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坡喜吟诗,词集中颇多歌席酬谢、即事明笔的“急就章”。这些临时随意而发、肆口而成的作品,不容深思,无暇推敲,未必完美,但却更足以显示东坡丰富的生活积累、深厚的文化素养和敏捷的创作才华,别有系人之处。这篇《采桑子》,正属于此类即兴之作。
据东坡的友人杨绘(元素)记载:宋神宗熙宁七年(1074)仲冬,东坡由杭州通判调知密州,途经润州(今江苏镇江),与孙洙巨源、王存正仲集会于该地风景奇胜的甘露寺多景楼。席间,京师官妓甚多,而一个名叫胡琴的,姿色技艺尤其美好。酒阑,孙巨源请求东坡说:“残霞晚照,非奇词不尽。”东坡于是填了这篇《采桑子》。东坡另有《润州甘露寺弹筝》一诗,亦为同时所作,可参读。
“万事开头难”,吟诗填词也不例外。但东坡填这篇《采桑子》却能毫不费力地从“多景楼”的“多”字获取灵感,从杜甫《水宿遣兴兴奉呈群公》的首句“鲁钝仍多病”借来句型和后三字,写出了连用三个“多”字的言情语句作为发端。它像“劈地抽森秀”的太华,以其奇兀给人以强烈的印象,并顿时产生出磁铁般吸引读者的力量。多景楼在今镇江市北固山后峰、甘露寺后部,下临长江,三面滨水,登楼四望,整个城市可尽收眼底,曾被米芾赞为天下江山第一楼。东坡是个博古通今、关心时政、喜欢寻幽探胜的人,在这样的多景楼上眺望壮丽的江山,他能不触景生情吗?想到三国时的孙权曾建都于此地,六朝的宋武帝刘裕曾居住于此地、起兵讨伐桓玄于此地,东晋谢安、梁武帝萧衍曾流连于此山等等历史事实,他能不感慨系之吗?想到他先因与执政的王安石政见不合,自请外任离京而今奔走于道路,他能不满怀愁绪,病已病时吗?东坡不把自已的“情”、“感”和“病”之“多”的内容一一写出,只用此七字概括。近人陈洵说:“词笔莫妙于留。盖能留则不尽而有余味,离合顺逆,皆可随意指挥,而深沉浑厚,皆由此得。”(《海绡说词》)东坡可以说是深得“留”的三味了。关于这起句有善“留”之妙,还必须补充说明一下,就是他所以那样戛然而止,迅速道出“多景楼中”,为的是顾及全篇,不使这忧愁情绪的抒发过多而成为赘疣。紧接著的“樽酒相逢”,点明与孙巨源、王正仲等集会于多景楼之事,极其平实。像山脉之有起伏,浪潮之有高低,如此平实,为的是给下面抒情的“乐事回头一笑空”,与起句“多情多感仍多病”的语意相连,意谓这次集会多景楼而饮酒停歌,诚为“乐事”,可惜不能长久,“一笑”之后,“回头”来眼前的“乐事”便会消失而“空”无所有,只有“多情”、“多感”、“多病”依然留在心头。哀怨无穷,尽在言外。以上四句构成上片。它是虚与实的结合,言事与言情的结合,而以虚为主,以言情为主。唯其如此,所以既不浮乏,又颇空灵。四句之中,前二句先言情后言事,后二句先言事后言情,亦错落有致。上片由情至事,由事归情,借眼前之景,写心中之情,意蕴盎然,如神来之笔。
