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民谣收录于《乐府诗集》,属“杂曲歌辞”。“杂曲歌辞”是指声调已经失传,无所归属的一些乐曲歌辞。乐府民歌的一个鲜明特点是“感于哀乐,缘事而发。”其思想内容是十分丰富的。这首民谣通过描述桓帝时农作物由妇女收割的社会现实,反映了东汉末年频繁的战争和徭役给人民带来的灾难和痛苦,表达了人民的爱憎。歌谣语句朴素,通俗明白。
起句“小麦青青大麦枯”,“青”与“枯”点出了时间,即农作物生长和收货的季节,也就是农忙时节。绿油油的小麦还在生长,大麦却已经成熟了。可是谁来收割成熟的庄稼呢?是老妇和村姑。收割本来是一项繁重的体力劳动,应该由青壮男丁来承担。所以,开头两句,尽管没有用一个字去描写连绵战争的惨烈和破坏,但是从作者巧妙地选用田间劳动这一典型的场景,感受出战争的破坏程度,人民的生活有痛苦不堪。
第三句“丈夫何在西击胡”点明主旨。青壮男丁干什么去了,被驱遣西征同羌人作战去了。这里的“西击胡”是指东汉王朝对羌族进行的三次武装镇压。汉安帝永初五年(111年),汉阳人杜琦等联合羌人起兵反抗东汉,这场斗争坚持了十二年之久,东汉王朝因平息反抗,耗资二百四十多亿钱。顺帝永和元年(136年)凉州、并州和关中的羌人又发动反抗斗争,持续十年之久,所耗军费八十余亿钱。桓帝延熹二年(159年),各地羌人又相继对东汉发动反抗斗争。在短短的几十年里,羌人多次反抗斗争,这样就极大地动摇了东汉王朝统治的根基,同时也由于徭役的繁重,广大农村青壮男丁征发已尽,出现民谣中所描写的“谁当获者妇与姑"的悲惨景象。
民谣的前三句,以典型的场面,通俗明白的语言,揭露了战争带给人民的苦难。紧接着,作者笔锋一转,通过战争中人民群众和官僚贵族的鲜明对比,抨击了封建社会的不公平,抒发了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
“吏买马,君具车”。“吏’’春秋以前,大小官都可以称吏。战国以后一般指低级的官。《古诗笺》中解释:“‘吏买马、君具车’者,言调发重及有秩者也。”这一句,不仅反映了因战争耗费巨大,连官僚贵族都不能幸免,同时也说明,在战争中,官僚贵族只要出点钱,就可以不必去打仗,而广大人民群众却要去,反映了当时社会的不公平。
“请为诸君鼓咙胡”。“鼓咙胡”,百姓感到不公平,却不敢把话说出来。但人民群众的不满之情却跃然纸上。
这首诗的首联写作何和友人相约出游的时间和季节。颔联写作者和友人一起游山玩水的喜悦之情。颈联写游玩路上所看到的景象以及感情变化。尾联写化石成羊这个北山的名胜胜迹。借景抒情,表达对少数民族统治政权的蔑视之情。
起句“起犯春霜”,即点明这是严寒尚厉的正月,所以一路之上,但有寒威。“犯”字并贯“霜”寒”。隐约表现出遗民傲世的性格。第二句接承上句,似乎很平淡,然而用“乘兴”和“约”等字眼,说明他们的这次游山兴致很高,是约好前来的。这样就逗出颔联。
颔联抒写游山的情怀。第三句的意思是表达得十分清楚的。志同道合的“友朋”,经过十年的凋谢,一天一天地“少”,这是眼前“最恨”(隐寓不甘之意)的一桩事。第四句推开,“尘外”是隐遁者常用的语言,下面连接“山水宽”,不仅点明北山的题目,而且一个“宽”字,还表露出遗民对于故国山水的向往。面对秀丽的山水,游赏者的心情会是什么样子的。这一联道出了作者这次游山的情怀,所以要乘兴遨游,既是因为同志不多了,也是借以追求世外广大山川之美的享受,遗民复杂的心情,无限的感慨,抒写得很充分。
颈联写途中之景,又写景外之意。在对北山景物的描绘中,充满了浓厚的感情色彩,表露出兴亡之感。“溪落旧痕”的“落”字,“枯野埠”的“枯”字,都是遗民的时移世异之后心情的写照。“树浮空翠湿危栏”的景象,也写得阴沉黯淡,远非赏心悦目的游观。这两句承上句末的“山水宽”落墨,“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文心雕龙·神思》)。是诗题的正面描写。也是衷情的自然流露。
