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称“吴宫”，但诗中所咏情事并不一定与历史上的吴王夫差及吴宫生活有直接关系，诗人不过是借咏史的名义来反映现实。
一般写宫廷荒淫生活的诗，不论时间背景是在白天或在夜间，也不论用铺陈之笔还是用简约之笔，总不能不对荒淫之状作不同程度的正面描写。这首诗却自始至终，没有一笔正面描绘吴宫华靡生活，纯从侧面着笔。
前两句写黄昏时分覆盖着整个吴宫的一片死寂。龙槛，指宫中临水有栏杆的亭轩类建筑；水殿，是建在水边或水中的宫殿。龙槛和水殿，都是平日宫中最热闹喧哗的游赏宴乐之处，此时现在却悄然不见人迹，只见在暮色沉沉中隐现着的建筑物的轮廓与暗影。“清”字画出在平静中纹丝不动的水面映照着水殿的情景，暗示了水殿的空寂清冷。如果说第一句主要是从视觉感受方面写出了吴宫的空寂，那么第二句则着重从听觉感受方面写出了它的冷静。平日黄昏时分，正是宫中华灯初上，歌管相逐，舞姿蹁跹的时刻，此刻却宫门深闭，悄无人声，简直像一座无人居住的空殿。这是死一般的沉寂引发读者去探究底蕴，寻求答案。
第三句方点醒以上的描写，使读者恍然领悟吴宫日暮时死寂原来是“宴罢满宫醉”的结果。而一经点醒，前两句所描绘的沉寂情景就反过来引发读者去充分想象在这之前满宫的喧闹歌吹、狂欢极乐和如醉如痴的场景。而且前两句越是把死一般的沉寂描绘得很突出，读者对疯狂享乐场景的想象便越不受限制。“满醉”三个字用笔很重。它不单是要交待宴罢满宫酒醉的事实，更重要的是借此透出一种疯狂的颓废的享乐欲望，一种醉生梦死的精神状态。正是从这里，诗人写出了一个含意深长的结尾。
“日暮水漂花出城”。这是一个似乎很平常的细节：日暮时的吴宫，悄无人迹，只有御沟流水，在朦胧中缓缓流淌，漂送着瓣瓣残花流出宫城。这样一个细节，如果孤立起来看，可能没有多少实际意义；但把它放在“吴王宴罢满宫醉”这样一个背景上来描写，便显得很富含蕴而耐人咀嚼了。对于一座华美的宫城，人们通常情况下总是首先注意到它的巍峨雄伟的建筑、金碧辉煌的色彩；即使在日暮时分，首先注意到的也是灯火辉煌、丝管竞逐的景象。只有当吴宫中一片死寂，暮色又笼罩着整个黑沉沉的宫城时，才会注意到脚下悄然流淌的御沟和漂在水面上的落花。如果说，一、二两句写吴宫黄昏的死寂还显得比较一般，着重于外在的描写，那么这一句就是传神之笔，写出了吴宫日暮静寂的神韵和意境。而这种意境，又进一步反衬了“满宫醉”前的喧闹和疯狂。顺着这层意蕴再往深处体味，还会隐隐约约地感到，这“日暮水漂花出城”的景象中还包含着某种比兴象征的意味。在醉生梦死的疯狂享乐之后出现的日暮黄昏的沉寂，使人仿佛感到覆亡的不祥暗影已经悄然无声地笼罩了整个吴宫，而流水漂送残花的情景则更使人感到吴宫繁华的行将消逝，感受到一种“流水落花春去也”的悲怆。姚培谦说：“花开花落，便是兴亡景象。”（《李义山诗笺注》）他是领悟到了作者寄寓在艺术形象中的微意。
清刘熙载说：“绝句取径贵深曲，盖意不可尽，以不尽尽之。正面不写写反面；本面不写写对面、旁面，须如睹影知竿乃妙”。（《艺概·诗概》）这首诗正是“正面不写”、“睹影知竿”的典型例证。
