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组诗见于小说第三十四回。
这三首绝句是林黛玉用泪写就的,是黛玉第一次比较直接地表达了自己对宝玉的感情和对未来的忧心,也是他们两人感情明朗化的一个开端。题写这三首诗之后,他们几乎没再有像之前那样的争吵过。
第一首主要是林黛玉回顾与贾宝玉两情未通前的痛苦和两情相通后的喜悦;第二首进一步抒发黛玉对宝玉挨打的深切同情和悲哀,表现他对宝玉之爱的一片赤诚;第三首诗借湘妃的故事以古喻今,抒写黛玉对宝玉情义之深笃,也预示了他们爱情的悲剧结局。这三首诗是小说女主人公林黛玉对男主人公贾宝玉爱情的心血之流注。组诗通篇都闪烁着泪珠,黛玉的形象跃然纸上。
这三首诗在小说中的作用,全在于联系宝玉挨打这件事,表明贾宝玉、林黛玉之间的关系完全不同于他人。只有将它放在具体的情节中,对比薛宝钗、袭人的不同态度,才能看出贾宝玉、林黛玉的互相同情、支持。贾宝玉被打得半死,薛宝钗来送药时虽然也露出一副怜惜的样子,但心里想的却是“你既这样用心,何不在外头大事上做工夫,老爷也欢喜了,也不能这样吃亏”,还“笑着”说“你们也不必怨这个,怨那个,据我想,到底宝兄弟素日不正,肯和那些人来往,老爷才生气的。”处处卫道,处处维护贾政,实际上是用所谓“堂皇正大”的话把贾宝玉教训了一顿。袭人则乘机在王夫人面前进言,大谈贾宝玉“男女不分”,“偏好在我们队里闹”和“君子防未然”的道理,从中挑拨贾宝玉、林黛玉关系,建议“叫二爷搬出园外来住”。她的话吓得王夫人“如雷轰电掣的一般”(据《红楼梦》戚序本),并骗取了王夫人的宠信,为后来抄检大观园作好了充分的舆论准备。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作者写了贾宝玉、林黛玉的相互体贴、了解和林黛玉的一往情深、万分悲痛,顺便也写了贾宝玉身边唯一足以托付心事的忠诚信使——晴雯,这都是大有深意的。
其次,“还泪债”在作者艺术构思中是林黛玉悲剧一生的同义语。要了解“还泪债”的全部含义,最好的办法是读曹雪芹原稿中后面所写的林黛玉之死的情节,但这一部分,后世读者已看不到了。不过,作者的写作有一个规律,多少可以帮助读者弥补这个遗憾,即他所描写的家族或人物的命运预先都安下了伏线,露出了端倪,有的甚至还先有作引的文字。描写小说的主要人物林黛玉,作者更是先有成竹在胸,作了全盘安排的。在有关林黛玉的情节中,作者先从各个方面挖好渠道,最后都通向她的结局。
这三首绝句始终着重写一个“泪”字,而这泪是为她的知己贾宝玉受苦而流的,它与林黛玉第一次因贾宝玉摔玉而流泪,具体原因尽管不同,性质上却有相似之处——都为脂砚斋评语所说的知己“不自惜”。这样的流泪,脂砚斋评语指出过是“还泪债”。但好久以来,人们形成了一种看法,以为林黛玉总是为自身的不幸而伤感,其实,贾宝玉的不幸才是她最大的伤痛。为了贾宝玉,她毫不顾惜自己。贾宝玉挨打,她整天地流泪,“任他点点与斑斑”。“眼空蓄泪泪空垂,暗洒闲抛却为谁?”诗中将这个疑问提出,为“还泪债”埋下了伏笔。与此同时,黛玉在此落泪,又似乎是在暗示她跟宝玉最终悲痛分离的结局。
这首诗是刘禹锡写给曹璩的。从诗题“送曹璩归越中旧隐”上看,曹璩是“越中人”,在越中原有隐居地,具体地说是在会稽。刘禹锡出生在浙江嘉兴,直到20岁之前去长安。曹璩和刘禹锡,或许原本就认识,“少逢知己忆吾庐”一句已经隐括了这次是难得的他乡遇故知;或许有亲朋好友为之牵线搭桥,故后有“剡中若问连州事”之句。当然这两者并不矛盾。从这首诗近3百字的引来看,曹璩好名,先是用“遍干诸侯”的方式以求之,但没有结果,于是想隐居名山来沽名钓誉,刘禹锡用“在己不在山”开导曹璩,于是曹璩就留下来,拜刘禹锡为师。曹璩绝对是聪明人,“居三时,而功倍一岁”说明他九个月时间在刘禹锡指导下读书很有成效。到了11月,曹璩准备回会稽归隐,并说他已经知道了,读书才是求名之道。并请刘禹锡赠诗给他。于是刘禹锡就写了这首诗送给曹璩,其目的还是“以鉴其志”。