结尾两句是写北山著名的皇初平叱石成羊胜迹,但作者的写法却不一般。他眼里的“群羊”是岩头“县冰”,不是“化石”(由石头变化而成)。把县冰权看作石化的羊群,这不单是对叱石成羊故事的否定。而且自然会令人想到张彖的“冰山”之喻(见《开元天宝遗事》上)。石羊不过是县冰的幻影,元朝政权在遗民心目中是春来便消的冰山。这样写,既切合了化石成羊这个北山胜迹;又照应了犯寒春游诗的起首;更重要的是借景抒发,表露了遗民对于元政权的轻蔑。
本文起始既紧扣作亭之缘起,而后宕开笔墨写孙莘老泽惠百姓的政绩,然后才归入正题,发挥议论,推衍出“知命者,必尽人事,然后理足而无憾”的道理,并进而言及养生与治国之道。 文章从小题目引出大议论,立意高远,富于哲理。
这篇记文一共分为三段。
第一段点题,记孙莘老建墨妙亭的时间、地点和用意,“取凡境内自汉以来古文遗刻以实之”。也就是诗中所写的“吴兴太守真好古,购买断缺挥缣缯”。孙莘老喜好书画金石,所以不惜花大钱购买古代碑刻,以藏于墨妙亭中。
第二段记述孙莘老搜罗碑刻用力之勤,但不是平铺直叙,而是层层转折,跌宕起伏。第一层写已往的吴兴太守向来政务悠闲。因为其地“山水清远”,其民“寡求而不争”,外地客人“非特有事于其地不至焉”。社会安定,民事不多,宾客少有,清静无为,“故凡守郡者,率以风流啸咏、投壶饮酒为事”。真是悠悠岁月,其乐无穷。如此悠闲之地,孙莘老自然有充余时间去搜罗碑刻了。
第二层,忽然宕开一笔,写孙莘老勤政爱民、抗洪救灾: “自莘老之至,而岁适大水,上田皆不登,湖人大饥,将相率亡去。莘老大振廪劝分,躬自抚循劳来,出于至诚。”奔波以救灾民,无暇而顾碑刻。又加之朝中正推行新法,使者频繁往来“以为莘老当日夜治文书,赴期会,不能复雍容自得如故事”。这一层转折使文章顿起波澜,跌宕多姿。这是以退求进、欲擒故纵的写法,起到了有力的衬托作用。
第三层,又一转折,归到正题:“而莘老益喜宾客,赋诗饮酒作乐,又以其余暇,网罗遗逸,得前人赋咏数百篇,以为《吴兴新集》,其刻画尚存而僵仆断缺于荒陂野草之间者,又皆集于此亭。”莘老在政事之余,尽力搜罗前人诗赋、碑刻。凡是尚存文字的碑刻,即使被抛在荒坡野草之间、僵仆的、断缺的均一概收罗无遗,“皆集于此亭”,照应前文“取凡境内自汉以来故遗刻以实之”的记述中心,写出孙莘老好古之心切,搜罗之勤奋。苏轼至湖州,见到这些碑刻“周览叹息”,坚硬之碑刻尚且断缺,令人叹息。这句承上启下,由断缺的碑刻引出第三段的议论。
“或以谓余,凡有物必归于尽,而恃形以为固者,尤不可长,虽金石之坚,俄而变坏,至于功名文章,其传世垂后,乃为差久,今乃以此托于彼,是久存者反求助于速坏。”“物必归于尽”一句,画龙点睛,是全文的主旨。一切事物都要归于消亡,依靠自己形体坚固的物体,更是不能长久。即使是坚硬的石碑,很快也会毁坏。相比之下,功名文章流传后世,倒是长久的。把文章刻在石碑上,想长久流传,乃适得其反,“是存者反求助于速坏”。这已经是前人的胡涂,孙莘老建亭以藏碑刻,“其无乃几于不知命也夫”。作者认为莘老的作法是“不知命”。孙莘老不知命,指他不知天命,即不知道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规律。“余以为知命者,必尽人事,然后理足无憾。物之有成必有败,譬如人之有生必有死,而国之有兴必有亡也。”这几句进一步具体阐明“物必归于尽”的论点,用相反相成的观点论述了成与败、生与死、兴与亡的辩证关系。
作者深受道家思想影响,对老子的辩证法有着深刻的理解,他总是抓住事物对立统一的矛盾双方关系来阐明自己的主张,确实是一个真正的“知命”者。以其知命,故能乐天。以其乐天,故能置生死、穷达、得失、祸福于度外,看穿忧患,顺应自然,超脱利害,旷达乐观。但作者毕竟又是一个通三教之变,成一家之言的文人,他“奉儒家而出入佛老,谈世事而颇作玄思”,本于儒而不囿于儒,谈佛老也不囿于佛老。所以文章接着又写道:“虽知其然,而君子之养身也,凡可以久生而缓死者无不用;其治国也,凡可以存存而救亡者,无不为,至于无可奈何而后已。”以道养身,以儒治国,儒道互补,相互为用。
通观全文,第一、二段记叙,第三段议论。记叙为议论作铺垫,议论是记叙的升华。记叙层层转折,跌宕多姿;议论精辟警策,纵横开阖,汪洋恣肆,一唱三叹,特别是辩证法的运用,熟练而深刻,提高了文章的思想水平,发人深思,耐人寻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