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乡情词，描写的农村是一片升平气象，没有矛盾，没有痛苦，有酒有肉，丰衣足食，太理想化了。尽管在当时的情况下，江南广大农村局部的安宁是有的，但也很难设想，绝大多数的劳动人民生活得很幸福、愉快。当然，这不是说辛弃疾有意粉饰太平，而是因为他接触下层人民的机会很少，所以大大限制了他的眼界，对生活的认识不免受到局限。
上阕写闲居带湖的满足及安居乐业的农村生活景象，烘托静谧和谐的氛围。“连云松竹，万事从今足。”云雾缭绕，笼罩着生长茂盛、郁郁葱葱的松、竹，环境优美、生活舒适和谐，所以说“从今万事足”。上句写景，说山园的松竹高大，和天上的白云相连，饱含着赞赏之情，使人想到的是林木葱笼，环境清幽，准确地把握住了隐居的特色。如果舍此而去描绘楼台亭阁的宏丽，那就不足以显示是隐居了，而会变为庸俗的富家翁的自夸。下句抒情，表现与世无争的知足思想。这一思想，无疑是来自老子的。《老子》一书中，即从正面教诲人说“知足者富”，“知足不辱”，又从反面告诫人说“祸莫大于不知足”。作者这一思想，虽然是消极的，但是比那些勾心斗角、贪得无厌之徒的肮脏意识却高尚得多。这两句领起全篇，确定了全篇的基调。一“足”字，表达了词人对居住环境、生活的满足。
“拄杖东家分社肉，白酒床头初熟”，是对“万事足”的补充说明，字里行间透露出生活的甜美温馨。从一个侧面来写生活上的“足”。上句说同邻里的关系融洽，共同分享欢乐。“拄杖”，表明年老。估计词人这时，已是年过半百。“分社肉”，是当时仍存的古风，每当春社日和秋社日，四邻相聚，屠宰牲口以祭社神，然后分享祭社神的肉。据下文，这里所说的应是秋社分肉。下句说山园富有。李白《南陵叙别》有句云：“白酒初熟山中归，黄鸡啄麦秋正肥。”如此说富有，意近夸而不俗。因为饮酒是高人雅士的嗜好，所以新分到了社肉，又恰逢白酒刚刚酿成，岂不正好惬意地一醉方休吗？读了这两句，不禁使人想起王驾的《社日》：“鹅湖山下稻粱肥，豚栅鸡栖半掩扉。桑柘影斜春社散，家家扶得醉人归。”
下阕摄取一个情趣盎然的生活镜头直接入词，更使此词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东风梨枣山园，儿童偷把长竿。莫遣旁人惊去，老夫静处闲看。”这既有很强的情节性，又具强烈的行动性、连续性。可以设想，如果画家把这场面稍事勾勒、着色，就是一幅生气勃勃的农村风俗画；如果作家用散文把这场面和人物的活动记下来，又可成功为一篇可读性很强的优美的小品。只是平常的几句话却具绘画的立体美，又具散文的情节美，稼轩运用语言文字功力娴熟，由此也可见一斑。下阕“书所见”，表现闲适的心情。“东风犁枣山园，儿童偷把长竿。”藉“东风”点明时间是在秋天。“犁枣山园”，展现出庄园内的犁树和枣树上果实累累的景象，透露出词人对丰收的喜悦之情。“儿童偷把长竿”，是词人所见的一个场面，甚似特写镜头：一群儿童，正手握长长的竹竿在偷着扑打犁、枣。“偷”字极有趣味，使人仿佛看到了这群馋嘴的儿童，一边扑打着犁、枣，一边东张东望地提防随时准备拔腿逃跑。一个“偷”字，写出了贪嘴孩子的天真童趣和心虚胆怯、唯恐被人发现的神情。
“莫遣旁人惊去，老夫静处闲看。”反映词人对偷梨、枣的儿童们的保护、欣赏的态度。这两句很容易使人联想到杜甫《又呈吴郎》的“堂前扑枣任东邻，无食无儿一妇人。不为困穷宁有此，只缘恐惧转须亲”，都是对扑打者采取保护的、关心的态度，不让他人干扰。然而两者却又有不同：杜甫是推已及人，出于对这“无食无儿一妇人”的同情。作者是在“万事人今足”的心态下，觉得这群顽皮的儿童有趣，要留着“老夫静处闲看”；杜甫表现出的是一颗善良的“仁”心，语言深沉，作者表现出的是一片万事足后的“闲”情，笔调轻快。一“闲”字，是指在“万事从今足”的心态下，作者觉得“偷梨枣”的儿童顽皮、有趣，展现出作者的悠闲；轻快笔调之中，透露出对当前生活的喜悦之情。一个“看”字，既有观看之意，又有看护之意，表现了诗人对“偷”梨和枣的儿童欣赏、爱护之情。
陆游乡居时曾说“身闲诗简淡”。作者的这首词，也是因“身闲”而“简淡”的。它通篇无奇字，无丽句，不用典故，不雕琢，如同家常语一样，而将主人公形象的神情活灵活现地表现出来，实在耐人寻味，这也正是它“简淡”的妙处。
