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白石词素以深至之情为体,以清劲之笔为用。这首《惜红衣》词,颇能见其特色。
白石词多有序居首,此词亦然。小序述作词的起源。公元1187年(淳熙十四年丁未),白石依萧德藻寓居吴兴(今浙江湖州)。吴兴水乡,北临太湖,境内有苕、霅二溪,溪水清澈可鉴,屋宇的影子照入湖中,好像水中宫殿,故称为水晶宫。但言上白石感触最深的,还是吴兴荷花茂盛清丽。故在序中强调引用陈与义居吴兴青墩镇时写的《虞美人》词句,对荷花加以赞美。
接着,记述丁未夏天,白石自己游吴兴之弁山千岩。“数往来红香中”一语,正印证着陈词“一路荷花相送”之句,文情隽美。荷花给予白石之感触极深,白石遂作此词。调名《惜红衣》,借取惜荷花凋零之意。
乐谱为白石自制,属无射宫调。但此词所寄予的深意,序中并未道出。白石之辞,极为含蓄隽永,道人之的未道,创人之未新,于欲言又止中见神奇,于奇伟而不怪诞之中见功力。实乃词象一派,该序乃以抛砖引玉之意。
首句“簟枕邀凉,琴书换日,睡馀无力。”起笔用对偶句开头,开篇就使人便觉笔力精健,气势动人。簟枕指凉席凉枕,下一邀字,尽传暑天取凉之心切。琴书指姜夔自著关于古琴理论之书(见《大乐议》及琴曲《古怨》序),下一换字,翻出永昼难捱之意。在白石的炼字炼句之间,便觉意脉伸展。陆辅之《词旨》,曾举此联为属对之范例。第三句睡馀无力,写夏日渴睡,无力二字已暗指主意,但含蓄而隐。在下边二句,笔锋却又宕荡开。“细洒冰泉,并刀破甘碧。”冰,用以形容泉水之清冷。并刀,指快刀,古时并州(治今太原)素以出产快刀而著称。甘碧,指香甜鲜碧的瓜果。曹丕《与朝歌令吴质书》:“浮甘瓜于清泉。”此二句写夏日瓜果解暑之趣,趣在洒清水洗之,用快刀破之。句法略同清真《少年游》“并刀如水”,“纤手破新橙”。但写出细洒冰泉之趣,及以甘碧之感觉代瓜果之名称,则又显出白石词创新生趣的特色。体味上下文,言外时时有一种聊遣寂寞的意味。接着下一句“墙头唤酒,谁问讯、城南诗客”,反用杜甫诗事,直接写出自己客居的无限寂寞来。杜甫《夏日李公见访》诗云:“远林暑气薄,公子过我游。贫居类村坞,僻近城南楼。旁舍颇淳朴,所须亦易求。隔屋唤西家,借问有酒不?墙头过浊醪,展席俯长流。清风左右至,客意已凉秋。巢多众鸟斗,叶密鸣蝉稠。苦道此物聒,孰谓吾庐幽。……”“城南诗客”,就是借所居“僻近城南楼”的诗人杜甫来自指。纵是如杜甫那样,当佳客来访时,邻家有酒可借,一唤即从墙头递来,但自己却是索居无人过访,纵然有这种想法也是徒然。言“谁问讯”,可见是没有人来问讯。下即紧接“岑寂”二字,真可以说是冷清、寂寞啊。这一短韵,总挽以上所写种种生活细节,无一处不是对孤寂无聊地表现,同时也引起以下所写层层哀愁。“高柳晚蝉,说西风消息”,其意境也是顺手借自杜诗后面几句,但以情景恰当的交融,故不觉其有所借用之感。高柳晚蝉,声声诉说着时序将变、秋风将至的消息,其高迈苍茫的意象,透露着凄然以悲的心事。
