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萍给人们的印象,似乎总有一种随水现荡的不安定感。所谓“停不安处,行无定轨”,在怀才不遇的诗人眼中,便往往成了身世飘泊的象征物。但倘若是在阳光璀璨的晴日,心境又畅悦无翳,再伫立池边观赏那清波绿萍,人们就会发现:浮萍也自有一种与众不同的美好风神。建安诗人曹丕《秋胡行》(其二),就歌咏过它“寄身清波,随风靡倾”的倩姿;晋人夏侯湛,也赞叹过它“散圆叶以舒形,发翠绿以含缥”的容色(《浮萍赋》)。在“词美英净”的永明诗人刘绘笔下,它又是怎样一种风情?
刘绘咏萍的开笔,便沾满了喜悦、赞美之情:“可怜池内萍,葐蒀紫复青。”“可怜”即“可爱”。不过,在“可爱”之中,似乎还含有几分惹人怜顾的柔弱之态。这便使诗人笔下的池萍,增添了某种情感色彩。“葐蒀”亦作“氛氲”,本为烟气纷纭之貌。这里用来为浮萍着色,表现青中带紫的萍叶,在清波澹淡之中,恍有青紫之气升腾,可以说是把色彩写活了。接着的“巧随浪开合,能逐水低平”两句,则进一步表现浮萍的动态之美。“池”中自然不会有沸涌翻滚的大浪;这“浪”之轻细,当如风中之花的绽放和收合一样几无声息。而绿萍,就站在这样的细浪轻波上飘舞,身姿何其轻巧!当池波终于静息之时,浮萍则轻轻从水波高处滑行而下,转眼间已在一平如镜的水面上凝立,又显得何等娴雅。这两句描摹浮萍在水中飘、立、动、静之态,简直如翩翩少女的轻巧舞姿,表现了极为动人的韵致。
浮萍在诗人眼中,似乎一度幻作了飘舞于水波之上的绿衣少女。但当诗人从幻觉中清醒,它便又成了静浮于水面的绿萍。人们常常遗憾于浮萍的“无根”,似乎嫌它“轻浮”了些;而且叶圆而细小,又无清莲那婷婷直立的叶茎,当然更显得缺少“操守”了。故夏侯湛在赞叹之余,又有“浮轻善移,势危易荡”之语,隐隐表达了对它的贬斥之意。至于杜恕《笃论》,对它就更不客气了:“夫萍与菱之浮,相似也。菱植根,萍随波。是以尧舜叹巧言乱德,仲尼恶紫之夺朱”——如此抑萍而扬菱,小小的浮萍,简直就成了“乱德”之小人。刘绘对于前人的这类非议,大约并不赞同。故接着两句,似乎是在为浮萍鸣不平了:“微根无所缀,细叶讵须茎?”意思是说:浮萍看似“无根”,其实还是有根的呵,只是因为太微小,你叫它怎样连缀池底?萍之无茎,好像是一种缺憾;但对它自身来说,那萍叶本就细小,又何须非得有茎?这两句做的是“翻案”文章,但妙在不露声色,正与全诗清淡秀蕴的基调相谐。读者从中听到的,只是一声饱含怜惜之情的轻微叹息。最后的结句,正顺着诗人的这一怜惜之情,又将眼前的浮萍幻化了:“飘泊终难测,留连如有情。”这美好的浮萍,正如孤身无依的少女,其飘泊不定的前途,是很难预测的。而今,她就在诗人身边留连、徘徊,充满了依依之情,仿佛在诉说不忍离去的思念,抑或是飘迹无踪的凄苦。此情此景,与前文“巧随浪开合,能逐水低平”的美丽轻巧形象,交相叠合,不免令读者对这楚楚可人的绿萍,油然生出深切的爱怜和忧悯。而诗人则似乎是在用整个身心呼唤:可爱又可怜的浮萍,再莫要过那飘泊难测的生涯!请就在这清波绿池之中,寄托你风姿美好的青春。
与同时代的诗人谢朓、范云、沈约相比,刘绘所擅长的是文辞。“至于五言之作,几乎尺有所短”(钟嵘《诗品》评王融、刘绘语)。往往辞采稍丽而情致嫌浅。故在当时,刘绘虽称“后进领袖”、“丽雅有风”(《南史》),而传世诗作却不多。不过,当其感受真切之时,笔端亦有深情蕴蓄。这首《咏萍诗》,于动、静、真、幻之中,写浮萍楚楚可怜之态。清逸秀出,摇曳生情,不失为一首颇具情趣的咏物好诗。
