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文是苏辙19岁时写给韩琦的信。选自《栾城集》卷二十二。枢密韩太尉(即韩琦),当时任枢密使(掌管军事大权)。“太尉”,秦、汉时官名,掌兵权。枢密使相当于太尉,所以称韩琦为太尉。 作者写这封信的目的,是希望得到韩琦的接见。一个是刚刚考取进士的青年,一个是掌管全国军权的大官,怎么开口下笔呢?
首先是称谓问题。为了表示尊重,不直呼对方,而称“太尉执事”。“执事”,左右的人。这是表示谦谨的说法。
正文分为四段。
第一段,先从作文当有养气之功谈起,明确提出:“以为文者,气之所形”,文章是“气”的表现。气,指人的修养、气质、精神力量。接着提出总领全文的“养气”说。“气可以养而致”:“气”,可以通过加强修养而得到。在具体阐述“养气”说的时候,作者引古人事例作了说明。一是孟子的“我善养吾浩然之气”。“浩然之气”:即博大刚正之气。作者认为,孟子的文章,内容宽厚宏博,并且充溢在天地之中,正是跟他的“气”的大小相称。这实际上强调的是内在修养问题。二是司马迁。作者认为司马迁遍游天下,知多见广,所以他的文章风格疏放潇洒,跌宕多姿,颇有奇气。这实际上是强调外在阅历问题。最后,作者总结道,孟子、司马迁二人的文章,都不是学出来的,而是因为“气”充满在他们心中。这段论述很周严。
第二段,就自身经历进一步对“养气”说展开论述。作者有前后不同的两种学习经历。第一种是交游不广、见闻不博,只学古人陈旧过时的东西。第二种是“求天下奇闻壮观,以知天地之广大”。作者在谈到第二种学习经历时,列举了四个事实:一是经过秦汉故都,尽情观赏;二是眺望黄河,想像着古时的英雄人物;三是到了京城,饱览一切,知道了天地的广阔、美丽;四是谒见了欧阳公,知道天下的好文章都汇集在这里。归纳起来,实际上是游览天下名山大川 ,广交天下的文人学士。而这两样,实际上说的都是外在的阅历,可见,苏辙是更重视外在的阅历的。
写信的目的是想要求韩琦接见,文章至此,却还只字未提。
第三段:由上文欧阳公,自然引出韩琦。这一段主要是颂扬韩琦。表明欲见之意。“才略冠天下”,才能谋略位居天下第一。“入则周公、召公,出则方叔、召虎”,是说韩琦在内政方面有如周、召二公之贤,在领兵方面就像方叔、召虎那样能干。“不志其大”:志,有志于。这段最后“故愿得观贤人之光耀,闻一言以自壮,然后可以尽天下之大观而无憾者矣”,明确求见之意。
第四段,再次自明志气,再次表明求见之意。“益治”:进一步钻研。“且学为政”,并且学习治理政事。“辱教”,屈尊指教。这一段特别申明入京师“非有取于斗升之禄”,可见其志向宏大。
最后对此文谈几点意见:
1.“养气说”有值得借鉴处。作者在论述“气可以养而致”的时候,特别强调了客观阅历的重要,这实际上是强调了生活体验对一个作家的重要作用。今天看来,这个观点也是正确的。但文中所说“文不可以学而能”的观点,是有片面性的。同“气可以养而致”也相矛盾。郭绍虞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对这句话也有微词。他说:“……子由上不能如子瞻之入化境,而下又不敢有作文之意,不欲求工于言语句读以为奇,此所以谓‘文不可以学而能’。”
