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慎(1488年12月8日-1559年8月8日),字用修,初号月溪、升庵,又号逸史氏、博南山人等,四川新都(今成都市新都区)人,明代著名文学家,明代三才子之首,杨廷和之子。他参与编修了《武宗实录》,嘉靖三年(1524年)因卷入“大礼议”事件,触怒世宗,被杖责罢官,谪戍云南永昌卫。在滇南时,曾率家奴助平寻甸安铨、武定凤朝文叛乱,此后虽往返于四川、云南等地,仍终老于永昌卫。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在戍所逝世,享年七十二岁。明穆宗时追赠光禄寺少卿,明熹宗时追谥“文宪”。他的著作达四百余种,涉及经史方志、天文地理、金石书画、音乐戏剧、宗教语言、民俗民族等,被后人辑为《升庵集》。 ▶ 1183篇诗文
上片写歌妓的美艳照人。起句“玉肌琼艳新妆饰”直接从正面描写她肌肤白嫩娇美,光洁如玉,而又装扮一新。“好壮观歌席”,是说每当她出现在酒宴歌席之上,人们都会觉得眼前一亮,酒宴歌席也会因她的到来而增色不少。这句从侧面写她的美。把“好壮观歌席”口语化,宜于观听,朗朗上口。以下,词人全用虚笔,以“潘妃宝钏,阿娇金屋,应也消得”,极赞她的美丽和高贵。
下片写这位歌妓格调俊雅。在柳永的笔下,这位歌妓不但容貌姣好,气质高贵,而且颇有才情。她“属和新词多俊格”,竟能与别人以诗词相唱和,且作品格调高迈过人,“敢共我勍敌”。要知道,词人向来以“平生自负,风流才俊”(《传花枝》)自诩,作诗填词能与他一争高下,这位歌妓的才情可以想见。所以词作最后发出了这样的感叹:“恨少年、枉费疏狂,不早与伊相识!”
这首小词妙处亦在结末:疏狂少年敢与我这个老浪子竞争,恐怕他们还嫩了点,谁叫他们不早与你结识呢 ! 这话是对那“玉肌琼艳”说的,事实上也是对疏狂少年的不屑,活脱脱一个过了中年.痴心不改,以风流浪子自许的词客形象。宋代的歌妓地位卑微,受到严格管束,常受折磨,柳永此词虽以歌妓为描写对象,但绝无丝毫淫靡的情调,柳永笔下的歌妓也绝无一点风尘气。他把歌妓当作平常人对待,他所欣赏的不仅仅是歌妓的体态和容貌,而更多的是她的才华和品格。
全词以“妙手写徽真”破题,以下都是从画上真容著笔。为崔徽写真的画师丘夏的姓名赖元稹之歌而传,画像的概貌因秦观此词而见,可以收入画史。
首句为“妙手写徽真”,点出所题者即是高明肖像画师手画的崔徽像。苏东坡写过一首题为《章质夫寄惠崔徽真》的诗,称“卷赠老夫”,知道当时确有这幅画像流传,并辗转归于东坡。据元稹《崔徽歌》中云:“有客有客名丘夏,善写仪容得恣把。”即词首句“妙手写徽真”所指。总提一笔,接下去描写画中人的仪容,同时也映带出画师的神技。
东坡诗中,写画中崔徽形象是“玉钗半脱云(发)垂耳,亭亭荚蓉在秋水”,十四个字只作大略形容。少游用了七个字——“水剪双眸点绛唇”,写她的眼睛和嘴唇,给人的印象便自不同,如工笔画之于剪影,精细得多了。并不是少游比东坡来得高明,这是诗、词性质的不同。东坡写的是七言古诗,宜用大笔勾勒,故粗;少游写的是小词,容许加意点染。故细。李贺《唐儿歌》“一双瞳人剪秋水”,江淹《咏美人春游》诗“昵珠点绛唇”,是其用语所本。眼睛和嘴唇是最能显示美人神采和情韵的部位,况且又加上了水波之光,绛脂之艳,确能动人心目。
“疑是昔年窥宋玉,东邻,只唇墙头一半身”,继续说这幅写真的画面,透唇出所画的是半身像,借宋玉《登徒子好色赋》的一段文字来增加情趣。赋中说,宋玉东邻的女子私慕他,登墙偷望他有三年之久(古人以“三”表多,非必是实数)。这个情节自然与崔徽本事无关,不过是由于画像是半身的而想到邻女窥宋,墙头半遮玉体的形象。这样说,似乎是词人在那里耍笔头,硬拉扯,游离于词情之外,写出败笔来了。其实,“疑是”者,非是而似是也。《登徒子好色赋》中如“著粉则太白,施朱则太赤;眉如翠羽,肌如白雪”云云,宋玉所借以盛称邻女美色之处,也不妨加之于崔徽,以补充上句刻画的不足,这就是词用宋玉赋的言外之意。