这首词，遣字造句，通俗易懂，但其章法艺术却独具一格，曲尽其情。上片起句“旧时心事，说着两眉羞”，开门见山，直说心事，直披胸坎，为全词之纲，以下文字皆由此生发，深得词家起句之法。“旧时”，为此词定下了“回忆”的笔调，“长记得”以下至上片结句，都是承此笔势，转入回忆，并且皆由“长记得”三字领起。作者所回忆的内容，是给他印象最深刻的、使他长留记忆中的两年事，一是游乐，一是离别，前者是最痛快的，后者是最痛苦的。他以这样的一喜一悲的典型事例，概括了他与她的悲欢离合的全过程。写游乐，他所记取的是最亲密的形式—“凭肩游”，和最美好的形象—“缃裙罗袜桃花岸，得衫轻扇杏花楼”。因系恋人春游，所以用笔轻盈细腻，极尽温柔细腻情态，心神皆见，浓满视听。写其离别，则用了三个短促顿挫、迭次而下的三字句：“几番行，几番醉，几番留。”作者写离别，没有作“执手相看泪眼”之类的率直描述，而是选取了“行”、“醉”、“留”三个方面的行动，并皆以“几番”加以修饰，从而揭示情侣双方分离时心灵深处的痛苦和依依不舍。作者在《酷相思》中曾说：“欲住也，留无计。”“醉”可能是无计可生时的一“计”。这些行动，都是“几番”重复，其对爱情的缠绵执着，便不言而喻了。作者写离别，仅用了九个字，却能一波三折，且将写事抒情熔为一炉，的确是词家正宗笔法。作者在写游乐和离别时，都刻画了鲜明的人物形象。前者“缃裙”云云，通过外表情态的描绘，娇女步春的形象，飘然如活；后者则主要是写男方的凄苦形象，而侧重于灵魂深处的刻画。
上片的回忆，尤其是对那愉快、幸福时刻的回忆，对于词的下片所揭示的作者的爱情悲剧及其给予作者的无可弥缝的感情创伤，是必不可少的，回忆愈深，愈美，愈见离别之苦和怨思之深。这正是词家所追求的抑扬顿挫之法。
下片起句以有力的大转折笔法写作者的爱情悲剧。
“春风”、“朝云”，皆以喻爱情。但是，好景未长，往日的眷恋，那缃裙罗袜、得衫轻扇的形象，便一如春风之吹断，朝云之飞散，一去不复返了，悲剧，酿成了。作者用“也谁料”、“又谁料”反复申说事出意外，深沉的悲痛之情亦隐含其间。“天易老”以下直至煞尾，都是抒发作者在爱情破灭之后难穷难尽的“恨”、“苦”、“愁”，而行文之间，亦颇见层次。“天易老，恨难酬”，总写愁恨这深。这句承风断云飞的爱情悲剧而来，同时也是下文抒写愁恨的总提，是承上启下的关键句。“蜂儿”、“燕儿”两句，是写心底的愁苦无处诉说，亦不为他人所理解，蜂、燕以物喻人，婉转其辞。作者当时的孤独凄苦和怨天尤人的情绪由此可见。这种境遇，自然就更进一步增加了他内心的痛苦，从而激荡出结句“旧情怀，消不尽，几时休”的感慨。这个结句，既与起句“旧时心事”相照应，收到结构上首尾衔接、一气卷舒之效，更重要的是它以重笔作结，迷离怅惘，含情无限，含恨无穷，得白居易《长恨歌》结句“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之意，词人对旧情的怀恋与执着，于此得到进一步表现。
