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首句“无才不敢累明时”，谦词反语出之，王维年纪轻轻就名满天下，不是真的无才。此句笔法微婉，旨趣却很明白。
颔联二句用了两个典故，出句用的是东汉尚长之典，见三国魏嵇康《高士传》。汉建武（汉光武帝年号，25年六月—56年四月）中，尚长子女婚嫁已毕，遂不问家事出游名山大川，后不知所终。对句是用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辞官而去的故事。陶渊明曾经在彭泽当县令，蔑视功名富贵，不肯趋炎附势。有次有个督邮来督查，他觉得这个督查粗俗而又傲慢，但是又不得不去，一旁的县吏建议他穿得整整齐齐去拜见督邮，陶渊明忍无可忍，说“我不能为了五斗米向小人折腰”，于是挂印归去。此二句这两个典故，表明诗人与尚子平、陶渊明一样的意欲归隐山林的思想，而且归隐之心非常迫切。
颈联是从山野间的昆虫的声音，也就是从听觉的角度来描写早秋寒凉萧瑟的特点。蟋蟀和秋蝉的凄苦音响，预示着一个寥落季节的来临，予人一种萧索落寞的秋季感受。临秋的蟋蟀响急，薄暮的寒蝉声悲，是景语，也是情语，映衬出作者的迟暮感。
最后二句写诗人隐居山中，门庭冷落，过着闲适、恬静的生活。每天在林中散步，独与白云相伴，如闲云野鹤一般，充满幽居的情趣。这里说自己寂处山中，空林独往，只和白云期会，厌倦仕途的心情，约略可见。
此诗主要申明作者自己无心世事，向往隐逸生活，抒发了一个隐士的情怀。全诗语言含蓄，意味悠长。
公元1127年“靖康之变”，徽、钦二帝被金人掳走北去，中原尽失。这样的时局下朝野志士无不拔剑斫地，切齿扼腕，于是词坛上产生了一批令人读后慷慨悲凉、数百年后尚见其慷慨磊落之气的作品。向子諲这一首《秦楼月》，题旨相同，篇幅虽短，感情的容量却并不小。另外这首词表现上也自有特色。
全诗结构分上下两阕，词意可分三层。
起首“芳菲歇”三字，写春光消逝景象，似实而虚。因为词人并非吟咏节序，抒发一般的伤春伤别情怀，所以下面不再展开对景色的描绘。当此春末夏初时节，萦绕词人心间的是什么呢？是“故园目断伤心切”。这句中“故园”可作家乡解，但向子諲家江西临江，并未沦落于金人之手，这里显然是指失去的国土。词人登高遥望北方故国，而故国不可见，对于一个胸怀爱国之情的南渡词人来说，怎能不悲伤痛苦呢？这一句，是词人内心感情的直捷表露。但如果任凭感情的驱使，沿此思路写下去，就未免有一泻无余之病了。词是吟咏性惰的，但最好是诉诸具体的事物。至此，词人笔锋一转，由直而曲，欲吐又休，不言情而转写景：“无边烟水，无穷山色。”词人眼中所见，唯有迷离的烟水，朦胧的山色。这一景象，既是“故园目断”含义的丰富和扩展，又使“伤心切”这一心理活动形象化；同时，无边无际的自然山水，又恰到好处地隐隐传达出词人此时此地情感的悠远的惆怅。所以，读至此，读者简直分不清词人是写景呢，还是抒情。景与情合，情以景生，情景交融，“悲喜亦于物显”（王夫之语），正是“无边烟水，无穷山色”的妙处。
