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前两句首先描绘出一位贫妇的画像:她鬓云散乱,头上别着自制的荆条发钗,身上穿着当年出嫁时所穿的布裙,足见其贫困寒俭之甚(“世所稀”)。这儿不仅是人物外貌的勾勒,字里行间还可看出一部夫妇离散的辛酸史。《列女传》载“梁鸿、孟光常荆钗布裙”。这里用“荆钗”、“布裙”及“嫁时衣”等字面,似暗示这一对贫贱夫妇一度是何等恩爱,然而社会的动乱把他们无情拆散了。“布裙犹是嫁时衣”,既进一步见女子之贫,又表现出她对丈夫的思念。古代征戍服役有所谓“及瓜而代”,即有服役期限,到了期限就要轮番回家。从“正是归时”四字透露,其丈夫大概是“吞声行负戈”的征人吧,这女子是否也曾有过“罗襦不复施,对君洗红妆”(杜甫《新婚别》)的誓言,那是要读者自去玩味的。
于是,三句紧承前二句来。“胡麻好种无人种”,可以理解为赋(直赋其事):动乱对农业造成破坏,男劳动力被迫离开土地,“纵有健妇把锄犁,禾生陇亩无东西”,田园荒芜。如联系末句,此句也可理解为兴:盖农时最不可误,错过则追悔无及;青春时光亦如之,一旦老大,即使征人生还也会“纵使相逢应不识”呢。以“胡麻好种无人种”兴起“正是归时底不归?”实暗含“感此伤妾心,坐愁红颜老”意,与题面“怀良人”正合。
这还不能尽此句之妙,若按明人顾元庆的会心,则此句意味更深长。他说:“南方谚语有‘长老(即僧侣)种芝麻,未见得。’余不解其意,偶阅唐诗,始悟斯言,其来远矣。胡麻即今芝麻也,种时必夫妇两手同种,其麻倍收。长老,言僧也,必无可得之理。故云。”(《夷白斋诗话》)原来芝麻结籽的多少,与种时是否夫妇合作大有关系。诗人运用流行的民间传说来写“怀良人”之情,十分切贴而巧妙。“怀良人”理由正多,只托为芝麻不好种,便收到言在此而意在彼、言有尽而意无穷的效果。所以,此诗末二句兼有赋兴和传说的运用,含义丰富,诗味咀之愈出,很好表达了女子“怀良人”的真纯情意。用“胡麻”入诗,这来自劳动生活的新鲜活跳的形象和语言,也使全诗生色,显得别致。
绝句“宛转变化,工夫全在第三句,若此转变得好,则第四句如顺流之舟矣”(杨载《诗法家数》)。此诗末句由三句引出,正是水到渠成。“正是归时底不归?”语含怨望,然而良人之不归乃出于被迫,可怨天而不可尤人。以“怀”为主,也是此诗与许多怨妇诗所不同的地方。
这是一首用意精微委婉的讽刺诗。松树凌霜傲雪,苍翠葱郁,本是卖松人所爱,为此他才在寒涧采撷松枝,诚心诚意拿到长安街头,希望“卖与翠楼人”,换回几个小钱。岂不知长安富贵人家重的是稂桃艳李、趋时媚俗之花,对于这种少春的瘦叶是看不上眼的,所以卖松人转遍了长安六街,一无所获,空在松枝上落上一层灰尘。诗人在描述这一酸涩的、具有讽刺意味的社会现实时,寄寓了对卖松人深深的怜悯之情。这首诗深层次的含义,是通过卖松人的遭遇,讽喻昏聩腐败的当权者对于道德高尚、有松树品格的有志之士是不赏识的。诗人仕途不称意,淡泊荣名利禄,也是以此诗自寓。
