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评论了初唐诗人沈佺期、宋之问、陈子昂。初唐诗坛基本是南朝形式主义文学的延续,宫体诗充斥诗坛,文风绮靡纤弱。沈佺期、宋之问总结了六朝以来声律方面的创作经验,确立了律诗的形式,驰名一时,对唐代近体诗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元好问肯定了他们的贡献和影响(“横驰翰墨场”),但也批评了他们在诗歌创作上仍然没有摆脱齐梁诗风。
元好问认为,开唐诗一代新风的诗人是陈子昂。陈子昂复归风雅兴寄,高倡汉魏风骨,上接建安传统,以其诗歌理论和创作实践,终于廓清了初唐半个时纪齐梁余风的影响,迎来了以“风骨”、“气象”著称的盛唐诗歌创作高潮。他的“兴寄”、“风骨”理论成为后人反对形式主义柔靡诗风的理论武器。因此,元好问充分肯定了陈子昂的历史功绩,并将其革新文风与范蠡的平吴事业相提并论,认为也应为陈子昂铸像,以表其功。
七夕是中国传统节令之一,相传在七夕的晚上牛郎织女一年相会一次。据《荆楚岁时记》记载,这天晚上,妇女们纷纷以彩色线穿七孔针,于庭院中陈列瓜果乞巧。民俗流风所及,七夕也成为六朝诗人咏歌的热点。除了歌唱牛郎织女外,“七夕穿针”的作品也不在少数。如梁简文帝萧纲诗“怜从帐里出,想见夜窗开。针欹疑月暗,缕散恨风来”、刘遵诗“步月如有意,情来不自禁。向光抽一缕,举袖弄双针”。柳恽的《七夕穿针》,虽然题材也是传统的闺怨,但比起前面各家来,诗的内容更加丰富,意境也开拓得较深。
诗歌发端“代马秋不归,缁纨无复绪”,且不提七夕穿针,而先说明丈夫从军代地(今河北、山西北部),妻子独处闺中,各色衣裳,无心料理。然而瞬间已到七夕,须为丈夫打点冬装,于是归结七夕穿针这一诗题:“迎寒理衣缝,映月抽纤缕。”旧注引《周礼·春官》中“中秋夜,击土鼓、吹豳诗以迎寒”解释“迎寒”,似乎牵强。这两句诗使用修辞中的“互文格”,即“映月迎寒,抽纤缕理衣缝”,在月光下迎夜凉、穿针孔、缝衣衫。单纯的穿针娱乐变为实际的裁衣寄远,于是民俗与社会问题浑融浃洽,天衣无缝。下文便描写女主人公飞针走线时的容貌神情。“的皪寒睇光,连娟思眉聚。”的皪,光亮鲜明。连娟,纤细弯曲。眼波媚丽,奈何凝寒远望;眉山春妍,只是紧蹙不舒。全无佳节兴致,更添独居抑郁。这是人物的正面描写。接着诗人再从侧面对环境进行渲染:“清露下罗衣,秋风吹玉柱。”玉柱,这里代指筝瑟等乐器。罗衣沾露,只为伫立已久,可见时已夜深。秋风拂弦,可见心绪撩乱,置琴不顾。清露点点,微响悠悠,两句勾勒出一片凄清氛围,蕴含着恍惚失神的人物形象。结尾转到人物心理:“流阴稍已多,馀光亦难取。”一夜光阴大半流逝。残夜馀光欲留无计。寥寥十字,辞约义丰,既是慨叹牛郎织女欢会短暂;又是自伤良宵虚度,比之牛郎织女,尤为不及。这两句将节日与日常生活收束合一,将人生感慨与神话传说收束合一,将世间凡人与天上星宿收束合一。神韵超远悠渺,耐人寻味。
此诗的人物描写,堪称细腻。随着时光的推移,由夜晚到中宵再到残夜,或是穿针缝衣的举止,或是颦眉含寒的神情外貌,或写幽清环境,或状嗟伤心绪,移步换形,内涵充实。从而使整首诗歌也显得清隽雅丽,卓然出群。正如清人陈祚明所说的,“柳吴兴诗如月华既圆,云散相映,光气满足。”(《采菽堂古诗选》卷二十五)