下阕“可堪”二字，是不能堪的意思。此乃词人着意用力之笔，正是这两字把上阕“故园目断伤心切”的感情向前深化了。词人为何春末夏初时节思念故国呢？因为是“更近乾龙节”。《易·乾》：“九五，飞龙天。”乾卦以龙取象，所以古人便以“乾龙”喻帝王。乾龙节，是北宋钦宗赵恒的生日。据《宋史·礼志》记载：“靖康元年四月十三日，太宰徐处仁等表请为乾龙节。”从记载中可以想见当年此日，朝廷中群臣为皇帝祝寿，钦宗赐宴，好一派隆重的寿宴的盛况！而此时又是四月，乾龙节又将近，然而此时却是神州板荡，山河易主。词人抚今追昔，怎能忍受得了如此巨变呢？于是万千感触，化为使人不忍卒读的词句：“眼中泪尽空啼血。”这一句，哀怨悲凉，撼人心魄。向子諲是一位力主抗金的将领。公元1130年（高宗建炎四年）金兵大举南下，一路杀奔江西、湖南。此时向子諲正潭州（今长沙）知州任上，有人建议暂避敌锋，他大呼曰：“是何言之不忠也！使向之诸郡有一二能为国家守，敌其至此耶？朝廷使我守此潘也，委而去之，非义矣！”（见汪应辰《向公墓志铭》、胡宏《向侍郎行状》）他亲率军民血战数日，终因实力不济而城破。事后，他的好友陈与义赠诗，诗中赞曰“柱天勋业须君了”（《题向伯恭过峡图》）。然而词人想当时家亡国破，君辱臣耻，却又回天无力，胸中不禁充塞着极度的愤恨和悲哀。这样深沉难遣的感情郁积胸中，实非“眼中泪尽空啼血”一句不能尽之了。以上为词意的第二层。
紧接着，词人由人的“空啼血”联想到自然界的子规，感情又进一层。按《秦楼月》词调的要求，“空啼血”是承上句而来，并非是语句的简单重复，而用以引起以下句意。词人因情设景，以“子规声外，晓风残月”这样凄厉萧索的意境结束全词。子规即杜鹃鸟。子规啼血是古诗词中常用的，如白居易《琵琶行》：“其间旦暮闻何物？杜鹃啼血猿哀鸣。”李山甫《闻子规》：“断肠思故国，啼血溅芳枝。”“晓风残月”，是柳永《雨霖铃》词中的名句。这首词虽是移用，但词人显然对“杜鹃啼血”内涵进行了改造。此词中它表现的已不是离别的愁苦，而是因国破家亡而生的故国之思了。“子规声外，晓风残月”，是因情而设景，也就是王国维所谓“以我观物，故物皆着我之色彩”的“有我之境”。它以丰富的内蕴，传达出词人心中的无限哀怨，撞击着读者的心扉。
全词感情真挚，情景交融，在《酒边词》中，是一首成功的小令。但终因其忠愤有余而少豪放之气，且词中意境独创性少，新鲜感不足，不免影响了它的艺术感染力量，在宋词中未臻上乘。
按周时庙制，太祖居中，左昭右穆，文王为穆，则武王为昭，故称昭考。因此，“载见辟王”的辟王便是成王。“载”训始，助祭诸侯的朝见则在成王即位之时。成王是由周公辅佐即位的，只是名义或形式上的君主，实权则掌握在摄政的周公之手，诸侯助祭的隆重仪式当亦是周公一手策划安排，其用意自然是让成王牢记先王遗训，继承并光大先王遗业。周公极尽摄政之职，时时注意对成王的规劝乃至管教，《尚书》中的一篇《无逸》便是明证。诸侯“曰求厥章”，恐怕年幼的成王也无法应付，只能由周公作出权威性的答复。旧说《周礼》为周公所作，法度典章他当了然于胸。如此看来，《周颂·载见》的祭祀对象与《周颂·雝》不同，祭祀时的背景也大不一样。《诗经传说汇纂》所说“一以显耆定之大烈弥光，一以彰万国之欢心如一”的祭祀目的，便道出了成王新即位的时局特点与急务。
和《周颂·雝》所描写的“肃肃”“穆穆”的神态不同，《周颂·载见》重点在于描写助祭诸侯来朝的队伍，朱熹评之曰“赋”也。诗中“龙旂阳阳”四句，确实具有赋的铺叙特点：鲜明的旗帜飘扬，铃声连续不断响成一片，马匹也装饰得金碧辉煌，热烈隆重的气氛，浩大磅礴的气势，有声有色；八方汇集，分明是对周王室权威的臣服与敬意。周颂中的许多祭祀诗，是只求道出目的，不惜屡用套语，丝毫不考虑文学性的，而《周颂·载见》却安排了极为生动的铺叙，在一般说来枯燥乏味的颂诗中令人刮目相看。这也足以说明，在有助于实现政治目的的情况下，统治者不仅不排斥，而且会充分调动积极的文学手段。