本来,松树是耐寒的树木,生长在深山大谷之中,葱郁轮囷,气势凌云。人们称赞它有崇高的品德,所谓“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卖松人为了求利,才把它送到长安,希望“卖与翠楼人”。这些富贵人家看惯了宠柳娇花,对松树的“瘦叶”、“淡花”的外表,是不屑一顾的。这样,松树崇高的美学价值在这种场合之中,就不会为人们所认识。翠楼人不爱寒涧树,卖松人的主观愿望和客观的社会需要很不一致。即使松树得售于翠楼人,这时,它失去了原来生长的土壤,就不能托根了。在微婉的词句中,表明松树是大不该被送到长安来寻求买主。
诗人慨叹的是长安只能够欣赏夭艳的桃李,松树的价值当然不被认识;但是卖松人不卖春花,只卖青松,似乎是认识到松树的美的价值了,可惜他不懂得这个社会。无怪乎所得的结果,只能使寒涧青松徒为六街尘染而已。
用意很微婉,松树也只是一个比喻。诗人所讽谕的是:一切像松树似的正直而有才能的人,不用到长安来谋求出路,决不会得到这个朝廷掌权的人的重视,因为他们所需要的是像桃李一样趋时媚俗的人。这首诗对当时的社会是讽刺,对卖松树人是晓谕,是劝告;而那种不希求荣利的心情,却是诗人的自寓。
这首词的题目交代了作词的地点、时间,叙写的中心——“会流杯亭”,以及与此相关的其南引水入其工程。上片写雨后暮春景物,并抒写了惜春的意绪。开头三句从其南引水入其工程写起:东武其南筑就新堤,郑淇河水开始充盈。其所以由此落笔,因为这直接关系到“曲水”的水源,对下片来说,真可谓伏脉千里。以下详写暮春景物,先写雨后山冈上花木零落的景象:一场小雨过后,在那浓密的树林中和苍翠的山冈上,红花绿叶,堆积满地。透过字面,仿佛有词人轻微的叹息。以“卧”、“堆”两个动词形容花叶遍地狼藉的状态,以“红”、“碧”两个表示色彩的形容词活用为名词,借指花、叶,都显得十分形象和精炼。再写“枝上残花”荡然无存,于是向江边追寻春天的踪迹:试问未来还有多少春光?算来不过三分之一。这就是寻春所获得的一个既令人失望又使人略感安慰的结果。因此,词人在描写暮春景物时,也由隐而显地表现了他惜春的心情。
下片写曲水流杯的现场盛况以及对当年兰亭陈迹的感慨。换头“官里事”四句,词人感叹官衙事务纷繁,自然界又多风雨,轻闲而明丽的日子竟没有多少。这是一笔衬托,说明聚会流杯亭是很难得的。以下“相将泛曲水”两句,正面写曲水流杯的现场盛况:上巳日与同僚相约聚会于流杯亭,开展曲水流杯的活动,全其百姓都争着前来观光。“相将”句明点词序“会流杯亭”,转到对全词中心内容的叙写,但用墨极其简炼,妙处全在从闲处铺垫以及从侧面烘托。与暮春自然景物相比,“泛曲水”是一道特异的风景线,它在很大程度上填补了春光大减所造成的缺憾,所以上片所写未尝不是一种绝好的铺垫。“满其争出”句,由充当热心观众的全其百姓渲染出曲水流觞现场的盛况。一个“满”字和一个“争”字,更令人想见万人空巷的热闹情景,以及词人作为州郡长官与民同乐的惬意和自得。另一层烘托则是由眼前景、事所引发的对历史的联想:“君不见兰亭修楔事,当时座上皆豪逸。”显然,兰亭修禊与曲水流杯,当日主盟其事并作序的王羲之与词人自己,众名士(“豪逸”)与众同僚,一一对应,其衬托和比喻之意清晰可见。结尾两句紧承上文,对史事感慨系之:到如今只有长竹布满故地的山岭,而昔日盛事已成陈迹,再也无从寻觅了。这不仅是发思古之幽情,怀古主要是为了慨今,因为“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兰亭集序》),其真正用意即在于此。它所蕴蓄的是时光易逝、物是人非的沉痛之感,是带有人生哲理意义的。