从以上分析中，可以看出这首词的章法结构是颇具特色的。它不仅脉理明晰，而且能一波三折，层层脱换；虚实轻重（上片回忆是虚写，为衬笔；下片是实写，为重笔），顿挫开合，相映成趣。这种章法艺术是为表现情旨枉曲、凄婉温细的思想内容而设的。而这种章法艺术，也确实较好地表现了这种内容，直使全词写得忽喜忽悲，乍远乍近，语虽淡而情浓，事虽浅而言深，遂使全词成为艺术佳作。
这首词的另一个艺术特点是对句用得较多、较好。第一是较多。词中的“缃裙罗袜桃花岸”与“得衫轻扇杏花楼”为对，“天易老”与“恨难酬”为对，“春风吹已断”与“朝云飞亦散”为对，“蜂儿不解知人苦”与“燕儿不解说人愁”为对。第二是用得较好。最值得一提的是“缃裙”两句。这两句全是名词性的偏正结构的词组成对。“裙”是缃色（缃，浅黄色）的裙，“袜”是罗料（罗，质地轻柔、有椒眼花纹的丝织品）的袜，“衫”是“得衫”，“扇”是“轻扇”，仅此四个词组，就把一个花枝招展、袅娜多姿的美女形象成功地塑造出来。“桃花岸”对“杏花楼”，是其畅游之所。更值得注意的是，两句之中没用一个动词，却把动作鲜明的游乐活动写了出来。这里不得不佩服作者的造词本领。“春风”两句，也颇见功底。“春风”、“朝云”作为爱情的化身，与“缃裙”、“得衫”两句极为协调。作者把“春风”与“吹已断”、“朝云”与“飞亦散”这两组美好与残破本不相容的事物现象分别容纳在两句之中，并且相互为对，所描绘的物象和所创造的气氛都是悲惨的，用以喻爱情悲剧，极为贴切。
悲剧，就是把美好的东西撕碎给人看。还有，这首词的对句，都是用在需要展开抒写的地方，不管是描摹物象还是创造气氛，都可以起到单行的散体所起不到的作用。这都是这首词的对句用得较好的表现。当然，这首词并非完美无缺，确实存在一些不容否定的缺点，主要体现在：一是还缺乏开阔手段，即对句所容纳的生活面还嫌狭小；二是近曲。这两点不足，从“蜂儿”、“燕儿”一对中可以看得比较清楚。但是，瑕不掩瑜，它并未影响到这首词的艺术整体，这首词仍不失为一篇佳作。
这篇文章可分四段：首段以杜牧为李贺作序之事提挈全篇；第二段先描写李贺的外在风貌，再写李贺的交游情况，后叙述李贺诗歌的创作过程和特点；第三段着力描绘李贺临终之奇异；末段借题发挥，抒发了对李贺的惋惜和同情。文章通过写李贺的一些轶事，从侧面烘托出传主的身份性格。全文构思巧妙，篇幅短小却具有很大的容量，集叙事、议论和曲折的抒情于一体，内容浑厚，意味深长。
这篇文章最大的特点在于：小传虽小，但小中有大、以小见大。其“小”在于：作者并没有全面勾勒诗人李贺的一生，对他的生平经历也记叙不多，而是选取了他生活中的若干小片段进行插叙，以小片段撑起传记的主干。此外，在篇幅上，全文寥寥数百字，语言极为精练。而其“大”又体现在：极小极短的篇幅却具有很大的容量，集叙事、议论和曲折的抒情于一体，内容浑厚，意味深长。
文章在构思布局上也是较为特别的，全篇以一“奇”字贯之。首段以杜牧为李贺作序之事提挈全篇，言杜牧之序“状长吉之奇甚尽”，以杜牧言李贺“奇”引起下文自己所言李贺之“奇”。随后又提到李贺姊“语长吉之事尤备”，以杜牧序和李贺姊之言点出文中李贺事的由来。
第二段是全文的关键部分，大致可分为三个层次。
