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七言古诗是送别之作，古人在送别赠行的诗中，往往寓有劝慰之意，这首诗也不例外。作者的友人董元达，是一位慷慨负气、傲骨铮铮的志士，作者在激励他的同时，希望将来有重见之期，并预期彼此都能不改变自己的风格和操守。
开头四句是诗的第一段。前两句指出董生虽然爱好读书，勤奋苦学，但不屑作一般儒生的寒酸、龌龊相，以科举起家，汲汲于追求功名富贵。而有志从军，因而早年就跃马西行，在金城关一带边防要地，参加军旅生活，以图立功绝域。次两句是说，董生虽然久在边疆，但当时西边的夏国，已与宋朝议和有年，所以未能在战场上建立功勋。而边塞苦寒，风霜凄紧，董生在归来之后，已经须眉斑白，面带皱纹了。这一段表明董生胸怀韬略，志气非同一般，而未遇时机；壮图未遂。“先皇召见延和殿”以下四句是诗的第二段。写董生归来之后，曾被先皇在延和殿召见，他在廷对的当儿，议论慷慨，曾使君王为之开颜（天，指天子），但终以年老，虽然诽谤很多，他也不复置辩。慨然脱身高隐，看山江南，暂且不问世事。这一段表明董生在回到京都以后，虽蒙召见，然而并未获得重用。
末段四句点明送行之意。前两句是说，董生南行之后，将越过浪涛滚滚、蛟龙怒吼的长江，作者不知扁舟此去，何时才能归还。这两句深寓惜别之意。后两句的意思是：将来有幸，在大梁城里定能相见（大梁即汴京）。而玉川子的破屋数间，那时也定然存在。玉川子是唐代诗人卢仝的号，作者借以自比。玉川子卢仝一生没有得志，作者也累试不第。除科举之外，作者也还有其他途径可以进身，但他并不低声下气去求别人的推荐，宁愿以布衣终老，所以在这里也以此勉励友人，表明将来相见，自己还是那几间破屋主人，友人也还是那么一个高傲自负之士。
全诗表达了送别友人的磊落旷达之情，不作临别涕泣之语，显得彼此都很有志节，不失自重的贫士身份。
文章先写发现兰花的经过，然后代兰花拟言，写兰花之情操；接着写作者移兰入室、倍加珍爱，衬托兰花品格的高洁；再接着正面讴歌兰花的“晚景后凋，含章贞吉”的品质；最后，以四言诗作结，寄寓作者的感慨。这篇小赋作者通过对兰花的描写和歌颂，表达了他不同流俗、清高自持的处世思想。此赋以四六言为主，有骈赋之风，但还是文赋的笔法，灵动流畅。
文章从闻到兰的香气写起。“秋林空兮百草逝，若有香兮林中至。”这股香气在天气寒冷、百花凋谢的远方传来，芳香异常，引起作者的惊异。猜想一定是秋兰发出的香气，于是“步兰陔，循兰池，披条数萼，凝目寻之”。这里作者笔下暗示出两个问题：一是兰不以华美艳冶诱人，而是远居幽深，芳香自溢；二是百草披靡而兰花正香，暗示了兰耐严寒、傲雪霜、坚韧自持的性格特点。这样写既寄寓着作者的思想，又为下文“舁之萧斋，置之明窗”的描写做了铺垫。
作者在寻找兰的时候，果然兰在那里说话了，它大声地喊道：“我在这里。”（“某在斯”）于是作者靠近去看，只见这株秋兰已是“业经半谢，尚挺全枝”。它两眼含着泪水，像是有所等待；然而高兴的是采集它的人终于姗姗而至了。这是正面描写秋兰的第一层。作者落笔不俗，将秋兰人格化。兰虽以孤芳傲世，但是毕竟还希望人们闻到它的香气。同时这一描写，又不自觉地流露出作者隐居与出世的矛盾心情。
接着作者把兰抬进自己的书房，以便朝夕相对。又顾虑天气渐冷寒气袭人，于是“复玉几安置，金屏掩覆”。作者在工作百忙之余，也“必褰帘而三嗅”。这层描写充满了诗意，作者对兰不仅采用拟人化的表现方法，而且又以夸张的笔墨和激情叙写自己对兰的喜爱，以寄托自己对清高处世生活道路的欣赏。