提起送别诗,不能不想起著名的阳关曲。阳关在今天甘肃敦煌西南一百三十里,是唐代出西域的门户,王维《送元二使安西》这首动人的送别诗,写成后广泛流传,被谱成歌曲演唱,称作“渭城曲”;唱时还要把结尾一句反复重复三遍,所以又称“阳关三叠”。诗前两句承题写离家,写舟中回望之景。三、四句转到言情上,将无情之物说成有情,而把有情的人,偏说成是无情,就形成了更为曲折也更耐人寻思的情景关系,在艺术表现上是颇为新奇的。
诗前两句承题写离家。晚上,诗人出行,亲友们聚集江边相送,唱着离别的的阳关曲;诗人登上一叶小舟,顺流东下。诗组合了各种离别的意象,深沉地表达离别时的情感。“水东流”是写他乘舟出行,引出下句“一钓舟”,但因它紧接“阳关一曲”送别歌后,就暗示是以东流水表达深长的离情别绪。对句中的“旌阳”是指明离别场所,“灯火”是从水中看岸上,暗示船已离岸渐渐远去。“灯火旌阳一钓舟”,使人仿佛见到沉沉夜幕中,一只小船驶离了岸边,在众人的唏嘘中渐渐远去,渲染出浓重的伤感氛围。乘夜离乡别土,情景如此,人的思想又是如何呢?三、四句因而转到言情上。诗人在诗中一反常态,故作轻松语,说自己也不过是和平常一样,喝酒喝醉了,没有别离应有的伤悲,倒是满川的风月在替自己愁。这两句很别致,说自己不愁是假的,诗人离家次数多了,是不是“如今识尽愁滋味”,不想做出愁态来呢?“我自只如常日醉”,多多品味,不难发现其中含有许多苦涩味。末句的风月替自己愁,这愁就无限扩大,漫延到整个自然界,比写人的愁怨范围和深度增展许多;把多情的风月与浑然沉醉的自身作对比,更为曲折地反映了自己复杂的心理。
金代王若虚《滹南遗老诗话》对这首诗的后两句很不满意。他认为诗只有写“人有意而物无情”才是,像黄庭坚另一首《题阳关图》“渭城柳色关何事,自是行人作许悲”这样写就很好;这首离别家乡的诗把人写成无情而物有情,就不合情理,“此复何理也”。王若虚所说的“人有意而物无情”,是大多数诗歌表现的手法,如岑参《山房春事》:“庭树不知人去尽,春来还发旧时花。”韦庄《台城》:“无情最是台城柳,依旧烟笼十里堤。”黄庭坚作诗,喜欢翻过一层,“化臭腐为神奇”;宋张戒《岁寒堂诗话》说他“只知奇语之为诗”。因为他不肯作寻常语,所以在这首诗中,有意不把“满川风月”写成无情的东西来衬托自己的离情别愁,偏说自己无情而“满川风月替人愁”。如此措笔,加深了层次,把无情物说成有情,是把自己的感情移入物中;而自己“只如常日醉”貌以无情,实质上成为有意的掩饰,是情到深处反无情的表现,比直接说有情要深沉含蓄得多。这样的表现手法,前人也多次用过,如刘禹锡《杨柳枝词》:“长安陌上无穷树,唯有垂杨管别离。”杜牧《赠别》:“蜡烛有心还惜别,替人垂泪到天明。”张泌《寄人》:“多情只有春庭月,犹为离人照落花。”只是前人总是说了人有情而次及景物亦有情,黄庭坚再作变化,说成人无情而物有情而已。
黄庭坚这首诗意新语工,但也有迹可寻。在此前欧阳修曾有首《别滁》诗云:“花光浓烂柳阴明,酌酒花前送我行。我亦且如常日醉,莫教弦管作离声。”黄诗也许参考过欧诗。
这是一篇别致的“劝学篇”。记述了李氏力学苦读的成就和家中藏书的情况,赞扬了李氏藏书以遗来者的仁者之心。同时它从历史角度考查了书籍的发展及对社会的重要作用,批评了当时科举士子“束书不观,游谈无根”的浮浪风气,强调了认真读书的必要性。全文结构清晰、叙议结合,是一篇关于古代藏书的难得佳作,也是读者了解宋代藏书状况的参考史料。