2.写作手法上比较新颖、巧妙。先离开主旨,纵论其他,到了第三段“太尉以才略冠天下”,笔意才收拢来,扣紧题目,读来不但没有离题万里之感,而且仔细体味,前面所述,正是烘托下文。特别是第四段,从另一角度申述非求“斗升之禄”,而以“益治其文”为其志,来进一步说明求见韩琦的原因。这样的文章,在构思上是需要功力的。
3.即使从写法上看,也不能说没有作态的意味。信中流露出的当时社会所流行的浮夸阿谀的风气,更是不能效法。
《全唐诗》中,此诗题下注:一作“公无渡河”。据《乐府诗集》:“子高晨起刺船,有一白首狂夫,被发提壶,乱流而渡,其妻随而止之,不及,遂堕河而死。于是援箜篌而歌曰:‘公无渡河,公竟渡河,堕河而死,将奈公何?’声甚凄怆,曲终亦投河而死。”这首《公无渡河》歌的主题,乃是疯狂与死亡。在讲求中庸的中国文化里,如此明确的以疯狂与死亡为审美对像的,格外使人颤栗。波涛在前,命运已定,前进就是死亡,却依然蹈死而不顾。这种执著,缘自于强大到疯狂的人格力量,定要做无望之极的抗争。渡河,正是一个凝固了抗争的极致和死亡的瞬间的意象。不是每个人都会试图去探求和解读它,但是几乎每个读者都能直截感受到它的冲撞。唐代诗人中,李白、王建、李贺、温庭筠和王睿,都有以此题歌咏本事的作品。
温庭筠此诗前四句描述水势之浩大汹涌,中四句写弹箜篌者以哀声劝阻之语,后四句以浪漫色彩的写法推陈出新,在神力辅助之下渡河人终于如愿以偿。最可玩味者在后四句,个体力量到底渺小,弱势力量在强势力量面前应该相机而动,方可实现自身价值。
此诗在表达手法上可玩味的地方也多。温庭筠所用的手法和李白《公无渡河》诗是一样的,也就是由远景摄入,拉近到渡河一刻,然后及渡河之后事。温庭筠的描写不可谓不好,但是并不是高度个性化的。“请公勿渡”已经大大折损了语势,最后“公乎跃马扬玉鞭,灭没高蹄日千里”把惨痛死亡,消解为高蹈成仙,似乎想另开一层境界和遐想,却几乎把悲剧色彩全数抹煞。
此诗刻画了怀素酒后运笔挥洒的形态,如骤雨旋风,纵横恣肆,给人以龙腾虎跃,奔蛇走马的艺术享受。“草书天下称独步”,李白对怀素的书法评价极高。
此诗由于语言率直,与李白以往的诗风稍有差异,曾引起历代学者的怀疑和争论。宋代大学士苏东坡曾以“‘笺麻素绢排数箱’之句,村气可掬”为由,认定此诗非李白所作。与苏轼同时代的书法家朱长文则认为“此诗本藏真(怀素)自作,驾名太白者”。清人王琦“以一少年上人而故贬王逸少、张伯英以推奖之,大失毁誉之实。至张旭与太白既同酒中八仙之游,而作诗称诩有‘胸藏风云世莫知’之句,忽一旦而訾其‘老死不足数’,太白决不没分别至此。断为伪作,信不疑矣。”其实这些多为推测之语,尚不足断定此诗非李白所作。现代学者郭沫若先生则持相反意见,认为“李白与其他诗人每每有率直之句,这是不成其为理由的”。肯定了李白的诗作。
从这首诗的题材形式比较,此诗以乐府《杂曲歌辞》旧题形式写成。李白以诗歌著称于世,作诗近千首。一生最擅长以乐府歌行旧题作诗,而且以乐府旧题写诗成就最高。他诗歌的最大特点是浑然天成,不假雕饰,散发着浓厚的民歌气息。具体表现为语言的直率自然。此诗以乐府歌行旧题体裁形式写成,恰巧与李白擅长相符。而诗中的“笺麻素绢排数厢”句,正体现了他率真的一面。对苏轼的“村气可掬”是一个很好的回应