“江上旗亭，送君还是逢君处”两句起笔，写出离别的地点在“江上旗亭”。在江边小酒楼里为朋友饯行。离愁难堪，更何况“送君还是逢君处”。过去欢乐地相逢在这个地方，而眼下分手又是在这同一个地方；以逢君的快乐衬托送君的悲哀。抚今追昔，触景生情，更令人不堪回忆过去。
“酒阑呼渡，云压沙鸥暮”二句，写作者与友人不得不分手时的无限眷恋之情。之所以“劝君更进一杯酒”，是因为“此地一为别，孤蓬万里征”，不知何日再次相逢。尽管深情留连，眷恋不舍，但酒阑日暮，只得分手，只好呼唤渡船载友离去。苍茫的暮霭中，只有沙鸥在低暗的云层下飞翔，离别而去的朋友，犹如眼前这“天地一沙鸥”，行踪不定，浪迹天涯。而送行者的此时的心情，又好像周围四合的暮云一样黯淡无光，这里“酒阑”与“旗亭”互相照应：“呼渡”、“沙鸥”与“江上”照应。
下片“漠漠阑阑，香冻梨花雨”，承接上片结句的句意。写出作者与友人分别时的无限愁思。“香冻”和“梨花雨”，可见此时正是春天。潇潇暮雨洒江天，天解人意，好像为离别而洒泪，云霭弥漫，春寒料峭，此时此地，此景此情，怎能不使人“添愁绪”呢！“添”，给本来已贮满愁绪的心头，又增添了几许愁绪。结句意蕴深远：“断肠柔橹，相逐寒潮去。”
随着那令人闻之肠断的船桨声，朋友所乘之船与寒潮相逐逐渐远去，船橹击水声则愈来愈弱，而伫立江岸的词人的心情，即久久不能平静。独立苍茫，暮雨潇潇，柔橹远去，心随船往……这是一幅非常使人动情的“暮雨江干送行图”。
词的上阕写京城内外初春的美好景色。开篇两句先点出春天来到了京城。“东郊向晓星杓亚”，北斗星星柄低垂，是初春时的星象，但一句“报帝里、春来也”，却使得这一自然现象仿佛有了生命，它在告诉京城中的人们：春天来了。句中语气词“也”，用得十分精到，洋溢着掩饰不住的喜气。以下四句转入写景，抓住富有季节特征的春柳和春花，描绘京城初春的美丽。在词人的笔下，“柳抬烟眼”，“花匀露脸”，清晨，柳树在蒙蒙的雾气中张开芽眼，美丽的花朵以露水匀脸。这两句拟人化的描写犹如一组特写镜头，极逼真地描绘出了一幅初春晨景图，美得令人心醉。接下来一句中的“渐”字，表时间的推移，实则暗写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太阳升起了，雾气散去了，这时候再看一看春柳、春花，更觉绿得娇媚，红得艳丽。绿柳红花“妆点层台芳榭”，将层层台榭装点得更加美丽。面对如此美好的景致，词人不由发出了“运神功、丹青无价”的感叹。此句由景及情，赞美了大自然以其神奇的功力在大地上创造了犹如图面一样美丽的春夭。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一切景语皆情语也”，诚然，这首词上阕的写景绝不是单纯只为了描写春景，而是为下阕中人物的出场创造一种美好的景物氛围，而是为借以传达人物内心的喜悦之情。
词的下阕写新进士宴游场面。过片以“别有”二字开端，使词作很自然地过渡至下阕，也使上下阕的感情融成一片。在美丽如画的初春景色中，“新郎君”们出场了，他们骑在马上，整齐地排成一行，个个风度俊美，气宇轩昂，就像画中人一样。词写至此，人美景美，相得益彰。“杏园风细”三句，又是用拟人化的手法，写汴京琼林苑内微风习习，河水猛涨，仿佛在为这些人高中进士而欢喜。而喜得功名的新进士们，更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之情，“遍九陌、相将游冶。骤香尘、宝鞍骄马”。出了琼林苑后，又结伴在京城内策马奔驰，各处游玩，所到之处扬起了阵阵香尘。词的下片把登第者的得意情态描写得淋漓尽致。
这首词以初春气象写心中喜气，颇能传神。整首词又宛如一幅画面极生动的新进士宴游图，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如果此词确系写于柳永进士及第之年，那么，这时的柳永，早已不是一个春风得意的翩翩美少年。透过此词光华绚烂的外表，似乎又可以品味到历经二十余年的科考生涯，那隐藏于作者内心深处的苦涩。如果再联系柳永中进士后那惨淡的仕途，则此词中的欢乐就显得更为可悲而可叹了。
苏轼论六国诚心正意、浑厚圆融，其文承接苏洵《六国论》中“以赂秦之地，封天下之谋臣，以事秦之心，礼天下之奇才，并力西向，则吾恐秦人食之不得下咽也”的观念，但现实针对性更强。