首先是对李贺外在风貌的描写：“长吉细瘦，通眉，长指爪，能苦吟疾书。”作者抓住李贺外貌中最典型的几点特征，只用了区区十余字，李贺的清奇之气就跃然纸上了。尔后写李贺的交游情况，“最为昌黎韩愈所知”，与他密切往来的文人也不少。在文人交游中，作诗是最为常见的事情，但李贺每与诸人出游，“未尝得题然后为诗，如他人思量牵合，以及程限为意”，自然引出下文对李贺诗歌创作过程和特点的叙述。在李商隐笔下，李贺的诗歌创作大致有如下几个特点：
一是“为情造文”，不以程限为意，而那种“得题然后为诗”的情况显然是“为文造情”，这是李贺不赞成的；
二是及时捕捉灵感，李贺诗歌的创作方式和过程无疑是特别的，“恒从小奚奴骑距驴，背一古破锦囊，遇有所得，即书投囊中”，所作皆是自己所见所感，既是“为情造文”的表现，“遇有所得，即书投囊中”也是其及时捕捉灵感的方法；
三是坚持及时修改整理，“长吉从婢取书，研墨叠纸足成之，投他囊中，非大醉及吊丧日率如此”；
四是为文用心、能苦吟，在整个创作过程中，李贺都是呕心沥血为之，正如文中太夫人所说：“是儿要当呕出心乃始已尔”。这些都为了说明李贺诗歌创作之“奇”，事实上诗风及其创作方法之奇是由其人性情之奇所影响和决定的，李贺性情之奇不仅在其诗歌创作之奇中有所体现，以下几句更是直接写出了李贺性格中与众不同之处。他的诗歌都是呕心沥血之作，但却“过亦不复省，王、杨辈时复来探取写去”，“所至或时有著，随弃之”，创作时一丝不苟，处置作品却极为随意，这是李贺性情之奇的一个方面。
在写了李贺的诗歌创作之奇及性情之奇后，作者在第三段又着力描绘李贺临终之奇。李贺临终之时有天帝召升，这种扑朔迷离、荒诞虚妄的描写占据了此段大部分篇幅，作者不仅对此浓墨重彩大加渲染，更在段末声明：“王氏姊非能造作谓长吉者，实所见如此。”也许李贺临终确实曾出现幻觉，而李商隐把这种幻觉放到传记中加以描绘，其实只是以此寄托自己的感情，并以现实和幻觉的鲜明对照引出最后一段的一连串质问。
末段是李商隐对李贺的议论和观感，并借题发挥，抒发了对李贺的惋惜和同情，从中也可窥出李商隐写作这篇小传的未言明的真意。最后一段托出了六个问题，虽然问而不答，但答案自在问中，能探得一二。前三问是问天，后三问则专问李贺的遭遇，层层递进，反复呼号。像李贺这样“才而奇者”世所罕见，却遭到世人的排斥，无人重视，而为天帝所重，与篇首的“奇”遥相呼应，更突出了作者对李贺一生遭遇的同情和悲愤。在这种同情和悲愤中，作者有意无意地把自我也摆了进去，因此无论是在对李贺之奇的叙述中，还是在末尾的一连串质问中，作者自己的身影总是若隐若现、似有若无，作者对自己命运和遭遇的感愤、慨叹也能隐约曲折地表达出来。
周密《齐东野语》称毛熙震词“中多新警，而不为儇薄”。词家论词，具有见地。其新警处，不在字而，而在巧思。这首词，写闺中人静夜独居、忆念离人的情状，运笔纤回，含思缥缈。于篇终见意，曲尽掩抑难言的境况。询为五代词中高格。《菩萨蛮》词，前有温飞卿十四篇精湛之作，而毛氏此词，易秾华为淡稚，变密艳为幽丽，别出新意，不得让飞卿专美于前。