文章一开始就论述了书的宝贵,作者举了两类东西作陪衬,如“象、犀、珠、玉、怪珍之物”,有使人见了喜欢、听了悦耳的好处,但并没有普遍使用的价值;金石草木丝麻等物品,有普遍的使用价值,但又有使用损耗和来源短缺的弊病。在这两个陪衬下,作者才引出书籍的宝贵——有上面两类东西的优点,而没有它们的缺点,不论什么人都能从中得到一些益处。运用这种对比方法,既生动又通俗,书的宝贵价值一下就显示出来了。“书中自有黄金屋”,也是说书宝贵和读书的好处,但含义庸俗,引人入邪。该文的对比方法,内涵健康,人人明白,富有新意。
“自孔子圣人,其学必始于观书”这句话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意思是说从孔子起,人们就很重视读书。那时书很少,只有周朝王室的书很多,求书很难。作者从不同角度举了例子,一是楚国很大,可是只有左史官倚相能读懂上古时代的书籍;二是达官贵族如韩宣子、季札,也是到了鲁国才见到《易象》和《诗经》这类书;三是当时一般读书人,能见到六经的也很少。这些都说明孔子时代求书很难,学习条件很差,但是那时候的读书人却学习得很好,“皆习于礼乐,深于道德”。作者采用博证法,有意增强可信程度,并非繁文缛节,另一个作用可以反衬古代读书人的刻苦认真。“非后世君子所及”,既总结上文,又引出下文后世读书人存在的问题。
第二段作者采用详略结合的方法,先概述自秦汉以来,书逐渐多了,得到书籍已经很容易了,但学者却“益以苟简”,学习态度越来越不那么认真了。这是从历史的角度作简要的叙述,再从亲身见闻方面加以证明。苏轼先从自己听见过老儒先生讲起,“欲求《史记》《汉书》而不可得”,是指求书难;“皆手自书,日夜诵读,惟恐不及”是叙述学习刻苦。
再写所见,眼见现在书越来越多,求书极其容易,可是“后生科举之士”却“束书不观,游谈无根”。历史角度从简,所见所闻从详,重点是落在批评后生科举之士不爱读书的坏习气上。文章前面用“何哉”,后面又用“此又何也”,两相呼应,都是责问不重视读书是什么缘故,表示两重叹息。一问再问,问而不答,留给读者去想,寓劝于问,意味深长。
涓涓流水归大海,作者前面写的铺垫,目的还是在于写李君山房藏书的意义。“余友公择”是交待人物,说明李氏与作者自己的关系。“少时读书于庐山五老峰下白石庵之僧舍”交待读书和藏书的时间和地点,这是写记的基本要素。“山中之人思之”,是写李君的为人深受山人尊敬。“藏书凡九千余卷”,是说明藏书的数量。“公择既已涉其流”至“以闻于当世矣”这段反映李君读书认真、受益颇深,品行受人尊敬。“不藏于家,而藏于其故所之僧舍”说明李君藏书的与众不同,目的为了“将以遗来者”,它运用重复的修辞手段,有意加以提及。“此仁者之心也”,到此,文章着重颂扬了李君藏书的善举和无私的品质。最后,作者表示要抓紧时间好好阅读李君藏书,以资自补的愿望。同时趁写记的机会,规劝来者和今之学者要爱惜书的宝贵,改变有书不读的毛病。既与前面论述相呼应,又完成了作记劝学的目的。
全文主要采用了议论与叙述相结合的写法,先议后叙,把书的宝贵、求书之难、学者日趋不重视读书的道理和现象写透,再写李君藏书的意义。文章内容层层铺垫、前后呼应,在议论中运用了对比、陪衬、博证等手法,有力地加强了生动性和说服力。作者在语言方面很少用排偶句,大多是参差不齐的散行句,显得十分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