“停杯且听琵琶语”,领起下片。“停杯”承上,与“樽酒相逢”相呼应。“且听琵琶语”启下,是“乐事”的补充。“琵琶语”,由白居易《琵琶行》的“今夜闻君琵琶语”句而来,指琵琶所弹奏的乐曲。“且”是姑且的意思。因为既“多情多感仍多病”,又认为“乐事回头一笑空”,就不能以认真的态度来对待音乐,以振奋的精神来欣赏音乐,东坡所以特地挑选了这个虚字“且”来著于“听”字之前,用以表现他当时无聊赖、不经意的心态。“细捻轻拢”句,亦自白居易《琵琶行》中的诗句化出,赞美弹奏琵琶的技艺。他本无心欣赏,然而却被吸引,说明演奏得确实美妙。“捻”,指左手手指按弦在柱上左右搓转的手法。“拢”,指左手手指按弦向里推的手法。赞美之情除了通过“细”和“轻”两字来表达外,还借助于这四个从《琵琶行》诗句中化出的字来引起读者对《琵琶行》中那段脍炙人口的“轻拢慢捻抹复挑,初为霓裳后六么。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的描写之联想来实现。赞罢弹奏琵琶的美妙,顺势描写弹奏者,也就是前面所说的那位叫做胡琴的姑娘。东坡惜墨如金,不去写其容貌、形体和服饰等,只用“醉脸春融”四字表现其神态。这四字写其神,丽而不艳,媚中含庄,活脱脱描摹出一个喝了少许酒后怀抱琵琶的少女两颊泛红,嘴角含笑的充满了青春气息的动人姿态。“结局须要放开,含有余不尽之意,以景结情最好。”(沈义赋《乐府指迷》)此词的结句“斜照江天一抹红”,正是景语,可视为当时“残霞晚照”的写实,也可视为是借以形容胡琴姑娘之“醉脸”的,而它的妙处则在于“以迷离称隽”,令人难以捉摸,耐人反复寻味。这句“斜照江天一抹红”,其意同于李商隐《乐游原》的“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只不过尽在言外而已。它的色彩尽管明快,但其基调仍是感伤的,与上片完全一致。
沈祥龙在《论词随笔》中说:“小令须突然而来,悠然而去,数语曲折含蓄,有言外不尽之致。”东坡这篇《采桑子》小令,倏忽来去,只用了只言片语,却达到了曲折含蓄,言尽而意隽的境界之美。虽然不是完美无缺的精品,但却非常符合沈祥龙所总结的对小令的要求,当可为则。
南宋丞相文天祥抗元失败被杀后八年,即元世祖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谢翱与其友人登西台祭之,并作此文以记其事。文章以唐代忠烈之臣颜真卿隐喻文天祥,以张巡、颜杲卿在安史之乱中奋力守卫睢阳常山城陷而惨遭杀害隐喻文天祥的英勇就义,通过对文天祥殉国的祭奠哭悼,展现了文天祥义无反顾的爱国之志,表达了作者对民族英雄殉难的悲恸之情。全文寄意幽深,托辞婉曲,为避元朝统治者的文网,用语多隐蔽,但悲哀沉痛、泣血吞声之情,不能自掩。
这是一篇缅怀抗元英雄、高扬民族正气的记叙性散文。文章是文天祥就义多年之后所写,作者情感因长期积淀,历久弥深;加之在元人的高压统治之下,有许多话不敢明言,内心极度压抑,一旦形诸文字,愈觉悲壮动人。在文中,作者通过不同时间、不同地点的“三哭”,来展示这种情感:始哭于姑苏夫差之台,是因为文天祥曾在苏州开府执事,他的临难死节,也在始哭的这一年;继哭于会稽越王之台,因为当年文天祥奉命使元,经过越王台,曾为勾践兴越灭吴事迹而赋诗述志;又哭于子陵之台,表明文天祥对严子陵这位古人高风亮节的无比景仰之情。