从“谁知朵止七花”开始，作者对兰进行更深层次的描写。它虽然开花不多，但却“开竟百日”，而且凋谢得很晚，始终含美于内而又安祥贞静地迎接着气候的变化。直到很冷的时候，花梗已冻得僵直，但仍坚韧很难被折断；花瓣已冻得收缩，但仍像要开放的样子，而且淡淡地散发着香气。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秋兰最后留着一朵花儿，挣扎在严寒之中，来安慰半生沦落的人，令之心神感动。因此“留一穗之灵长，慰半生之萧瑟”一句，是物情人情的高度统一，也是作者对秋兰最大的歌颂和赞美。
文章最后几句用诗歌的形式结尾，是赋体常用的形式，它起到总括前文的作用。赋的写作特点通常是“体物写志”，因此体物铺叙之后的诗歌结尾，也正是作者点明主题、披露作意的时机。本文“写志”的地方在行文中时有流露，“歌曰”部分更是集中表现，作者直接提出：兰幽居避世，清高自守，有自己独特的生活道路。
这篇小赋，作者注意字句的工整对仗，音节的轻重协调，内容新颖，融合作者的独特感受，具有鲜明生动的艺术形象。
这篇赋作者通过赞美兰花不以艳色媚世，徒以幽香怡人的高尚品质及兰花的清幽高洁、凌寒独秀的品性风貌，寄托了作者洁身自爱、超尘脱俗的人格追求及清高自持的处世思想。
从人性的前提推导政治，具体说，从人人都有“不忍人之心”的仁心推导仁政。由于这种“不忍人之心”是人本身所固有的，所以，仁政也应该是天经地义的。这就是孟子的思路。
孟子的推导仍然是为了推行他那毕生的追求，即“仁政”理想。但他的推导本身似乎没有产生很大影响，倒是他那推导的前提——“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尤其是在此基础上所提出的“仁义礼智”都发端于这种“不忍人之心”的看法，更是成了中国古代哲学中“性善论”的理论基础和支柱。
孔子曾经说过：“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意思是说，人性本来是相近的，只因为教养的不同，便相差很远了。 但孔子既没有说相近的人性是什么，是善还是恶，也没有展开论述。而且，从我们的理解来看，孔子还主要强调的是后天教养的 一方面。
孟子就不同了，他不仅展开了论述，指出了那相近的人性就是发端仁义礼智的“不忍人之心”，而且还举出了生动的例证论证这种“不忍人之心”是人所固有的。没有它，简直就不是人。从这个角度来说，孟子的人性理论的确是“先验论”的，是主观唯心主义的。因为他把“仁义礼智”这些社会性质的道德观念说成是人的天性里所固有的，与生俱来的，甚至带有生理性的色彩。
但从另一方面来说，孟子也不是完全否认后天培养的作用。因为他认为“不忍人之心”包含四个方面，即“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简称即为“四心”。而这“四心”只是“仁义礼智” 这四种道德范畴的发端，或者说“四端”。这“四端”就像刚刚燃烧的火或刚刚流出的泉水一样，还需要“扩而充之”才能够发扬光大。不然的话，就会熄灭或枯竭。“扩而充之”也就是后天的培养，也就是“习相远”。
所以，从理论基础来说，孟子的确是从天赋性善论（“四心”）推导出天赋道德论（“四端”），再推导出“不忍人之政”（仁政）。但从实践来说，他还是重视后天努力（“扩而充之”）的作用的。而且，撇开关于先天还是后天、唯心还是唯物的抽象讨 论，联系到孟子所处的战国时代社会状况来历史地看问题，主张人性本善，强调天赋道德，推行仁爱政治，这些都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