“虹梁水陌。鱼浪吹香,红衣半狼藉。”换头以素描之笔写景,使人感觉笔力不懈怠。虹梁,摩状水乡拱桥之美。水陌,描绘湖心之堤如画一样。鱼浪吹香之句,传“鱼戏莲叶间”之神。二句的景象极其清美,似可用以忘忧。第三句红衣半狼藉,却将笔锋硬转,转写荷花已半凋零之凄凉景象,遂接起歇拍西风消息之意脉。邹祇谟《远志斋词衷》称道白石词“有草蛇灰线之妙”,这正好说明了白石词的这种风格。以上极写寂寥之感,时序之悲,下边,终于转出此词的本意——怀人。“维舟试望故国。眇天北。”维舟即系舟。原来,红衣半狼藉,乃是水上所见所指,故感触亲切如此。舍舟登岸后,遥望天北故国,却唯渺邈而已。“可惜渚边沙外,不共美人游历。”渚边沙外是指水岸。吴兴水乡之美,正如东坡《将之湖州戏赠莘老》诗云:“馀杭自是山水窟,仄闻吴兴更清绝。”可惜,此水乡尽管清绝之地,竟不得与故国之美人一起饱览旖旎的风景。美人在天一涯,渺不可及呵。白石怀人情感至深,由此可见。这正是词之内蕴所在。“问甚时同赋,三十六陂秋色?”“维舟”二句,“可惜”二句,此二句,皆挽合人我双方语,具见深情。唯前二句是眇望,中二句是感喟,此二句却是期待。曰“秋色”,似乎可期,但冠以“问甚时”三字,便觉无期,流露出心头的沉沉失落感。别易相会难,思之伤心无极。结穴“三十六陂秋色”,极美,亦应细玩。三十六陂,言水乡湖塘之多,也是荷花生长的环境。白石在吴兴另有赋荷花的《念奴娇》词云“三十六陂人未到,水佩风裳无数”,在此处用法相同。王安石《题西太—宫壁》诗:“柳叶鸣蜩绿暗,荷花落日红酣。三十六陂烟水,白头想见江南”,亦连结荷花而言。“秋色”二字连上“三十六陂”,并非泛指,乃是暗点秋荷。南朝梁昭明太子《芙蓉赋》云:“初荣夏芬,晚花秋曜。兴泽陂之徽章,结江南之流调。”足见江南陂塘的秋荷,也是很可爱的。“同赋”即是同赏,赏而有所咏,故云“赋”。结句拈出赏荷,与词中的序言直接在呼应并紧扣,而期于不可捉摸之“甚时”,亦可哀矣!词已毕而情却未了,正如刘熙载所谓:“幽韵冷香,令人挹之无尽。”(《艺概·词曲概》)至此,词人的未道出真意,以欲言又止,欲叙止的欲扬克抑的手法尽情渲染悲凉凄切之意,引人以揣度和深思,究竟为谁而愁,为何事而忧?
此词所怀思之人指谁,已难确考。可能是指一位挚友,但更可能是指一位合肥女子。词中,“维舟试望故国。眇天北”,可考证。按白石为饶州鄱阳(今江西波阳县)人,幼随父宦久居于汉阳(今属湖北武汉市)。鄱阳、汉阳,俱在吴兴之西方,不能说是望故国眇天北。从吴兴遥望天北,实瞩目于江淮一带。
当白石二三十岁时,客游于江淮间,曾与合肥女子结下终身不解的情缘。而此情却无法如愿以偿,铸成白石一生之悲剧。白石词集中有关怀念合肥女子之作,极多,极好(详夏承焘《合肥词事考》)。白石若以合肥为故国,应属情理之中,就像今天所称的第二故乡。无论所怀之人为谁,此词至深之情,都是能感动人肺腑的。
此词艺术造诣颇能见出白石词创作的特色。首先,是结构意脉之曲折精微。上片前三韵共七句,刻绘了种种生活细节,看似与怀人无关,但层层暗透寂寞之感,却正是怀人之苦的铺垫与烘托。歇拍与换头三韵共六句,描写时序变迁的消息,则是暗示离别已久之感,别易会难之悲,意脉已渐趋怀人之本意。但仍未点明此意。直至最后四韵六句,才一气倾注出望远怀人相思期盼之苦。末句又叹何时能同赏荷花,与词序所述自己“数往来红香中”遥遥映射,既有照应,又有发展。纵观全幅,结构曲折而意脉精微,层次分明,而意绪疏动,贯通全文。