“梨花”二句，写高楼静夜的青景，渲染怀人的气氛。楼下的院子里梨花飘谢，楼上只听到风吹檐铁的阵阵声响。二句写景，实已托出素居寂寞的楼中人的形象，“梨花”句，写春光已逝，时不待人。“高楼”句，写夜静闻声，极无聊之状。可与李商隐《燕台诗》“云屏不动掩孤颦，西楼一夜风筝急”参看。“斜月照帘帷，忆君和梦稀。”上句写月光照在薄薄的帷幕上，亦古诗中常见的境界、不外从“明月照高楼”，“薄帷鉴明月”等语化出，以表现闺人的愁思。两句好就好在“和梦稀”的“稀”字，一字可抵宋徽宗《宴山亭》“怎不思量，除梦里、有时曾去。无据，和梦也新来不做”数句。恨君之深，思君之切，皆由此字透露消息。忆极而生恨，故作此怨怼之语。
下片写室中情状和闺人动态。“小窗”二句，运思甚奇。她背着小窗前的灯光，是为了不让照见脸上的啼痕，可是，却教栖息在帘帷上的燕子窥到了。它们呢喃相语，仿佛为闺人的愁态而吃惊。二语从侧面描写，一“惊”字尤为入妙。一结两句，“屏掩断香飞，行云山外归”，为全词中精绝之笔。她床前屏风低掩，只见到薰炉中升起的袅袅轻烟。疑是那缥缈的行云，冉冉从山外归来。山就是指屏风绘画的山峦，词中语意相关。亦暗示情人的去处。由断香而想及屏山上的行云，由行云而想到漂流远方的游子。宋玉《高唐赋》谓楚怀王梦巫山神女。神女自言“旦为朝云，暮为行雨”，因以“行云”喻男女的欢合，“行云山外归”，疑行云之归，正是怨其不归，真是痴心人语。与作者《临江仙》词“暗思闲梦，何处逐云行”，意似相反而情味实同。
这是五首中的第一首。组诗开首咏怀的是诗人庾信，这是因为作者对庾信的诗赋推崇备至，极为倾倒。他曾经说：“清新庾开府”，“庾信文章老更成“。另一方面，当时他即将有江陵之行，情况与庾信漂泊有相通之处。
首联是杜甫自安史之乱以来全部生活的概括。安史乱后，杜甫由长安逃难至鄜州，欲往灵武，又被俘至长安，复由长安窜归凤翔，至鄜州探视家小，长安克复后，贬官华州，旋弃官，客秦州，经同谷入蜀，故曰“支离东北风尘际”。当时战争激烈，故曰风尘际。入蜀后，先后居留成都约五年，流寓梓州阆州一年，严武死后，由成都至云安，今又由云安来夔州，故曰“漂泊西南天地间”。只叙事实，感慨自深。
颔联承上漂流西南，点明所在之地。这里风情殊异，房屋依山而建，层层高耸，似乎把日月都遮蔽了。山区百姓大多是古时五溪蛮的后裔，他们身穿带尾形的五色衣服同云彩和山峦一起共居同住。
颈联追究支离漂泊的起因。这两句是双管齐下，因为在咏怀之中兼含咏史之意，它既是自己咏怀，又是代古人——庾信——咏怀。本来，禄山之叛唐，即有似于侯景之叛梁，杜甫遭禄山之乱，而庾信亦值侯景之乱；杜甫支离漂泊，感时念乱，而庾信亦被留北朝，作《哀江南赋》，因身份颇相类，故不无“同病相怜”之感。正由于是双管齐下，所以这两句不只是承上文，同时也起下文。
尾联承接上联，说庾信长期羁留北朝，常有萧条凄凉之感，到了暮年一改诗风，由原来的绮靡变为沉郁苍劲，常发乡关之思，其忧愤之情感动“江关”，为人们所称赞。
全诗从安史之乱写起，写自己漂泊入蜀居无定处。接写流落三峡、五溪，与夷人共处。再写安禄山狡猾反复，正如梁朝的侯景；自己飘泊异地，欲归不得，恰似当年的庾信。最后写庾信晚年《哀江南赋》极为凄凉悲壮，暗寓自己的乡国之思。全诗写景写情，均属亲身体验，深切真挚，议论精当，耐人寻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