刘禹锡写这首诗并没有以导师的身份居高临下地来勉励曹璩要好好学习,而完全是以故乡知己的位置和曹璩亲切交谈,而他的用心则隐含在诗里面。这首诗大致有三个内容,前四句是说自己这些年来的生活,十多年贬谪在偏远地区,以及孜孜不倦地读书。中二句是则是对曹璩的勉励,也是对曹璩归隐读书的祝愿。末两句说回去后遇到故乡的亲朋好友替他报个平安。这是从送别意义上说的。
首联“行尽潇湘万里余,少逢知己忆吾庐”说自己贬在潇湘一带,到过很多地方。这是从他贬到郎州算起。永贞革新失败后,刘禹锡于永贞元年(805)九月由屯田员外郎贬连州刺史,还未到任,途中就改为贬朗州(今湖南常德)司马,从此开始了他在潇湘一带漫长的贬谪生活。十年后,即元和十年(815)春回到京城,三月又贬为连州刺史,同年六月抵任所,直到元和十四年秋丁母忧离任。刘禹锡首贬朗州,在湘之最北,次迁连州,时为湘之极南,故谓“行尽潇湘”。但是在偏远的潇湘之地,他很少遇到故乡来的知己。刘禹锡《元日感怀》:“异乡无旧识,车马到门稀。”也说明他初来连州时人地生疏的情况。因此,刘禹锡对曹璩的到来还是很兴奋的,他乡遇故知,而且曹璩本身还是个聪明好学之士。“少逢知己忆吾庐”一句已经隐括了这次终于遇到了的意思。“吾庐”一词出于陶渊明《读山海经》诗“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在这里代指家乡。
在寂寞的贬谪生活中,刘禹锡唯一可做的就是读书。“数间茅屋闲临水,一盏秋灯夜读书”,写的就是刘禹锡在简陋的住所挑灯夜读的情形。陆游《暮春》“数间茅屋镜湖滨,万卷藏书不救贫”显然对刘禹锡这首诗有所借鉴。所谓“闲”者,即州司马为闲职也。白居易的《江州司马厅记》说得很直白:“案《唐六典》:上州司马,秩五品,岁廪数百石,月俸六七万。官足以庇身,食足以给家。州民康,非司马功;郡政坏,非司马罪。无言责,无事忧。”刘禹锡是员外司马同正员,则例尤不得参闻公事,虽无官舍可居,然有读书为文之暇。刘禹锡晚年作《刘氏集略说》,说“及谪于沅、湘间,为江山风物之所荡,往往指事成歌诗,或读书有所感,辄立评议。”这里也有以现身说法鼓励曹璩继续苦读,探求学问之意。
“地远何当随计吏,策成终自诣公车。”这里用了两个典故。《汉书·朱买臣传》:“后数岁,买臣随上计吏为卒,将重车至长安,诣阙上书,书久不报,待诏公车,粮用乏,上计吏卒,更乞丐之”。朱买臣有过这段随计吏去长安的经历,后来就用做求取功名的典故。《汉书·成帝纪》:“建始三年成谛诏: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之士,诣公车,腾将览焉。”这是“诣公车”指贤者被荐入京公车待诏的典故。这两句诗勉励曹璩静心读书,不要急于求成,学成后自然会被征召,功到自然成。
“剡中若问连州事,惟有千山画不如。”这里的“剡中、连州”均是语带三关之词,既指地指人也指事,“剡中”可解为“我在剡中的友人”。“连州”则指自己在连州之事。我觉得,“剡中若问连州事”颇有点像王昌龄“洛阳亲友如相问”句。刘禹锡说这句话,是对连州山水的赞美,也是对故乡亲友的安慰。唐时的连州虽然偏远荒凉,但风景如画,气候宜人。在刘禹锡之前,诗人元结曾经在连州住过。元结把这里的一个湖泊命名为海阳湖。湖畔有飞练瀑、月窟等胜景。刘禹锡来连州后就在海阳湖畔建筑了一个亭子,称为吏隐亭。公余之暇,他就在吏隐亭上眺望四周景色。那萦纤曲折的溪流,覆盖水面的花草,洁白如练的飞澡,断虹似的带桥,加上和谐悦耳的松涛,使诗人感到心旷神怡,暂时忘掉了谪官的苦闷。
此诗的最大特点是大量运用比喻来表情达意。