尤其千回百折于现境之内,显然有别于清真词的时空错综之结构,可谓白战不许持寸铁,确实表现出白石自己的特色。其次,是风格之清新刚劲。这要从两个角度分论。论其笔法,有清疏空灵之美,比如宕开笔墨去描摩生活细节、时序景物:“墙头唤酒”以下五句,运用杜诗,有正有反,有明有暗,不粘不脱,称意惬心,语同己出。又有刚劲峭拔之美,有如从暑日夏景之宜人硬转至西风消息,从虹梁、水陌、鱼浪之美景硬转至荷花红衣狼藉之凄景。论其字面句构,亦有生新精健之美。如邀凉、换日、吹香、眇天北等,无不字字新奇,句句生辉。而且全篇辞无虚设,笔无稍懈。(白石词几乎篇篇无败笔,这只有清真词可与媲美。)这样独特的笔法与字句整合,遂产生清刚之风格。第三,是声情与词情妙合一体。宋代精于音律的词人,前有清真,后有白石。
此词是白石创调,其声律独具匠心。全词用入声韵,其声激越。不协韵的句脚字,又异乎寻常的多安排仄声而少用平声。仄声高亢,与入声韵相联缀,遂构成一部激越的乐章。这对于表现深至高迈的怀人之情,不仅适得其宜,而且增添效果。尤其下片后六句为怀人重点段,前二句叠下韵脚,声情愈急密。后四句连用两个去声字作句脚,声情愈高亢。声情与词情,同时推向高潮。白石虽因词作不多,在南宋未能称为大家,但其词少而精,在技巧上的细腻与风格上的清瘦,也显示出独特的成就地位。于此词可见。
“人道横江好,侬道横江恶。”开首两句,语言自然流畅,朴实无华,充满地方色彩。“侬”为吴人自称。“人道”、“侬道”,纯用口语,生活气息浓烈。一抑一扬,感情真率,语言对称,富有民间文学本色。横江,即横江浦,在今安徽和县东南,位于长江西北岸,与东南岸的采石矶相对,形势险要。从横江浦观看长江江面,有时风平浪静,景色宜人,所谓“人道横江好”;然而,有时则风急浪高,“横江欲渡风波恶”,“如此风波不可行”,惊险可怖,所以“侬道横江恶”,引出下面两句奇语。
“猛风吹倒天门山”,“吹倒山”,这是民歌惯用的夸张手法。天门山由东、西两梁山组成。西梁山位于和县以南,东梁山又名博望山,位于当涂县西南,“两山石状飚岩,东西相向,横夹大江,对峙如门”(《江南通志》),形势十分险要。“猛风吹倒”,诗人描摹大风吹得凶猛:狂飚怒吼,呼啸而过,仿佛要刮倒天门山。
紧接一句,顺水推舟,形容猛风掀起洪涛巨浪的雄奇情景:“白浪高于瓦官阁。”猛烈的暴风掀起洪涛巨浪,激起雪白的浪花,从高处远远望去,“白浪如山那可渡?”“涛似连山喷雪来”。沿着天门山长江江面,排山倒海般奔腾而去,洪流浪峰,一浪高一浪,仿佛高过南京城外江边上的瓦官阁。诗中以“瓦官阁”收束结句,是画龙点睛的传神之笔。瓦官阁即瓦棺寺,又名升元阁,故址“在建康府城西隅。前瞰江面,后据重冈……乃梁朝故物,高二百四十尺”(《方舆胜览》)。它在诗中好比一座航标,指示方向、位置、高度,诗人在想象中站在高处,从天门山这一角度纵目遥望,仿佛隐约可见。巨浪滔滔,一泻千里,向着瓦官阁铺天盖地奔去,那汹涌雄奇的白浪高高腾起,似乎比瓦官阁还要高,真是蔚为壮观。诗人描绘大风大浪的夸张手法,妙在似与不似之间。“猛风吹倒天门山”,显然是大胆夸张,然而,从摹状山势的险峻与风力的猛烈情景看,可以说是写得活龙活现,令人感到可信而不觉得虚妄离奇。“白浪高于瓦官阁”,粗看仿佛不似,但从近大远小的透视规律上看,站在高处远望,白浪好象高过远处的瓦官阁了。这样的夸张,合乎情理而不显得生硬造作。
