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宋]张载)。作为儒学的经典文献之一,张载的《西铭》在传统社会即备受赞誉而传诵不绝,其根本原因在于,这篇铭文虽然仅有250余字,但却为人们安身立命之道的确立构筑了一个共有的精神家园,而且为社会理想蓝图的构建提供了一个弘阔的境界。直到今天,这篇铭文所描述的价值理想,所展现的人生追求,仍然有着积极而丰富的意义。
张载认为,佛老的盛行和儒学的衰微,是导致当时社会价值体系多元冲突的思想根源。张载批评佛道二教,“彼语寂灭者往而不反,徇生执有者物而不化,二者虽有间矣,以言乎失道则均焉”。佛教否定现实世界的实存性而追求自我的涅槃寂静,道教否定现实世界的运动性而追求个体的长生久视,虽然二者立言本旨有所差异,但都否认社会存在的整体性、实存性,失却对社会现实的关怀,抛弃了对社会责任的担当,因而不是合乎世界本真和社会需要的价值观,要解决社会问题,就要弘扬积极入世、关怀现实的儒学价值观。故张载以千古寥寥之勇,造道关中,与佛老计得失,为儒学阐新命,他仰思俯读,博闻强记,稽天穷地,探赜索隐,终其一生而未尝止息,最终立足于当时的社会实际,确立了以儒学为价值本位、以“天人合一”为理论特色的哲学体系。《西铭》正是张载哲学思想和价值理念的集中表现。
张载以社会现实为终极关怀,他所要继承的,是以孔孟六经为代表的儒学价值观,他所要确立的,是以博大胸襟关怀社会、关注民生的现世主义。孔子道“仁”,孟子言“善”,张载则认为“仁”是人的价值本性,提倡以“仁”为本的价值取向,这是张载对孔子仁学和孟子性善论的综合发展。在张载看来,“仁”并不仅仅意味着对与自我有亲缘关系之人的孝悌友爱,而是对包括自我、家庭、社会、自然等所有存在的无限的、普遍的关爱,将这种源于自然、发自内心的真挚情感推及社会中所有人乃至宇宙万物,是张载价值理念的基本取向。
为了实现社会全体对“仁”的价值理念的认同,张载主张发挥自我心灵的知性作用,面向宇宙寻求人的价值本性的根源。他明确提出“天人合一”的理论命题,并在宇宙观的基础上论证了其价值观的真实性、合理性。在张载看来,整个宇宙是充满“太和”之气的整体实在,天地万物的品类咸亨,皆是“气”大化流行的结果,故个体之我不仅和他人,而且和宇宙中一切存在,本质上都是同一的“气”。张载的“气”论,肯定了宇宙万物存在的实在性、整体性、运动性、和谐性,是对虚妄的、孤立的、静止的、对立的佛道世界观的有力批驳,这种万物一体的宇宙观,是张载“仁”学的宇宙论基础。
在此基础上,张载建构了一个“天下一家”、“中国一人”的宇宙社会观。在《西铭》开篇,张载讲“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乾卦至健,代表自强不息的精神;坤卦至顺,代表厚德载物的品性;乾坤精神是宇宙演化运动的内在动力,万物生生不息的终极根源。在宇宙万物之中,天地相互交感而创生万物,至诚无私的庇养万物,是乾坤精神的最伟大体现者,故堪称人类万物共同的父母;人类和万物则共同禀受天地而生,故自我和他人为相互依存的血脉同胞,万物和人类是亲密无间的友好伙伴。张载重构了宇宙中一切存在者的亲和关系,对现代和谐社会的建构具有启示作用。
为了高扬以仁为本的价值理性,张载还从宇宙论的角度来说明人物之性的问题。张载认为,万物在气化生成过程中,不仅获得了不同的“形”,而且禀受了共同的“性”。人和物的禀性是同一的,既有来自于“气”散之本原状态的“天地之性”,又有来自于“气”聚之暂时形态的“气质之性”。“天地之性”是价值本性,“气质之性”是人的自然属性,“故气质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由于人类和万物禀受之“气”有清浊、偏正的不同,故在宇宙中有不同的地位。在所有的存在之中,“得天地之最灵为人”,只有人得天地正气而与之并参,故只有人才能发扬“天地之性”,这就是人的价值使命。张载的性论,不仅说明了现实中人物之性的二重化特征,说明了“仁”作为价值本体的终极依据,而且为人发扬这种价值本性关照万物确立了基础。