不过,崔徽画像上的神态可不是如宋玉东邻女那样的“嫣然一笑,惑阳城,迷下蔡”,而是眉黛含颦。这是由于崔徽请画师丘夏写真时正怀着悲苦的心事,画师又作了精确的反映;词语不仅如实地表述了画面的这一部分——“翠黛颦”,而且深入追求她颦眉的原因——有“酸辛”之事。“往事已酸辛”一句,与东坡《章质夫寄惠崔徽真》诗中的“当时薄命一酸辛”,辞意皆合,当本之于他的老师,这也是少游所题崔徽真即是东坡藏品的一个佳证。“谁记当年翠黛颦”,颦眉承上“酸辛”,绝非写美人的套语,而是反映了画面上的真实。这两句词把崔徽的身世遭逢作一提挈。她的一段辛酸史既成往事,谁复省记,唯有这一幅写真留下,作为艺术精品供人鉴赏而已。言下有无穷的感慨。
最后笔锋一转,写词人赏鉴了画像后的感受:“尽道有些堪恨处,无情。”面对如此美艳绝俗的人物,如此高妙传神的画笔,观赏之后还有“堪恨处”。说是因为画中人“无情”。“无情”云者,盖即是如东坡前题诗中所谓“丹青不解语”,或者如《牡丹亭·玩真》一折中,柳梦梅看着杜丽娘自画的真容时说的:“韵情多,如愁欲语,只少口气儿呵!”谓画上美人,虽是极妍尽态,可惜不是真人,不通情愫。紧接着,词人以拗折之笔挽转一句,说“任是无情也动人。”全用晚唐罗隐《牡丹花》诗句“若教解语应倾国,任是无情也动人”。“不解语”的牡丹花,“少口气儿”的美人图,“无情也动人”。化工之妙,艺术之精,一语说尽。(陈长明)最后几句也表现出作者的些许感慨:毕竟是一幅画,不是活色生香的美人,既表现不出她的情深不寿,彼此之间也无法情感相通。这语气可以见出作者的几分遗憾,也许他希望画中的美女崔徽变成活人,能真的和自己有所交流吧。
全词句句从图画着笔,既有对图画本身的描绘,也有对画中美人身世的同情。在艺术上,此词善借用前人典故和成句,表达自己的情感,突出地展现了秦观博闻强记的才华和随手拈来无不妥帖的艺术功力,确实算得题画词中的佳作,颇富感染力。
“五都矜财雄,三川养声利。”诗人起笔便尖锐地指出,五都的人以财产雄厚而自尊自大,三川的人好追逐名利。诗人谴责的,不仅仅是五都和三川的人,他谴责的还有高门世族和达官贵人。接下来,这种谴责进一步深入:“百金不市死,明经有高位。”在门阀制度盛行的时代,无疑给他造成沉重的压抑之感。使得自己的抱负无法实现,因而内心充满了孤独与苦闷。
下面八句,对于靠明经而出仕、怀巨金而来游的仕子游客的生活,进行了细致的描写:“京城金二衢,飞甍各鳞次。仕子彯华缨,游客竦轻辔。明星晨未晞,轩盖已云至。宾御纷飒沓,鞍马光照地。”大意是:京城里大路四通八达,高屋似鱼鳞一般密布。做官的帽子上摆动着华美的长缨,游者骑着快马来到京城。在明星未稀的清早,官宦们的车子已云涌而至,色彩斑斓,光照大地。诗人抓住这些具有典型性质的场面,用夸张铺陈的手法,极尽渲染描绘之能事,显示了京城的繁华奢靡和游乐之风的盛行。
紧接着,诗的笔锋一转:“寒暑在一时,繁华及春媚。”寒暑的变化快,因此,如今的繁华兴盛、春光明媚也只是暂时的,散热曲折地透露出寄希望于未来的心绪。
“君平独寂寞,身世两相弃。”唯有严君平不慕荣利,弃绝世俗,甘于寂寞。世不用他,他亦不去求仕进。在成都卖卜为生,每日得百钱则闭门下帘读《老子》,一生不求功名。诗人赞扬贫贱不移的严君平,又不乏自身的身世感慨,借此表达了对仕途不介于心的高旷胸怀和豁达的精神。
这首诗在艺术上是高明的。首先,诗的语言华美而生动。诗中运用“飞甍”、“华缨”、“轻辔”等偏正词组形容达官贵人们的房屋、服饰、马匹,形象鲜明地显露出它们的奢华,用“鳞次”来描绘高屋密布,用“云至”来形容官宦们的车子纷纷而来,其多如云。准确的语言、生动的比喻,使诗句显示出华贵的色彩,将统治阶级醉死梦生的生活暴露无遗。