“海潮南去过浔阳,牛渚由来险马当。”长江在安徽地界变为南北走向,所以“海潮”不是西去,而是南去。浔阳,即江西九江市,“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白居易的《琵琶行》所写的,就是这里。牛渚,即采石,历来以地势险峻而闻名,可以用一人当关,万夫莫开的险要来形容,其险峻远远胜过马当这个地方。马当,江西彭泽县西北四十里,山形似马横枕大江而得名。“横江欲渡风波恶,一水牵愁万里长。”这两句看似写渡江之险,实则写北上报国之路难行,“风波恶”,是指世事险恶,人心难测,所以才会有一个“愁”字了得。当时诗人避祸江南,也可以说报国无门,这里还没有以酒浇愁,这愁中还存在某种幻想,不似《月下独酌》其四所写的那样“穷愁千万端,美酒三百杯。愁多酒虽少,酒倾愁不来。”二十个字中用了三个“愁”字,而且愁到最后,连愁都不来了。
“横江西望阻西秦,汉水东连一作楚水东流扬子津。”长江天堑阻隔了李白北上的路途,只能在站在横江向西望了,长江由东西走向变为南北走向,所以用西望,而不是北望。西秦,指唐朝长安所在的地方,李白念念不忘报君恩。汉水,即长江水,东流到扬子津,古地名,实际上是扬子江畔的渡口。长江到江苏地界,俗称扬子江。李白想由此北上,但“白浪如山那可渡”,正赶上那天狂风大浪,白浪如山,根本无法渡船过江。古代人过江可没有现在方便,无论坐火车或汽车,从长江大桥几分钟就可以完全过江,古代长江上没有一座桥,过江主要是船,那时的船一般都是木头做的,根本架不住淘天的白浪,可以说一不小心就可能船翻人亡。所以在风大的日子,船一般是不过江的。“狂风愁杀峭帆人。”从这句来看,当时的船不仅有橹,还有帆,开船的也不只一个人,至少有两个人。一个摇橹,一个挂帆。从诗句来看,狂风让人愁不是李白,而是开船的人,因为不能开船渡人,他们的生活费也没有着落了,那一家人大小日子也没法过。这里实写开船人愁,而真正愁的是李白。他要北上,究竟为何事,六首词都没有交待,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李白不想久居江南,远离唐朝政治中心——长安。
“海神来过恶风回,浪打天门石壁开”,“海神”,指海潮,这里刚刚涨潮,潮还没退,狂风又来了,浪打在天门石壁上,似乎打开了天门的大门。天门,即天门山。“浙江八月何如此?涛似连山喷雪来!”“浙江八月”一词很令人费解,诗写的是江东,写到浙江去的原因,实际上不过是用浙江潮来说明横江浪涛之大。宋代的苏轼苏这样写浙江潮:“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鲲鹏水击三千里,组练长驱十万夫。红旗青盖互明灭,黑沙白浪相吞屠。”农历八月是浙江潮最为壮观的时候,那凶险的程度非比寻常,而横江潮后之浪可与浙江潮相匹敌。可见李白是见过浙江潮的,随手捡来,不着痕迹。最后一句“涛似连山喷雪来”来形容风起涛涌的凶险。