当然,对社会伦理的构建是张载价值观的主题内容。张载认为,对天地的“孝”落实到现实的社会生活中,就是要尽职尽责做好自己的事,尽心尽力关照他人和社会。张载借助传统宗法关系描述了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和职责:“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长其长;慈孤弱,所以幼吾幼。圣其合德,贤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残疾、惸独鳏寡,皆吾兄弟之颠连而无告者也。”在张载看来,自我和他人虽然是同胞关系,但由于各自存在境遇、社会地位不同,所以在社会上的具体职责也不同。但所有的人也应该尊重圣贤,并以之为榜样,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成就自我人格和社会公德。
张载还从宇宙观的角度论述了人的“命”和“遇”的问题。在张载看来,“命”是上天赋予,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价值本性,对此,人应该修身以俟之;而“遇”则是气质所禀,是富贵贫贱、福祸寿夭等生存境遇,对此,人应该超然以待之,“富贵福泽,将厚吾之生也;贫贱忧戚,庸玉女于成也,”人生的顺境,是上天对我的恩泽,人生的困境,是上天对我的考验,“不愧屋漏为无忝,存心养性为匪懈”,“存,吾顺事,没,吾宁也”,只有坦然地对待生平所遇,坚持不懈地完善自己的价值本性,才能超越外在境遇对自我的困扰,达到人生的永恒安宁。
张载哲学的终极目的,是实现自我和他人、家庭和社会、人类和自然的统一和谐,要实现这种社会理想,首先要在对宇宙无限性、整体性、和谐性的认同的基础上,确立宇宙的基本精神也即自我的价值本性,只有认同了天地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广大仁性,并在现实的社会实践中尽职尽责地承担自己的社会责任,尽心尽力地去关照社会中的每一个成员,才算是发挥了天地之性,而无愧于天地之间。这是张载为中国人构建的具有儒家情怀的精神家园,也是今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优秀传统文化遗产。
前四句“五月五日天晴明,杨花绕江啼晓莺。使君未出郡斋外,江上早闻齐和声”交代节令、天气、环境,渲染赛前热闹的气氛。
第五、六句写州郡长官前去观看竞渡。第七、八句用“罗衣”、“银钗”借代观看竞渡的女士,从味觉、视觉两方面形容观看比赛的人多。
第九至第十八句描绘第一次竞渡的情景,所用比喻特别多,例如以:飞万剑:形容棹影上下翻飞的快捷,以“鼓声劈浪鸣千雷”比喻鼓声既响又急,以“目如瞬”形容龙目的生动,以“霹雳惊”形容坡上观众喊声突发、惊天动地,以“虹霓晕”形容锦标五彩缤纷,令人五花缭乱。
第十九、二十句“疮眉血首争不定,输岸一朋心似烧”从参赛者和观赛者两个角度写竞渡双方的情绪,“两岸十舟五来往”写双方十艘船又比赛了五次,使竞渡又掀起了一个高潮。
第二十三句“须臾戏罢各东西”中的“各东西”意思是塞外以后各自分开,第二十四句“竞脱文身请书上”的意思是刚赛完,输方不服,双方又脱了上衣,露出刺花的身体,请求再决雌雄。