这首诗起笔标其目,用一形象的比喻将“妾意”进行了高度概括,一开始就一目了然。 “妾意逐君行,缠绵亦如之。”妻子的心意随着丈夫一道漂泊,情意缠绵就和不断的流水一样。紧接着用门前草作比。诉说丈夫离家时间之长。接着,作者写夫妻二人如同凤凰鸟一样,因为受惊,各自飞奔。丈夫犹如游云一样,不知落于何处,一去就不见回来。这些比喻都生动地道出了妻子的切身感受,打动人心。还有后面的”妾似井底桃,开花向谁笑?君如天上月,不肯一回照。”宗氏把自己美好的年华,比作“井底桃”,桃花虽艳,但开在“井底”,又能得到谁的赏识和爱抚呢?自己犹如桃花,本为丈夫而开,但夫君就如天上的明月,连一次也不肯照到“井底”,照到自己身上。比喻新颖独特,别具一格。此言此语,凄凄切切,感人肺腑,在艺术上别有洞天,新奇制胜。这首诗还运用了典故“阳台梦行雨”,既表现了夫妻二人相思之甚,也表现了夫妻二人相会之难,而且用得自如,毫无生搬硬套之感,突出艺术效果。
诗歌最后用了“安得秦吉了,为人道寸心”。表示夫妻相见不能,作为妻子的宗氏有多少话要对夫君说啊,所以她就想到“秦吉了”。如果能得到一只“秦吉了”,让它代替自己去向丈夫表达自己的相思爱怜之意,该是多好。这最后四句,遣词用句,也自有特色,把全诗推向高潮。
全诗文词朴实,情感缠绵凄楚,是一首爱情诗。
这是一篇理意深刻、情趣盎然的咏物寄志散文。作者从山多髯松和结庐在此的原因,写到烟云万顷亭、唯天在上亭、清高亭、环中亭的历历景物。文章篇幅不长,由于紧扣了髯松这一特点,所以能把看松庵雄伟壮丽、幽美宜人的景色一一呈现在读者眼前,读了令人有飘然忘返之感。
第一段状写匡山的美景,第二段叙写章三益在匡山建造庵庐及亭,第三段交代“看松庵”的命名缘由,第四段以问答的方式为章三益明志。此文主要对龙泉人士对章三益的看法提出不同意见,作者认为章三益无论隐居还是出来做官,都能像松树一样坚持操守。
第一段写章三益在庐筐山结庐的原因,紧扣“乐松”两字。筐山髯松弥望,新翠如濯,上有为隐者所尚服的薜荔、女萝,下有能安神和气的茯苓之属,环境特宜养生养性,蓄志律身,因而结庐其间。
第二段写“看松庵”命名原由,全段围绕着“看松”两个字,先写庵的四周建有四亭,点明这个地方既有能生万顷烟云的深潭,又有高入云霄、视野广阔的峰峦,既有清寒空碧的林荫,又有众峰环翠、宛如仙人所居的静谧之处,庵庐就是结在这高、远、清、空的环境之中;继写“看松”的乐趣,从忘我入神而“看”到“行歌松间”的自乐,再到髯松解意“相娱”,层次分明。在章三益的眼里,松树根深叶劲,寒暑不惊,是“元夫巨人”以及“古豪杰”品格的像征,因此敬慕不已,久视不舍,以致主观精神与客体之形凝合为一,“物我两忘”;而章君行歌松间,髯松奉笙箫之音以“相娱”,则是以拟人手法点出髯松对章君之知遇。
第三段是议论,就松树的“正刚之气”结合章三益生平实际行为进行阐发,笔端饱含抒情。由于议论是针对“龙泉之人士”以为章三益已经“忘世”而发,显得顺理成章。
第四段是写作者邀请章三益一同游览青萝山,表示自己也有与章君相同志趣,也愿意以松为友以自律。文末以“虽然”一词转折,以“筐山之灵,其亦迟君久矣”一语呼应前文,戛然结束全篇。
松树的“正刚之气”,历来是仁人志士自厉自立的榜样。撰作文章时,作者已经四十多岁了,在这样的年纪面对着不堪的世道,他不但不嗟老叹悲,反而能以髯松的正刚气质自厉自期,想要以此与章君共律共勉,积极的人生太对是非常难能可贵的。至正二十年庚子(公元1360年),章三益与宋濂、刘基、叶琛四人同应朱元璋之召,为明初政权效力。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三益与刘基同拜御史中丞之职,证实了宋濂认为三益结庐筐山并非“忘世”的正确判断。
文中提到章君久视髯松,“精神凝合,物我两忘”,是指主体对髯松正刚之气的神会与融合,即客体特征向主体的入化。这也是儒家所一贯倡导的“养志待时”的涵养过程,在某种特定境况下,它确有助于主体精神的扩充与升华。庄子所主的“物我两忘”是“无我”,是消极弃世;而这里所说是要将自己扩展成“大我”、“新我”,两者是不同的,这一点要加以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