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咏史诗，是诗人早年间游历汉高祖故乡时有感而发的即兴之作。这一时期，李商隐初涉仕途，政治热情极高，尽管屡因朋党争斗而遭排斥打击，但并没有灰心丧气，对前途充满信心。
诗人在这里用了很鲜明的色调来赞誉汉高祖，并以项羽作陪衬突出了高祖建汉的恢弘气势。刘邦和项羽虽然都同为反秦义军的领袖人物，可最后的胜利还是不可避免地归了刘邦，这是一种王者之风的胜利，项羽大败垓下是历史的必然。全诗对汉高祖的崇羡之情溢于言表，并立志要效仿汉高祖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
这首诗是杜甫去从孙杜济家中受到杜济以米饭葵羹的招待，杜济可能露出勉强不耐烦的神情和举动，于是作者发出一阵牢骚和教训的话。全诗措辞委婉，语言幽默，虽是训示，却有情趣，显示了杜甫高超的诗歌艺术水平。
此诗在一定程度上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杜甫当时的日常生活情况。按照陈贻焮《杜甫评传》的说法，杜甫当时在长安经常挨饿。此诗起二句“平明跨驴出，未知适谁门”语本陶渊明《乞食》诗：“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叩门拙言辞。”他来找杜济，的确有想叨扰一顿饭的意思。“权门多噂𠴲，且复寻诸孙”，是说达官贵人既然高攀不上，不得已，只好求助于族人。这四句写出了杜甫穷愁潦倒，走投无路的悲惨处境。
“诸孙贫无事”六句，表现了杜济的宅舍之景，可见杜济的境况也不太好。他看到杜甫这位“阿翁”来了，便忙着淘米做饭相待。这从“淘米少汲水”四句可以看出。诗人在这里还委婉地批评了杜济的待客态度。“阿翁懒惰久”以下又有明显的长辈教训晚辈的意思。这可能是杜济有什么地方冒犯了杜甫，因而引出了他的一番牢骚和教训来。杜甫明知杜济家境不宽裕，决不会因为杜济只有米饭葵羹招待而怪罪于他，这里的冒犯主要是杜济的态度。杜济见这位不速之客上门，碍于情面，只得勉强招待他，不过心里却老大不高兴，就随便对付他一顿粗茶淡饭，加上家里人手少，杜济平日又懒散，如今要他亲自汲水淘米、刈葵作羹，无疑会感到很窝火，于是就难免流露出不耐烦的神情，汲水将井水搅浑，刈葵放手乱砍一气。杜甫见了当会有所觉察，有所感慨，于是写出“淘米”四句加以点破。“阿翁懒惰久，觉儿行步奔”两句是以自己的懒散反讽杜济的行动匆忙、奔走不停。话说得委婉而幽默，讽意自明。
为了一顿饭，没想到自讨没趣，杜甫按捺不住了，便发话说：“所来为宗族，亦不为盘飧。小人利口实，薄俗难可论。勿受外嫌猜，同姓古所敦。”说来这里不是为了吃饭而是为了密切宗族情谊，显然是托辞。这几句也说明了杜甫居长安下杜城那段短暂时期，由于穷途落魄，常受乡里小儿、族间晚辈的凌辱、排揎、中伤和嫌弃，“朝廷故旧”冷落他，“乡里儿童”不容他，甚至连这个多少谙事的“从孙”招待一顿米饭葵羹也要给他颜色看，处此困境，他不禁感慨万千，悲愤欲绝。此诗在一定程度上就是这种心情的反映。
以论入词而又形象感人，是此篇又一重要特色。陈亮在《上孝宗皇帝第一书》中说：“南师之不出，于今几年矣！河洛腥膻，而天地之正气抑郁而不得泄，岂以堂堂中国，而五十年之间无一豪杰之能自奋哉？”在《与章德茂侍郎》信中说：“主上有北向争天下之志，而群臣不足以望清光。使此恨磊磈而未释，庸非天下士之耻乎！世之知此耻者少矣。愿侍郎为君父自厚，为四海自振！”这首《水调歌头》便是他这些政治言论的艺术概括。叶适《书龙川集后》说陈亮填词“每一章就，辄自叹曰：‘平生经济之怀，略已陈矣！’”可见他以政论入词，不是虚情造作或抽象说教，而是他“平生经济之怀”的自觉袒露，是他火一般政治热情的自然喷发。梁启超《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一文认为这类作品“都是情感突变，一烧烧到白热度，便一毫不隐瞒，一毫不修饰，照那情感的原样子，迸裂到字句上。我们既承认情感越发真，越发神圣；讲真，没有真得过这一类了。这类文学，真是和那作者的生命分劈不开！”这些话，可能有过甚其辞之处，但对理解和欣赏这首词还是有启发的。陈亮此词正是他鲜明个性的化身，是他自我形象的一种表现。
在抒发爱国豪情壮志、促进词体发展的大合唱中，陈亮高亢雄壮的歌喉征服了千百年来的“听众”。在陈亮所有的爱国词中，这首送章德茂的《水调歌头》独树一帜，写得颇具特色。整篇立意深远，章法整饬，同时体现了南宋抗金派词充满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和抗战必胜的坚定信念的特点。这种词使人振奋，使人鼓舞，带有积极浪漫主义的气息。
诗中明言其行止目：“我把两赤羽。来游燕赵间。”“请缨不系越，且向燕然山。”又抒其报国豪情日：“天狼正可射，感激无时闲。”“遥知百战胜。定扫鬼方还。”或谓“发兵”指天宝十载安禄山讨契丹事，“请缨不系越”句亦涉同年发兵征云南事。总观全诗，乃北游途中抒怀之作．似不宜以时事附会。
这首诗有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诗人借助丰富的想象，生动曲折地反映了对黑暗现实的不满和对理想光明的憧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