其次,构思超越凡俗,详略描写恰到好处。诗的大部分极力铺叙渲染京城的豪华与奢侈,只用最后二句写君平的生活,便足以衬托出君平的的寂寞。矜财逐利和安贫乐道的鲜明对照,产生强烈的艺术效果。
前两句说明自己本意并不想弃世,是积极想融入这个社会的,但却被无情的社会抛弃。有李白“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浇愁愁更愁”的诗味。
第三、四两句叙说了自己一旦放下世俗,获得自由,天宽地阔无人能管制,很有点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
第五、六句用典,借燕人蔡泽早年不得志,但仍不放弃,最终大器晚成的故事来勉励自己。
第七、八句运用哲学思想,说明不惊动猎物的猎人才是好猎人,一个好的樵夫不会随意毁坏乔木。
最后两句说出归隐乡间呼朋唤友,与志同道合者聚集一起也是一种乐趣。
名家认为“潦倒”一词用在李白身上是恰当的,而《送蔡山人》这诗正是李白在其仕途路上所遭遇的不幸的写照。李白金门传诏,但是在担任供奉翰林后,他与李林甫针锋相对,毫不相让:“戏万乘若僚友,视俦列如草芥”(苏轼《李太白碑阴记》)。他深深憎恶“群沙秽明珠,众草凌芳孤”的黑暗现实,对横行跋扈的权贵和趋炎附势的小人强烈愤慨“奸臣欲窃位,树党自相群”。把批判的矛头直指天子,“殷后乱天纪,楚怀亦己昏。” 他决心披肝沥胆,直谏天子,横批逆鳞。提出十条勤政务本的建议,李隆基不悦,李白被“出宫思过”。他悲愤彷徨,过分高估天子的爱才之心,低估奸臣的诽谤中伤。这条理想道路竟然如此泥泞难行,“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行路难》之一)。结构的巨大跳跃,突兀奇来、不可端倪的诗句间激荡着李白矛盾的内心,他靠诗歌排解郁结胸中的不平之气。他日渐消极,“且乐生前一杯酒,何须身后千载名”(《行路难》之三),怀着无限惆怅失落和郁闷难抑的苦楚,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冬天的等待,天宝三年春,李白傲然请辞离开长安!“赐金放返”后的李白,悲愤不平,“我本不弃世,世人自弃我”(《赠蔡山人》)。他借酒消愁,“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他一直相信,“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 在永王再三恭请下,李白从军李璘幕府。他以为自己从此走上从军报国之路,踌躇满志地为李璘出谋划策。“三川北虏乱如麻,四海南奔似永嘉。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永王东巡歌》其二)。以至于后来他落得个“长流夜郎”的下场。“月既不解饮,影徒随我身。暂伴月将影,行乐须及春。”这句诗便是描写李白被赐金放还时其内心的孤独与寂寞,即“尔时情景虽复潦倒”。
回到《送蔡山人》“我本不弃世,世人自弃我”这是李白对世俗的看法,认为自己主观还是积极的,而消极的世道容不下李白本身。李白出长安,游走四方,一句无倪舟,一句纵远舵,道出了游走四方的迷茫,天下之大,何处是我李白的容身之所?燕客期跃马这句笔锋这转,又回到了我本不弃世,这哪是我李白不想干一番事业,我也想像蔡泽一样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那怕我的年纪也像蔡泽一样不在年轻。唐生安敢讥又承接了前句世人自弃我,那些笑我,嘲我,讥我,讽我的人安能如此?为什么自己落到如此境地?自己现在的默默无闻,并不是自己的才能问题,而自己只是一个高明的猎手或是好的樵夫那样,不惊动自己的猎物,不毁损乔木罢了。一时的失意我并不放在心上,我可以回到乡间与朋友到处游玩,等待着时机。