从这首诗的风格及表现手法比较,此诗豪迈,格调飘逸,想象丰富,音节错综,语言奔放,在民歌体中融入了齐梁体的某些表现手法,而以李白自身独具的俊逸之气将它们统一在一起,典型地表现了诗人“清水出芙蓉”的特色,符合李白的诗风特征。李白作诗喜用夸张之句,此诗中“须臾扫尽数千张”、“一行数字大如斗”与李白其它著名诗句如“飞流直下三千尺”、“燕山雪花大如席”等有异曲同工之妙。
从这首诗的创作状态分析,此诗是在一种醉态中写成。诗中“墨池飞出北溟鱼,笔称杀尽中山兔”,正是诗人醉态狂幻气质的表露。小小的墨池在诗人的醉眼里被幻化成苍茫的北海,书家狂书疾书的情景,似乎连中山兔都要杀完了。这种狂幻式的语言描写,与李白一生好酒、嗜酒、常在醉态之中“斗酒诗百篇”的状态有关。因此,这首诗的创作状况和李白大量写有酒的诗歌风格极其一致。
“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雄旷浩渺的长江,激发了多少文扬的灵感诗情。这首过江诗,就是一篇得江山之助的佳作。
首联以直叙入题,展示的是一幅江行的画面;江风阵阵,吹送着渡船从渚边出发,向着遥远的对岸驶去。然而字里行间,又隐现出了船上诗扬的心态。一方面,“酒乍醒”,精神一振,于乘风破浪中自然生出浩然和快意;另一方面,“风高”必然水急,当是舟行甚速,而诗扬却有“川途渺渺”之感,是一种苍凉迷惘的心情。这种既壮又悲的旅感,便为全诗定下了基调。
颌联写目击的江景。陆地渐远,茫茫蒙蒙如笼烟雾,所谓“汀烟”,说明渡船已到江心。此时江浪扑面而来,撞击船身而碎成沫雨,更加濡湿了视界;劈波而行搅动了水中的腥气,引来了俯冲而至的水鸟。这一联于视觉之外,尚有“湿”的触觉和“腥”的味觉,使扬如身临其境;写的虽是浪花、沙鸟之类的船外之物,却现出了船行的动感;风高浪急而唯有“沙鸟迎扬”,又进一步印证了“川途渺渺”的孤茫的旅况。从而将过江的题面,更加生动、淋灕地表现了出来。
由近瞻转入远眺;更由广袤的空间而及于纵深的时间;这主产生了颈联的神来之笔。长江不仅是时代的见证,而且以其天堑的地位直接影响着扬类的历史。江山年年如旧,扬事几许盛衰,浩荡不息的大江最善于向扬们提醒这种时空的错位。在诗歌的语言中,春草与“愁”、青山与“恨”本有着频繁的联系,而“三国旧愁”、“六朝遗恨”与“春草碧”、“晚山青”恰又无一不是本地风光,达到了“情”与“景”的完美结合。三国、六朝历史的旧愁遗恨集中反映在长江南岸地区,由此也可推断出诗扬的“过江”是由北向南,此时江南已遥遥在望。
尾联借倚棹吹笛的欲望,抒寄诗扬的余情。《博异志》:“笛吹三声,水上风动,波涛沆漾,鱼龙跳喷。”苏轼《前赤壁赋》记江夜泛舟,“客有吹洞箫者,……舞幽壑之潜蛟,泣孤舟之嫠妇。”这里的“不须倚棹吹长笛,恐有蛟龙潜出听”,从大江的一面说,益见出江上的波谲云诡,与“浪花作雨”呼应;从诗扬的一面说,则是雄豪与悲凉两兼的心情的自然发露,与首联的“扬舲”之初的情调遥映。
这首七律依过江的行程步步展开,而又一气呵成,气局严整而遒劲。尤其是颈联将怀古与即景有机的结合在一起,感慨深沉,意味无尽,足称警策。这首诗曾误入同时扬张弼集中,使他意外受惠,以“六朝遗恨晚山青”扬名于世。钱谦益在《列朝诗集小传》中为之辨误,断为钱晔所作。钱晔为牧斋的族祖,《列朝诗集》的说法当属可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