首联从多年来他们的交游,一直写到这天的宴会,语言高度概括,内涵十分丰富。苏洵于1056年(嘉祐元年)持益州张方平、雅州雷简夫的推荐信赴京谒见韩琦、欧阳修等名流重臣,从此成了他们的座上客。时苏洵已四十八岁,年近半百,故说“晚岁登门”。雷简夫称苏洵为“王佐才”、“帝王师”,苏洵实际上也是以此自居的,而这里却自称“不才”,且冠以“最”字,并以自已的那“萧萧华发”同韩琦宴上的闪闪金罍(酒器)相映衬,表面自谦,实际充满怀才不遇之感。
颔联又从这天的宴会写到他五年来的虚度光阴。出句以“不堪”承“最不才”,以“延东阁”承“金罍”,表示对韩琦宴请的谢意,诗人自谦中也含着牢骚。汉武帝时公孙弘自举贤良,数年而至宰相,“于是起客馆,开东阁以延贤人。”(《汉书·公孙弘传》)这里诗人即以公孙弘喻韩琦好贤而言自己不配这种礼遇。下句,诗人回答了“不堪”的原因:官卑位低,不堪重用。曲台指太常寺。因《礼记》有《曲礼》篇,故称专掌礼仪制度的太常寺为“曲台”。苏洵在1061年(嘉祐六年)被命于太常寺修纂礼书,至赴宴时,刚完成《太常因革礼》一百卷,费时五年。苏洵以自己能辅助帝王的才能来做这种白首穷经的工作,深感虚度年华,用非所长,这集中表现在“闲”、“老”二字上。1056年(嘉祐元年),欧阳修荐苏洵于朝廷,韩琦也以为可用,独富弼主张“姑少待之”(叶梦得《石林燕语》)。拖了两年,朝廷才召苏洵试舍人院。苏洵拒绝赴试,朝廷授以试秘书省校书郎,不久又以苏洵为霸州文安县(今属河北)主簿,编纂太常礼书,直至去世。“书虽成于百篇,爵不过于九品。”(《老苏先生会葬致语》)这就是诗人发出“闲伴诸儒老曲台”的深沉哀叹的原因。
颈联尤为历代评论家所称赏。重阳节历来是人们登高赏菊,饮酒赋诗的好日子,但苏洵却在愁里度过。“佳”和“愁”形成鲜明的对比,而“久”字更有丰富的内容。苏洵在二十七岁以前“游荡不学”,不一定有“愁”。但从二十七岁开始,他发奋苦读,希望有用于世,却多次科考不第;后来,虽然名动京师,却沉沦下僚,无法一展抱负。这个“久”字至少包括了他三十年的不得志。他已五十七岁,很难再有所作为。“偶傍”,说明他平时已经很少有雄心壮志;“醉中”,说明未醉时已清醒感到壮志难酬。但“傍”、“来”二字仍表现出“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豪情,“其意气尤不少衰”。(叶梦得《避暑录话》)
尾联以暮间归来,反复吟咏韩琦新诗作结,戛然而止,余味无穷。韩琦《乙巳重阳》说:“苦厌繁机少适怀,欣逢重九启宾罍。招贤敢并翘材馆,乐事难追戏马台。藓布乱钱乘雨出,雁飞新阵拂云来。何时得遇樽前菊,此日花随月令开。”韩琦诗中那种久居高位、宾朋满座的富贵气,使苏洵更感到自己“闲伴诸儒”的穷窘;韩琦志满意得之余的淡淡闲愁,更激起了苏洵壮志不酬的深沉哀怨。这就是他越读韩琦新诗就越发难以入睡的原因。暮、雨、寒三字为全诗烘托出一种昏暗、凄冷的气氛,而“寒无睡”,“百遍开”更活画出这位“萧萧华发”的老人辗转反侧、夜不能寐的神情。
叶梦得说:“明允诗不多见,然精深有味,语不徒发,……婉而不迫,哀而不伤,所作自不必多也。”(《避暑录话》)这一首诗在内容上“精深有味,语不徒发”,深刻反映了宋代失意文人的精神苦闷;艺术风格上也是“婉而不迫,哀而不伤”,含蓄蕴藉,耐人寻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