最后四句是作者观看竞渡后的感慨,由竞渡者的互不相让联想到执政者的朋党之争。
这是从《哨遍·赠长春宫雪庵学士》套数十二支曲中抽出的一支摘调。全套虽是酬赠之作,却几乎句句是劝道的箴言,足见作者对世态人心的惊惧与感慨。
这首散曲虽是作者酬赠给好友的曲作,但文中句句是劝道好友“万事莫强求”的箴言,体现了二人之间的深厚情谊,同时也流露出了作者对功名利禄的轻蔑之意。
这支曲的教旨是“莫苦求,休强揽”,即所谓不忮不求,也含有“是非只为多开口,烦恼全因强出头”的明哲保身意味。它的语重心长,在于指出了“苦求”、“强揽”的恶果——“邂逅遭坑陷”。“邂逅”是不期而遇的意思,说明一个人即使在无心之中,也会遇上风波,蒙遭灾难,更不用说非分的“求”和“揽”了。
接着小令进一步说明了“坑陷”的可怕,那就是“恐哉笞杖徒流绞”,五刑中的任何一刑都不是闹着玩的。这是对偶的上句,下句更为匪夷所思:“慎矣公侯伯子男。”将五侯之尊一一点名列出,正说明他们是“苦求”、“强揽”的主要行事者,也即是作者箴规的重点对象。以五刑对五侯,反差彰显,正是这首小令的警策之处。
作品的妙味尚不止此,末三句用了一组愤激的反问,矛头直指“一品高衔”的达官,言下有无限的轻蔑之意。这才使读者明白作者苦口是宾,诛心才是主,借说教的机会,诉喉中之骨鲠,大有“还将冷眼观螃蟹,看尔横行到几时”的峻严之意。
元散曲多“警世”的习惯,其中的棒喝固然也常常发人深省,但更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是字里行间所洋溢着的那种不遗余力的批判精神。
这两首诗均以乌鹊自比。这组诗写的坚定、明快;第一首诗通过描写北山张网捕南山之乌,来说明康王欲拆散夫妻是白费力气。第二首通过描写乌鹊不和凤凰一同飞翔栖息,来比喻自己虽然贫贱,但绝不爱有权有势的宋王。诗中比兴得体,抒写了作者忠于爱情,不贪富贵,不畏权势的坚贞情操。
第一首,以传统起兴手法开篇:“南山有乌,北山张罗。”但兴中又含比。南北二山,相互对立,毫无关涉,喻示何氏与宋王乃毫不相干的两个人。虽毫无关系,捕鸟之人又偏要在北山张开罗网,去捕那南山之鸟,这分明是毫无道理之举动。同时也表明这是南辕北辙的作法,“乌”是何氏自喻,“罗”喻康王的阴谋,暗示宋王想强占何氏,逼她就范的梦想永远不可能实现,因为南山的“乌自高飞”,北方的“罗当奈何”。罗网虽有,但对那不贪恋富贵、坚贞不屈的女子来说,也就形同虚设。这里是在嘲笑,在追求自由爱情的女子面前,权势与荣华都变得苍白无力。何氏最后以死明志,使宋王的计谋完全落空。
第二首也是用比兴手法来写自己坚贞的情怀。“乌鹊双飞,不乐风凰。”乌鹊与凤凰在这里形成了一种对立。乌鹊是一种平凡的鸟儿,凤凰则是高贵的鸟中之王。但乌鹊虽然平凡普通,但却双飞双宿,情深意笃。而有此真挚的爱情,他们已心满意足,谁也不愿去与凤凰同居一处。这就是何氏这一普通女子的爱情观。因此,她明白她告诉暴君:“妾是庶人,不乐宋王。”我是平民百姓,自愿过平民百姓的生活,不愿意来侍侯你这无道的宋王。这种不慕荣华、不畏权势的气骨,表明了她对真挚爱情的追求与忠贞。
这两首诗妙在质直。它们都用比兴手法,直接了当地表明劳动人民的爱与憎。第一首侧重于嘲笑暴君的痴心妄想,第二首侧重于表明自己追求淳朴爱情的心迹,但都十分鲜明地塑造了一位忠于爱情、蔑视权贵、勇于反抗的女子形象。
这两首诗共八句,前六句是比兴,后两句是“赋”,直抒胸臆。前后相贯通,兼有婉约、刚正之美,意象清新,音韵谐和,含蓄隽永,感情色彩鲜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