谢翱的拜祭是对殉国英雄的哭悼,而且是在元人统治下的元朝哭悼一个反元的宋国将士,这既需要一定的勇气,而且还冒着杀头的危险。哭殉国英雄, 其实质是在哭已亡的故国。所以,谢翱的哭悼,自有他的为时为地为环境所限的特色。谢翱的恸哭基本上是无法出声,是尽量避免让外人听到,是自己的心灵在独自泣血。元朝建立后,统治大网铺天盖地,统治者对民众防范甚严,以防故国人民起反抗之心。就在谢翱在西台对文天祥进行哭悼时,“适有逻舟之过也”,可见形势之险恶。险象环生的环境决定了文章行文上的扑朔迷离,出语时的欲说还休。被奠者为谁,并不明示,而托名为唐宰相鲁国公颜真卿,通篇以无特指的“公”指代,绝不提文天祥的名字;同往西台者为谁,也不明示,而只是以甲、乙、丙代替。愈是扑朔迷离,愈能表现出情感的深切绵长。所以,谢翱的拜祭基本上是对形式竭尽完备之能事,而且对整个拜祭过程述说得极为细致,如哭悼分祭前、祭中、祭后三个层次,祭前又可分邀约和探路两个小层次。
“先是一日”,即与友人邀约,不是暂时凑和,以表悼祭专诚;当天在风雨凄厉中先行探路,以备不测,在“毁垣枯甃,如入墟墓”中确证无元兵出入,“还,与榜人治祭具”,一个“还”字充分体现了拜祭者的心机缜密细致。然后进入正式的哭祭过程的描写,文词简略而又情浓意切。号恸再三, 跪拜有二,极备祭礼之程序。念及故人,念及自己,念及故国,“眷焉若失”、“泣拜不止”, 感情达到了悲怆的地步。而此时,就感到“有云从南方来”,仿佛阴云有意,万物同悼,越发让人感觉到情之深、意之浓。而“以竹如意击石”,作“楚歌”招魂,则是悲怆到了欲绝的地步。竹石都碎了,殉国英雄也玉石俱焚,现实让人无可奈何,绝望到了无所希望。“榜人”的惊问和“移榜中流”的建议,构现出险象环生的环境。两次风雪描述,渲染了氛围,景中传情,表现了作者凄冷的悲心。薄暮舟中赋诗,夜复赋诗,又凡两次,则以诗情添浓了文情。奠后四人相别交代一笔不苟,但“与丙独归”,具体归处,又显得吞吐迷茫。行文之迷茫则折射出时局之险恶。“甲”渡江疑有神助的感觉是心灵的幻觉,反转来透现出哭悼之情的精诚深挚。别后的“甲”书引起作者的悲慨:“呜呼!阮步兵死,空山无哭声且千年矣。”这次西台恸哭正是承响于阮籍。阮籍于晋代魏的险局中,佯狂烂饮,“时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恸哭而反”,迷狂的行为方式包含着悲恸深沉的意识。谢翱正是引阮籍为同调,于千载之前找到自己的知音,表达了一腔愤激情绪。对于“神之助”,作者居于可信可疑之问,但视“兹游亦良伟”,因为这次哭奠祭悼的是民族英灵,作者及其友人又情尽意满地表达了自己的感受。作者试图摹仿司马迁著《季汉月表》,撰《季宋月表》,以示宋亡,正统已绝,再次表现了他强烈的民族立场。尽管血沃中原,腥风四起中,“今人不有知余心”,怀着深深的寂寞感,但放眼未来,“后之人必有知余者”,情绪复归于坚定昂扬。作者对未来仍充满期待。
对文天祥铭心刻骨的悼念和对元统治血腥专制环境的怵惕,这一对巨大矛盾,规定了这篇文章艺术上独特的表现形式,欲言又止,欲吐还休,隐晦曲折。这种“春秋笔法”更有助于表现作者悲恸情绪和民族精神。承题旨之“哭”,数反其言,使人悲不自胜。托名汉唐,隐姓匿名,不书元之年号,唯以甲子称之,等等,都表现了作者的难言隐衷和决不臣服元朝的鲜明立场。行文风格堪称沉郁顿挫,一字三叹,痛泪激溅满纸,铁钩银勒,成就了这篇声泪交并的泣血之作。
可以说,李白对峨眉月始终未能忘怀,就是万里远游之后,也一直既看且忆,更感觉她相伴而行。而今在黄鹤楼前看见来自故乡的僧人,他带来了峨眉月,这明月定将伴送他到长安去。这明月不仅照到江夏,照到长安以及周围的秦川,而且回到蜀中仍有峨眉月相伴。其实,万里共明月,本无所谓这里明月那里明月之分。但是,这一方面可见李白对故乡月亮情有独钟,另一方面对比自己身似浮云,滞留吴越,羡慕蜀僧归时还可见到峨眉月。