这年十二月,苏轼离开密州任所时,还满怀深情地写下了一首《别东武流杯》诗,可见上巳雅集给他留下了美好的印象。
这篇赋极尽铺陈夸张之能事,详细地描述了汉成帝郊祀甘泉泰畤的全部过程,把天子郊祀的盛况铺张得恍若遨游仙境,并颂扬刘氏王朝地久天长,同时贯串着讽谏之意。全赋选择具有特征性的物象,运用以虚概实的手法,铺陈夸张,想象丰富,气魄宏伟,文辞流丽。
本文极力铺写天子郊祀甘泉宫的盛况与甘泉宫建筑之豪华。全篇采用顺叙的写法,可分为十段。第一段揭明成帝定祭泰畤的目的和希望,并叙写出行前各种事项的准备情况。第二段描写天子登乘,车驾上路及行进的情况。第三段描写通天台的远景和沿途所见平原、丘陵、山谷的形势及离宫别馆的连绵相映。第四段铺写到达甘泉宫之后所见其宫室的高峻、长大、深博,并详细铺写了凭栏周流所见大庭内的种种奇异景象。第五段描写漫游高光宫之所见,极陈宫殿的高大富丽,接着以临渊处危微谏。第六段描写大风在宫中刮起时所产生的种种音响变动,继而赞叹宫观建筑的精巧美丽。第七段描写成帝与其贤能之臣会集于阳灵宫,斋戒自新,洁祀天地,并设想他们周流旷远,升降天地,广通神明。随后告诫成帝清心寡欲,屏退女色,方能保持天性,增寿广嗣。第八段描写柴祭皇天的经过,设想天神赐福甚多。第九段描写归途中的情形,并歌功颂德。第十段总括全篇意义,谓成帝恭肃祭天,神祇凭依,广赐福祥,子孙相继无极,并与文章开头相呼应。全篇有如观览长卷画幅,徐徐展示,一一显明,凡君臣卫侍、车马旗斧、山川草木、雷电风雨、宫殿观阙、天上地下、神仙鬼怪乃至金人玉树、燎烛景炎、玄瓒秬鬯等,无不毕陈。
本文与众多汉赋一样,用了不小的篇幅花了很大的力气,只是为了描写了一次天子郊天的过程,现实意义不很大;勉强点缀上去的几句微谏之辞,也如沧海一滴,被大量极力铺陈夸饰的东西所淹没,讽劝作用很小。但在客观上它却反映了那个时代及以前广大劳动人民所创造的灿烂的物质文化的一些面影。特别值得指出的还在于这篇赋是见于记载的最早的一篇描写郊祀的赋。关于郊祀之仪,史籍所载虽多,但大都语焉而不详。这篇赋则专写郊祀,从准备出发一直到事毕回车,对郊天之全过程逐一作了详细的描述。尽管使用的是文笔而不是史笔,但通过那些夸诞的词语仍能辨别出汉时天子郊天仪式的真实面貌。也就是说,在这方面,《甘泉赋》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文献价值。
在艺术上,此赋铺陈夸张,想象丰富,气魄宏伟,文辞流丽。甘泉宫观,豪华奇伟,无从实写。赋家则是发挥了赋体的特性,以虚概实,夸张变形,选择几种特征性的物象,泼洒笔墨,尽力夸张,予人以不即不离,似是而非的感党。此正是后世绘画的写意手法,而最初运用当推赋家。但此赋属模仿司马相如的《子虚上林赋》,缺乏自己的特色。扬雄晚年认识到《甘泉赋》之类的作品,其效果与初衷适得其反,实际上是“劝百而讽一”。扬雄是首开模拟之风的汉赋作家,《甘泉赋》继承和弘扬了司马相如树立的赋颂传统,手法上同样讲究铺陈夸张,文字上也力求辞藻华丽,乃致流于堆砌。总的说来,扬雄的《甘泉赋》可与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比肩,是汉赋的代表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