因为李白所选定的人生道路,在当时的情况下,是注定要以寂寞与潦倒为伴的,所以除了自己,他是没有人可以依靠的。这也是他之所以在一生中最崇拜的鲁仲连这种独往独来的英雄的原因所在吧。因此他要说“我本不弃世,世人自弃我”,所以他只能引蔡泽这样的暮年英雄为自己一生的知己。与山间的松月为友,自然而然地暗示当时世态炎凉与人情冷暖,可以想象李白当初在长安待诏翰林任上,他人对其如此奉承殷勤,可是离开京城、身陷囹圄之际,却饱尝了世态炎凉。但是,透过期跃马,勿惊龙,人们可以清楚地感到,李白仍然是历尽挫折,初衷不改。这种乐观主义精神还是十分令人佩服的。
这首无名渔父的四言诗,载于《南史·隐逸传》。据传载,刘宋寻阳(今江西九江)太守孙缅,某日出游水边,遭一“神韵潇洒,垂纶长啸”的渔父。缅问他卖鱼否?他却自称:“其钓非钓,宁卖鱼者邪?”缅劝他出仕以博取“黄金白璧”、“驷马高盖”,他又自言:“仆山海狂人,不达世务,未辨贱贫,无论荣贵。”遂作此歌,而后悠然离去。此诗运用古老的四言诗形式,古朴奥雅,读来如闻韶乐,它以极短小的篇幅,表达了丰富的意蕴、玄奥的哲理,精警凝炼,令人玩味无穷。
“竹竿籊籊,河水浟浟。”两句以景物起兴,描绘出一个清幽的隐士境界。首句语出《诗经·卫风·竹竿》:“籊籊竹竿,以钓于淇。”籊籊,形容竹竿长而尖削之貌。此句字面上虽仅写竹竿,但已隐含垂钓之意。次句写水流潺湲,浟浟,水流之貌。这一联在写景中连用两个叠词,复沓回环,曼声长语,很好地表现出一种恬静悠闲的隐逸情趣。
“相忘为乐,贪饵吞钩。”两句转入抒发情志。“相忘”一语,出于《庄子·大宗师》篇:“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呴以湿,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与其誉尧而非桀也,不如两忘而化其道。”把对立的事物看成本质上毫无二致的事物,因而安时处顺,心境平和,这就是所谓“相忘”。而渔父的所谓“未辨贱贫,无论荣贵”,正是达到了《庄子》的这一境界。反之,如果不是与世“相忘”,而汲汲名利,势必引发灾祸,此联次句即是此意。游鱼贪食鱼饵,必有吞钩之祸,它与“相忘为乐”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两句既是渔父自己的人生观的写照,同时也是作为对孙缅劝他出仕以求荣名利禄的答复。这两句虽是说理,但字面却都是与鱼相关,正与上句悠然垂钓的意思相承接,理与景结合得十分自然。
最后两句对“相忘为乐”再作发挥,以强化此诗的主旨。“非夷非惠”化用《孟子》的语意,但经诗人改造后,又表达了《庄子》的思想。夷指伯夷,惠指柳下惠。《孟子·告子下》云:“居下位,不以贤事不肖者,伯夷也;不恶污君,不辞小官者,柳下惠也。”又云:“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与不恭,君子不由也。”(《公孙丑上》)孟子的意思是,伯夷洁身自好,清高脱俗,失之器量狭小;柳下惠处浊自安,豁达开朗,惜乎不够严肃。而渔父借用其语,巧妙地化进《庄子》的哲学,指出人生不要执着于进退出处的任何一方,凡事都无可无不可,不要刻意为之。这样,与世委蛇,和光同尘,就能忘忧而为乐。“为乐”、“忘忧”,一章之中,两致其意,足见渔父胸中自是平和安乐的境界,势利富贵的外毒,难以侵入。
此诗运用古老的四言诗形式,古朴奥雅,读来如闻韶乐,它以极短小的篇幅,表达了丰富的意蕴、玄奥的哲理,精警凝炼,令人玩味无穷。渔父在中国古代文学中,历来是隐逸者的化身,《楚辞》和《庄子》中也均有《渔父》篇。这首小诗,语虽简淡,却使这个隐逸者的形象,又丰满、充实了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