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首诗写水乡姑娘的采莲活动。
吴姬、越艳、楚王妃三个词连用，铺写出莲娃们争芳斗妍，美色纷呈的景象。第二句正写采莲活动，从“争弄莲舟”来看，似乎是一种采莲的竞赛游戏。唐汝询说：“采莲之戏盛于三国，故并举之。”（《唐诗解》）因为要划船竟采，顾不得水湿衣衫。采莲姑娘那好胜、活泼、开朗的情态就通过“水湿衣”这个细节表现出来。
她们划着采莲船来到一个花的世界，而最后两句点出她们直到月上江头才回去。诗人不急着写回程，而是插叙采莲女来的情境，她们来时被花儿所迎接，可见花儿是很乐意为她们所造访，而隐着一层写她们对采莲这一活动是非常喜爱，近乎于享受。当她们回去时，那月儿实际上也就是花儿，便依依不舍地送她们了。“花迎人”和“月送归”运用了拟人手法，把整个采莲活动的现场给写活了，极富诗意，写荷花迎接采莲女和月亮送别采莲女，实际上还是为了表现采莲女之可爱。
这首诗通过几个动词淋漓尽致地将采莲女应有的性格——活泼开朗表现出来，并以花、月、舟、水来衬托女子的容貌，可以说这就是一部小电影，对刻画人物形象非常生动形象而别有韵味。
第二首诗可以说是一幅《采莲图》，画面的中心自然是采莲少女们。但作者却自始至终不让她们在这幅活动的画面上明显地出现，而是让她们夹杂在田田荷叶、艳艳荷花丛中，若隐若现，若有若无，使采莲少女与美丽的大自然融为一体，使全诗别具一种引人遐想的优美意境。这样的艺术构思，是独具匠心的。
“荷叶罗裙一色裁 ，芙蓉向脸两边开”。诗歌在开始就展现出一幅人与环境和谐统一的美丽画面采莲女的罗裙和荷叶的颜色一样青翠欲滴。比喻虽不新奇，但用在此处却产生意想不到的效果，既描绘了田田的荷叶，又写了采莲女美丽的衣裳，两者相互映衬，恍若一体。尤其是“裁”字，用得极其巧妙，罗裙是裁出的，可是此处也用在荷叶上，似从贺知章《咏柳》诗“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句中得到了灵感，让人感到荷叶与罗裙不仅颜色相同，似乎也是同一双巧手以同一种材料制成的。由此又让人不禁联想到屈原《离骚》中“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感受到这些女子如荷花般的心灵。娇艳的芙蓉花似乎都朝着采莲女美丽的脸庞开放，明写荷花，实则为了衬出人之美，采莲女的美丽，不是闭月羞花式的惊艳，而是如阳光般健康温暖，似乎能催开满池的荷花。这两句诗本自梁元帝《碧玉诗》“莲花乱脸色，荷叶杂衣香”，王昌龄的这篇较之则更胜一筹，意义更为隽永。
“乱入池中看不见，闻歌始觉有人来“。诗的第三句“ 乱入池中看不见” 是对前两句的补充和深入。它有两重含义：一是突出荷田的稠密, 使人荷莫辨更真实可信；二是突出了观望者的感受和心理活动。其中“ 乱” 字用得十分微妙。末句“ 闻歌始觉有人来” 除了从另一面说明少女被荷田遮蔽与消融，难以被观望者发现以外，又写出一种声音的美，增添了诗的活泼情趣“。乱”字既指采莲女纷纷入池嬉笑欢闹的场面，也可指人与花同样娇嫩难以辨别，眼前一乱的感觉而“看不见”呼应上文，也更显荷叶罗裙，芙蓉人面之想像了，同时也虚写了荷塘中花叶繁茂，人在其中若隐若现之景，并引出下句：“闻歌始觉有人来。”这一句描写细腻入微，仿佛让读者身临其境地体会到了诗人当时真实的感受。“始觉”与上句“看不见”呼应，共同创造出了一种“莲花过人头”的意境。“闻歌”也与“乱”字呼应，悠扬动听的歌声表现出她们活泼开朗的天性，同时也为整个采莲的场景添上了动人的一笔。
这首诗句与句联系紧密，意蕴深远，精雕细琢却给人带来清丽自然之感，可以看出王昌龄炼字炼意的高超技艺，对中晚唐的诗歌有着重要的影响。
好的艺术品往往具有一种褫魂夺魄的感召力，使观者或读者神游其境，感到逼真。创作与鉴赏同是形象思维，而前者是由真到“画”，后者则由“画”见真。这位盛唐诗僧景云（他兼擅草书）的《画松》诗，就维妙维肖地抒发了艺术欣赏中的诗意感受。作者用简朴的句子，不作写实的介绍，以虚写实，却顿现画中松的精妙之处。
一件优秀作品给人的第一印象往往就很新鲜、强烈，令人经久难忘。诗的首句似乎就是写这种第一印象。“画松一似真松树”。面对“画松”，观者立刻为之打动，由“画”见“真”了，这是不寻常的妙品。“一似”二字表达出一种惊奇感，一种会心的喜悦，一种似曾相识的发现。
于是，观画者进入欣赏的第二步，开始从自己的生活体验去联想，去玩味，去把握那画境。他陷入凝想沉思之中：“且待寻思记得无？”欣赏活动需要全神贯注，要入乎其内才能体味出来。“且待寻思”，说明欣赏活动也有一个渐进过程，一定要反复涵泳，方能猝然相逢。