此诗从“我”到月,从月到僧,再写到月,侃侃谈来,动感强烈,毫不气窒,充分显示出李白作为歌行高手的水平。
这首诗是重阳登高即景抒怀之作,作者从戏马台的荒废,夕阳晚照联想到老境将至,好景不常,自警应该抓紧时间玩赏风光,多作好诗,不须汲汲于世俗之事。
诗的开头两句写景:“平林广野骑台荒,山寺钟鸣报夕阳。”诗句中点明了季节、地点和时间,语意闲雅。戏马台有典故。东晋末年刘裕北伐归来为宋公,驻守彭城,曾因饯送孔令辞官还乡,大会宾僚于戏马台,一时文士如谢灵运、谢宣远都有诗咏。回首过往,往日的热闹更显现今的荒凉,首句的重点就在“荒”字上,有咏怀古迹之意,见出人事代谢之感。这一联,写景叙事不仅工在形象,而且注重象外之意,“平林”句见人事代谢之感,“山寺’’句则寓时节相催之意,这种象外之意,直透三、四两句,加强了诗句之间意趣的融合。
第三四两句抒情:“人事自生今日意,寒报只作去年香。”时节易得,又是一年的重阳。每逢佳节,人们便有思亲之感;而菊报却依旧开放,还是和去年一样,送来阵阵的寒香。诗句中含有“年年岁岁报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唐代刘希夷《代悲白头翁》)的感慨。自然的规律,总是如此。
五六两句,记节日清游的情况:头巾被风吹得歪斜了,诗人更觉得清霜已侵上了鬓发。“巾欹更觉霜侵鬓”这一句暗用了“孟嘉落帽”的故事。所谓暗用,就是表面上看起来,完全是一个清空无碍的叙事句,写的都像是当下即刻的事,但实际上已经暗用了某个典故。这方面杜甫做得很成功,陈师道学杜,也成功地吸取了他的这个方法。这里不但是暗用,而且是活用,也就是能从原典中翻出一种新意,别具一种风流。孟嘉落帽而不自觉,是其通脱忘怀之处,陈师道这里却“巾欹更觉霜侵鬓”,头巾从头上滑下一半,更觉霜发之多,老去的感受更强了,也更深切地感觉到时节相催。从孟嘉的帽落不觉到陈师道的“巾欹更觉”,原典的意思完全被翻转过来。下句又用了“石作肠”的典故,诗歌的语言佳妙,也有“清便富丽”的高致,就像宋广平写《梅报赋》,措词婉媚,并不碍其铁石心肠一样。另外,此联用两个典故来暗写登高赋诗,妙在隐而不露。
结尾两句:“落木无边江不尽,此身此日更须忙。”抒发游赏以后的感想。“落木”句用杜甫《登高》诗“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句意,写傍晚登览所见的远近景象。“此身”句感叹节物如此可念,登临清赏的机会正不应放弃,而此日此身,还须忙于世务,很难得有时间,这又是十分可惜的。
陈师道作诗多学杜甫,这首也是学杜甫有得之作,瘦劲浑厚、清淡高致、内涵深蕴。
应酬节物之意,从宋人的创作观念来看,是一种比较成熟和时俗的题材,所以欧、梅、苏、黄等大诗人多不经意于此,这大概也是宋诗人去熟忌俗之旨。但陈师道的重阳诗,扫除陈言熟语,着力翻新。于前贤未到之处立意取象,却能轧轧独出,于平淡中见奇峻,可以与王维、杜甫等大家的重阳节诗咏争一日之长,此亦江西诗派“以故为新”的一种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