苏轼大概既不满宋朝维持积贫懦弱的现状，又对王安石“一日百变法”有强烈担忧，他曾上书锐意革新的神宗皇帝：“臣窃以为当今之患，虽法令有所未安，而天下之所以不治者，失在于任人，而非法制之罪也。”（《进策》）所以苏轼论六国格外关注“人”的问题，其视野又不局限于战国，而是由战国放宽到历朝历代，他从描述“春秋之末至于战国，诸侯卿相皆争养士自谋”的盛况，扩展到古今对“智、勇、辩、力”四种所谓“天民之秀杰”类人才的态度，指出“先王因俗设法，使出于一；战国至秦，出于客；汉以后，出于郡县；魏晋以来，出于九品中正；隋唐至今，出于科举。虽不尽然，取其多者论之。”这一总体回顾，体认精当而周全。由此再收归六国与秦朝因在用人制度上的不同而导致存亡效果的不同：“六国之君，虐用其民，不减始皇二世，然当是时，百`姓无一人叛者，以凡民之秀杰者，多以客养之，不失职也”，赖此“六国”方由“久存”至“少安而不即亡也”；而秦始皇“初欲逐客，用李斯之言而止”，由之因“客”而一统天下，可见人才何其重要，但“既并天下，则以客为无用，于是任法而不任人，谓民可以恃法而治，谓吏不必才，取能守吾法而已”，导致“民之秀异者，散而归田亩”，这就等于“纵百万虎狼于山林”，他们不愿“老死于布褐”，只能“辍耕太息以俟时”，而一旦时机成熟必“将噬人”，这正是“秦之所以速亡者”的根本原因之所在。
苏轼行文在一放一收之间，便达到“出奇无穷，一洗万古”的境界，指责王安石变法，以始皇的“民恃法而治，吏守法而已”的任法愚民导致秦亡为例而不动声色；批判宋朝“重文轻武”的用人战略，以提倡国家要使“智、勇、辩、力”四种人才“区处条理，各安其所”为准则亦不动声色。郭预衡曾撰文认为：苏轼《六国论》于用人观点片面、于“新法”未击要害、于“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之结论“更是儒家思想的偏见”，总的看来是所谓“思想是无足取的”（《苏轼散文的一些艺术特色》）。但苏轼认识到的“人”的问题，尤其是“智、勇、辩、力”之人中“秀杰”能不大量失业而让其“各安其所”的问题，也仍是现代社会要着力解决的最重要的社会问题。当人们的观念由“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追求转化为“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与政治文明”协调推进时，当发展由满足吃穿的“小康社会”转向提升素质的“和谐社会”时，自然不能认为苏轼“以人为治国之本”的理念是片面、保守。
苏轼不反对“以法治国”，他指出“陈豨过代，萧曹莫能禁”，“文景武之世，法令至密”，但也允许地方王侯“争致宾客”，原因可能有二：一为“惩秦之祸”，一更为“爵禄不能尽糜天下士”。“萧曹为政”呈“文景武之世”的作法，尽管不是主观上想解决“客”的就生安居问题，但客观上却的确使汉代走向了昌盛，虽不如“先王之政”那样，有主动积极的“养士”“爱人”的境界，然“学道易使”（即把“道”作为技术使用）之效却何其明达。一味“任法不任人”，秦皇便有隳名城、杀豪杰”之举、北宋新党便酿“乌台诗案”之冤，所以汉高祖刘邦认识到“马上能得天下但不能治天下”、唐太宗李世民也悟得“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由此苏轼在《六国论》中阐明了三种治国之层次：最低是“任法不任人”的治国（即秦），其次是“有法不禁客”的治国（即六国与汉），最上是以“爱人”为自觉、为核心而“学道”而制定法则来治国（即“先王之政”）。可见治国讲究德为前提、以德与以法并重，讲究使“智、勇、辩、力”之“秀杰”能“不失职”而“安其所”的原则，恰恰显示着苏轼继承了儒家仁政治国理念中的对现代社会仍有不可忽视之启发的最积极的思想要素。
这篇散文是苏轼“杂然有感于中”而作，文中引用大量见于传记“皆争养士”的史实，从春秋之末，至于战国，一直到汉代的“文景武之世”，从而导出论点，实在是“考之世变”之论。其言凿凿，确可信据。文章论及历史上通过什么途径选拔士人的问题，其时间跨度从三代、春秋、战国，历汉、魏、晋，到隋、唐之后，思如泉涌，旁征博引，行文曲折而无不尽意，充分表现其文章纵横捭阖、雄辩宏论的风格。正如苏轼在《答谢民师书》中所谓“大略如行文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