诗的后半部分，奉献祭品，祈求福佑，纯属祭祀诗的惯用套路，本无须赘辞，但其中“烈文辟公”一句颇值得注意。在诗的结尾用诸侯压轴，这与成王的新即位，而且是年幼的君王即位有关。古代归根结蒂是人治社会：就臣子而言，先王驾驭得了他，他服先王，但未必即如服先王一般无二地服新主；就新主而言，也可能会一朝天子一朝臣。因此，在最高统治者更换之时，臣下的离心与疑虑往往是同时并存，且成为政局动荡的因素。诗中赞扬诸侯，委以辅佐重任，寄以厚望，便是打消诸侯的疑虑，防止其离心，达到稳定政局的目的。可见，《周颂·载见》始以诸侯，结以诸侯，助祭诸侯在诗中成了着墨最多的主人公，实在并非出于偶然。
《杨柳枝词九首》都是咏杨柳之作。其将杨柳之体态、风韵、情思以及与杨柳有关的故事与习俗均巧妙地运用于咏杨柳中，且诗歌含情宛转，风情宛然，声韵和谐，流丽而多韵味，使人咏之而兴味不尽。
组诗首篇是全组诗的序曲，劝人听诗人改编的新曲，表明了诗人一贯持有的发展创新观念。首句提到汉乐府横吹曲中的《梅花落》曲，次句讲的是《楚辞》中的《招隐士》篇。《梅花落》曲原出塞北，歌咏梅花，《招隐士》出自淮南王门下，屡屡咏及桂树，它们与《杨柳枝词》（咏柳）都以树木为歌咏对象，在内容上有相通的地方，所以刘禹锡拿它们来与《杨柳枝词》相比。接着指出《梅花落》《招隐士》这两个作品毕竟是前朝之曲，不要再奏了，现在还是听改旧翻新的《杨柳枝词》吧。《折杨柳》原来也是乐府旧曲。乐府横吹曲中有《折杨柳》曲，鼓角横吹曲中有《折杨柳歌辞》《折杨柳枝词》，相和歌辞中有《折杨柳行》，清商曲辞中有《月节折杨柳歌》，其歌辞大抵是汉魏六朝的作品，都用五言古体来抒写。唐代不少文人所作《杨柳枝词》，从白居易、刘禹锡以至晚唐的李商隐、温庭筠、薛能等的许多作品，却都用七言近体的七绝形式来写作，虽然内容仍咏杨柳或与杨柳有关的事物，在形式上确是翻新了。唐人常用绝句配乐演唱，七绝尤多。《乐府诗集》都编入近代曲辞，表明它们是隋唐时代的新曲调。
从第二首开始，每首诗都紧扣“杨柳”二字来发挥。其中既有对民间风物的描写，也有咏怀古迹之作。
第二首言大千世界万象纷纭，各具其理又相互依存。第三首写长安少年春游，杨柳为之增色助兴。第四首赞美杨柳生机蓬勃，洛阳名士雅集，杨柳长助风情。第五首写杨柳的前后境遇不同，以杨柳依人而易衰，喻人之依附富贵不求自立，终难长久。第六首是怀古诗，以杨柳见证隋之兴亡，言世事无常之意；同时借隋炀帝荒淫亡国的教训，向唐朝统治者敲响警钟。第七首以杨柳寄托怀人相思之情。第八首言杨柳最知人间别离之事，借写离别以咏杨柳多情；全诗运用写意式的笔法简练地勾勒出一幅“风吹旗动”、“夕阳西下”、“折柳送别”的优美画面，围绕自古就开始表达的“惜别”主题，创造出恬静、淡远而有情深的美妙意境。第九首写杨柳的盛衰变化，借杨花柳絮喻漂泊之感；后二句写春尽絮飞，随风飘逝，深寓讽喻之意。
这九首诗直接用民歌曲调创作，保持了纯正的民歌风味，提高了民歌的艺术水平，既有较丰富的思想内涵，又谐音合律便于传唱，使雅俗互补，相得益彰，达到了较高的艺术水平。这正是刘禹锡追求的效法屈原的创作目标。
由于长期的贬谪生活，刘禹锡有机会接触到湘沅巴蜀的民歌民谣。《旧唐书》本传云“禹锡在朗州十年，唯以文章吟咏，陶冶性情。蛮俗好巫，每淫辞鼓舞，必歌俚辞。禹锡或从事于其间，乃依骚人之作，为新辞以教巫祝。故武陵溪洞间夷歌，率多禹锡之辞也”。在唐代，如此认真地学习民歌并取得卓越成绩的，刘禹锡首屈一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