：“微雨，正茧栗梢头弄诗句。”“弄诗句”是酝酿诗情的意思，它确乎比较抽象，没能把花苞受雨后迅速发育成长的状况具体地显示出来，但却深刻地揭示出变化的微妙以及含蕴其间、难以言说的诗意美。

　　“胜败兵家事不期，包羞忍耻是男儿。”这首小诗的前两句是说，胜败这种事是兵家难以预料的事，但是能够忍受失败和耻辱才是男儿。

　　首句直截了当的指出胜败乃兵家常事这一普通常识，并暗示关键在于如何对待的问题，为以下做好铺垫。“事不期”，是说胜败的事，不能预料。此句强调指出只有“包羞忍辱”，才是“男儿”。项羽遭到挫折便灰心丧气，含羞自刎，怎么算得上真正的“男儿”呢？“男儿”二字，令人联想到自诩为力能拔山，气可盖世的西楚霸王，直到临死，还未找到自己失败的原因，只是归咎于“时不利”而羞愤自杀，实在有愧于他的“英雄”称号。

　　“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小诗的后两句是说，江东的子弟大多是才能出众的人，如项羽愿返江东可能卷土重来。

　　第三句“江东子弟多才俊”，是对亭长建议“江东虽小，地方千里，众数十万人，亦足王也”的艺术概括。人们历来欣赏“无面见江东父老”一语，认为表现了他的气节。其实这恰好反映了他的刚愎自用，听不进亭长的忠言。他错过了韩信，气死了范增，确是愚蠢得可笑。然而在这最后关头，如果他能面对现实，“包羞忍耻”，采纳忠言，重返江东，再整旗鼓，则胜负之数，或未易量。这就又落脚到了末句。

　　“卷土重来未可知”，是全诗最得力的句子。它的意思是说，如果能做到这样，还是大有可为的；可惜的是项羽却不肯放下架子而自刎了。这样就为上面一、二句提供了有力的依据。而这样急转直下，一气呵成，令人想见“江东子弟”“卷土从来”的情状，是颇有气势的。同时在惋惜、批评、讽刺之余，又表明了“败不馁”的道理，也是很有积极意义的。

　　此诗与《赤壁》诗一样，议论战争成败之理，提出自己对历史上已有结局的战争的假设性推想。首句言胜败乃兵家常事。次句批评项羽胸襟不够宽广，缺乏大将气度。三四句设想项羽假如回江东重整旗鼓，说不定就可以卷土重来。这句有对项羽负气自刎的惋惜，但主要的意思却是批评他不善于把握机遇，不善于听取别人的建议，不善于得人、用人。司马迁曾以史家眼光批评项羽“天亡我，非战之罪”的执迷不悟。杜牧则以兵家的眼光论成败由人之理。二人都注重人事，但司马迁是总结已然之教训，强调其必败之原因；杜牧则是假想未然之机会，强调兵家须有远见卓识和不屈不挠的意志。

　　议论不落传统窠臼，是杜牧咏史诗的特色。诸如“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赤壁》），“南军不袒左边袖，四老安刘是灭刘”（《题商山四皓庙》），都是反说其事，笔调都与这首类似。人们之所以喜欢这些诗，是因为他标新立异，也说明历史是复杂的，从多维的角度来看，有许多所谓定论是值得商榷的。宋人胡仔在《苕溪渔隐丛话》中谓这首诗：“好异而畔于理。······项羽以八千人渡江，败亡之余，无一还者，其失人心为甚，谁肯复附之？其不能卷土从来，决矣。”其实从历史的观点来看，胡氏的指责不为无由。人们之所以喜欢这首诗，主要是这首诗借题发挥，宣扬百折不饶的精神，是可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