“横江馆前津吏迎,向余东指海云生。”横江驿馆面前渡口的官吏来送,可见那时的津渡是公家渡口,津吏长期生活在当地的渡口,对这里的气候变化了如指掌,他遇到李白后,伸出手臂,用手指一指东边,说:“你看,海云出现了。”意思说,马上海潮就要来了,渡船不能渡人了。接着问到“郎今欲渡缘何事?”,翻译成现在的话就是:“大人您今天渡船北方有什么事呀?”有人根据“郎”这个字,认为李白在横江渡时还是一个年轻人,因为年轻的男子才叫“郎”,但实际上,这“郎”显然不是指人的年纪。“郎”在古代有五种含义:一是地名,春秋鲁邑;二是官名,战国开始设置,秦汉以后遂为朝廷官吏通称;三是指少年男子之通称;四是指女子对情人的昵称;五是姓氏。诗中的“郎”可以用解释为第二种,即郎官之意,比如《史记·司马相如传》:“赋奏,天子以为郎”,又比如《汉书·明帝纪》:“馆陶公主为子求郎”。李白曾在宫中呆了三年,大大小小也算一个官,但这儿离京城有好几千公里,一个渡口的小吏能够知道他在京城做官,可能是因为李白身上穿着唐玄宗赠给他的宫锦袍,人家一看,当然知道他就是一个官了。还没等李白回答,那人就说:“如此风波不可行!”意思是:不管有什么事,是大事或小事,反正今天是行不得了,因为很快就要风起浪涌了。
“月晕天风雾不开,海鲸东蹙百一作众川回。惊波一起三山动,公无渡河归去来。”这四句诗不仅写长江浪涛之大,“海鲸”是形容浪涛的,而且江面上起了大雾,那就更不能行了。
六首诗中处处流露出李白北上的急切和恶劣天气下不可渡口北上的惆怅与焦虑。诗人以浪漫主义的彩笔,驰骋丰富奇伟的想象,创造出雄伟壮阔的境界,读来使人精神振奋,胸襟开阔。语言也像民歌般自然流畅,明白如话。
《鱼藻》,《诗经·小雅·鱼藻之什》的一篇。为先秦时代华夏族诗歌。全诗三章,每章四句。这首诗赞颂武岂饮酒的平和安乐,有颂古讽今之意。《毛诗序》以为“刺幽岂也。言万物失其性,岂居镐京,将不能以自乐,故君子思古之武岂焉”,显然是以用为意,于诗本文无稽。
诵读诗文,朴实中寓新奇,无论是语言技巧还是结构方式甚或是总体风格都与民谣相近,陈子展以为“全篇以问答为之,自问自答,口讲指画,颇似民谣风格”(《诗经直解》),可谓贴切之论。以此反观诗原文,那种根植于民间的新鲜活泼和摇曳多姿的诗风在雅诗中独显风韵。
全诗共分三章,每章四句。每章前两句以“鱼在在藻”起兴,出语奇崛。一句四字而“在”字两见,颇具特点,对它的理解是正确诠释全诗的关键。若以冬烘之论视之,以为是凑足音节之举,不但在用法上显得笨拙,而且不合《诗经》语体。吴闿生《诗义会通》将“鱼在在藻”释为“鱼何在,在乎藻”,这样两个“在”字实为自问自答,全诗节奏以此为基调,欢快跳跃,收放有致。
三章中每章第二句对鱼的形态描写,酷似现代电影中的特写镜头,“依于其蒲”则是鱼在藻中摇头摆尾,得其所需的全景式展示。三章并提,由特写至全景,构成了一组极具情节性和象征意味的鱼藻情趣图。而诗的每章后两句则是写岂,“岂在在镐”、“饮酒乐岂”,形式上只是语序颠倒,实则暗含活动顺序和因果。春秋时代,酒是富足后的奢侈品,因而也是欢乐的象征。若无“岂乐”的心绪则不会去“饮酒”。而在酒过三巡之后,那欢乐的气氛在酒香弥漫中显得更为浓烈。宴饮之景、欢乐之情跃然纸上。第三章的“有那其居”既是对大岂居所的无限赞叹,也是对前两章因果关系上的照应。从视觉效果上看,也正是点和面、局部和全景的关系,与观鱼的空间转换一致,这样整首诗比兴和铺排和谐无间,浑然一体。