当画境从他的生活体验中得到一种印证，当观者把握住画的精神与意蕴时，他得到欣赏的最大乐趣：“曾在天台山上见，石桥南畔第三株！”
这几乎又是一声惊呼。说画松似真松，乃至说它就是画的某处某棵松树，似乎很实在。然而未有过“天台访石桥”经历的读者，毕竟不知某松到底是什么样子，似乎又很虚。然而细加玩味，此松之精神俱在。
这是从天台石桥的特定环境暗示出来的。“天台”是东南名山，绮秀而奇险，“石桥”是登攀必经之路。“石桥南畔第三株”的青松，其苍劲遒媚之姿，便在不言之中。由此又间接传达出画松的风格。这就是所谓虚处传神了。
诗言画松之逼真，具体到石桥南畔“第三株”，又似乎过于指实。其实，“天台”、“石桥”在唐诗中几乎作为奇境胜地的同义语被广泛运用，此诗对此未必是实写。或者应该更为确切地说，是实事虚用而已。
诗作前部分叙写古人事迹，以之为衬托表明自己坚决辞职隐居的意志与行为。诗作后部分写自己返家行程中的景象及感想。诗中抒发了去官还家、获得解脱的愉悦心情。诗中写景不多，却极为清丽动人。
一至十句自述隐居丘园之志。
先对几位古人加以评价：西汉的彭宣、薛广德、贡禹虽有高名，但只能说是优于贪婪奔竞之徒，还说不上是懂得养生缮性。彭宣和薛广德，班固《汉书》对他们评价颇高，称其“近于知耻”（《汉书·叙传》）；谢灵运却说他们“裁知耻”而已，并不十分推崇。贡禹曾为河南县令，因受上司责备，便辞官而去。后又出仕，元帝时为光禄大夫，以年迈求退，为皇帝所挽留，进为御史大夫。诗人认为他并未能遗弃荣华富贵。评论古人只是陪衬，目的是表明自己的志向不仅是不贪竞而已，而且要做到“达生”。《庄子》有《达生》篇，说“达生之情者，不务生之所无以为；达命之情者，不务知之所无奈何”，认为人之性分有定，不可勉强致力于性分之外的事。
篇中又说欲存生养性，莫如弃世而无所牵累。诗人正以此种思想作为隐退的精神支柱。其具体的打算，则是“庐园当栖岩，卑位代躬耕”。《山居赋》云：“古巢居穴处曰岩栖，传说古代隐士也有过此种原始生活者。但诗人毕竟做不到这样，故有所变通，以田园当作岩栖。他也不能真的耕稼自给，故欲学习古代一些达士的做法，安于卑位，以薄俸为生生之资。他说自己拙于仕宦，讷于言辞，故欲选择这样的生活道路，不过以往行迹尚未能与此种生活理想相一致。这可说是诗人对往昔生活的一个总结。
十一至二十句写去职。
先举周任、司马相如、尚子、邴生以自比。诗人说自己在种种方面都类似于上举那些淡泊明志的古人。自晋安帝义熙元年（405年）至景平元年（423年），实得十八年，说“二十载”是约略言之。二十年来做违心的事，心情是悒郁的；而今终于摆脱了送往迎来等等俗务，其快意可知。
二十一句至三十二句写初去郡途中的所见所感。
“理棹”以下四句写其水陆行程。为早日还家，乃疾速行舟。遄、鹜二字表现出心情之急迫。“理棹”二句已兼写水陆，“溯溪”二句又写水涉山行，但不觉累赘，因读者可由此充分想象其行进的画面，感受到行程的漫长辛苦。“野旷”二句是写景名句，景中其实有情。清旷无际的风景正与诗人心境相应。久被絷牵，一朝脱去，自感到无限的开朗、轻快，故触目皆成佳趣。
“憩石”二句写山林小憩情景，暗用《楚辞》典故：《九歌·山鬼》：“山中人兮芳杜若，饮石泉兮荫松柏。”又《离骚》：“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熟悉典故的读者可于言外获得一种清幽芳洁之感。“理棹”四句写疾速前行，途程漫漫，“野旷”四句写赏玩风物，途中小憩，形成情绪和内在节奏的对比；而其心情之急迫与愉悦，都得到了表现。由愉悦的心情、悠然的意绪，进而引发出一番情理相融的议论：高尚之志战胜了富贵之欲，胸襟旷然，则臞者可肥；以止水为鉴，则流荡不返者将归于宁静清明。（二句用《韩非子·喻老》和《庄子·德充符》典故）心灵获得了自由宁静，则即使处于纷乱奔竞之世，也等于是归真返璞，回到了伏羲、唐尧时代，可以无拘无束、怡然自得了。传说尧时百姓无事，有老者击壤而歌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何有于我哉！”诗人用此典故，似有“人生如此自可乐，岂必局束为人靰”（韩愈《山石》）之慨，且使人隐约感到他与当权者关系之不和谐。
谢灵运去郡之志是坚定的。当时其堂弟谢晦等人都写信劝他不要离职，他执意不从。不过他并非一贯恬退之人。《宋书》本传说他“自谓才能宜参权要，既不见知，常怀愤愤”。其出为永嘉太守，正是与当权者矛盾的结果。他之去郡，乃是一种不合作态度的表现。明乎此，对于此诗的理解便可更深入一层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