通观全诗,“鱼”和“岂”,“藻”和“镐”在意象和结构上严格对应,起兴之意昭然。但若止于此,则了无新意。先贤以为此诗“以在藻依蒲为鱼之得所,兴武岂之时民亦得所”(郑笺)。虽然武岂之说无以确证,但此说为读者揭示了鱼藻的另一层映射关系。诗人歌咏鱼得其所之乐,实则借喻百姓安居乐业的和谐气氛。正是有了这一层借喻关系,全诗在欢快热烈的语言中充分展现了君民同乐的主题。因此,从形式和内容结合的完美程度来考察,这首诗在雅诗中是较优秀之作。
上阕咏史,写东晋谢安的经历,意在“以不早退为戒”。发端明点“安石”,领起上半阕。词人的写作角度比较独特,既不写他经天纬地的才能,也不写他建功立业的辉煌,而是写他人生的另一侧面。劈头就写谢安中年出仕的尴尬:他本来隐居会稽,踏上仕途时鬓发已开始染上秋霜,令人吃惊。再写人情的难堪:人到中年,与亲友相别时觉得难舍难分,于是借音乐来抒写离愁。而后突出他一向抱有的功成身退的心愿: “一旦功成名遂,准拟东还海道”。语气多么肯定,多么坚决,确实是对史书中所谓“安虽受朝寄,然东山之志始末不渝,每形于言色”(《晋书》)数语准确的表述。而结果却是“扶病人西州”,这就反跌出困於轩冕不遂雅志的“遗恨”。这种“遗恨”,便是作者引出的鉴戒——“不早退”。词中的“困轩冕”只是一个文雅的或婉转的说法,实际上(至少在某种程度上)与贪恋功名富贵是联系在一起的。
下阕述怀,设想早日“退而相头之乐”。换头“岁云暮”三字承上转下,“岁暮”当指年华老大,“早计”是对“遗恨”而言,其内容便是“要褐裘”,亦即辞官归隐,过平民生活。以下七句是由此产生的设想:在归乡的千里长途中,每逢山水名胜或有贤主、良朋接待之类好的去处,可以随意逗留,尽情游乐,不必如官场中人因王命在身而行道局促,一层:我带着醉意唱歌时你跟着唱和,我因醉酒倒下时你要搀扶我,——只有酒是可以使人忘怀得失的,二层:这样,有雄心大志的人会瞧不起我们,那就悉听尊便好了,我们只管走自己的路,三层:这种种设想,情辞恳切,言由中发,有如骏马驻坡,不可遏止,充分表现出词人对辞官归隐而享弟兄“相头之乐”的夙愿。“我醉歌时君和,醉倒须君扶我”,极写想象中“退而相头之乐”的情态,简直是对二人的“合影”。篇末“一任刘玄德,相对卧高楼”两句,反用典故,并非真要趋同胸无大志的庸人,而只是强调素愿的坚定不移,这体现了用典的灵活性。
同《南乡子》(东武望余杭)、《醉落魄》(分携如昨)、《减字木兰花》(贤哉令尹)等词作一样,这首词着重表现了苏轼前期思想的另一面,虽然“功成名遂”尚未实现,出仕思想仍占上风,但在某种程度上徘徊于出处之间,却是可以肯定的。早在嘉祐五年(1060)苏氏弟兄寓居怀远驿时,即有“夜雨对床”,“为闲居之乐”(苏辙《逍遥堂会宿二首》引、《再祭亡兄端明文》等)的口头约定,这一回正是对前约的重申,当然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出于对其弟的安慰,词中流露出深厚的兄弟之情。不过,他在诗词中不断表达的这种归卧故山的雅志,最终还是没有实现。苏辙词中的“但恐同王粲,相对永登楼”,倒成了他们此后生活的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