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头的“娟娟凉露欲为霜，万缕千条拂玉塘”，似乎是写眼前景，——他们会饮的大明湖水亭外不也正有千余株杨柳，枝条低拂水际吗？但第四句的“江干”（长江边上）一词却暗示了此首所写仍是第一首所歌吟的“白下门”，诗人只是从眼前的景色联想到南京的杨柳罢了。
其下四句则曲折地显示南京的破败与荒凉。把“荷”与“镜”联系起来，出于梁代诗人江从简的《采莲词》：“持荷欲作镜，荷暗本无光。”寻是讽刺当时宰相何敬容的无能的，以“荷”影“何”。王士禛却只是利用“荷”与“镜”的这种关联，由“浦里青荷”想到了妇女用的镜子。“中妇”一词出于陈后主《三妇艳词》的“大妇上高楼，中妇荡莲舟，小妇独无事，……”是妯娌三人的中间一人，并不意味着她已经到了中年。诗题为“三妇艳”，这当然也是一位艳妇。
第四句则出于古乐府《黄竹子》：“江干黄竹子，堪作女儿箱。”所以，这两句是说，在南京，伴随着万千杨柳的，是可以使人想到年轻，漂亮的妇人所用镜子和少女箱子的青荷与黄竹。南京本是有许多美丽的女性的地方，她们也常见于诗人的歌咏；而今却只能由青荷而想象对镜的“中妇”，由黄竹而想象使用箱子的少女，却再也见不到那许多美艳的妇女了。
“隋堤”本指隋炀帝所开通的运河堤岸，在堤上筑有供其行幸所用的道路，路边植有很多柳树。这里借指南京杨柳众多的水边大道。第六句“不见琅琊大道王”下有王士禛自注：“借用乐府语。”“乐府”指古乐府《琅琊王歌》：“琅琊复琅琊，琅琊大道王，阳春二三月，单衫绣裲裆。”此处以“琅琊大道王”借指穿着华美衣衫的贵家少年。总之，以前在南京经常看得到的艳丽妇女、贵游子弟，现在是再也看不到了；只有行将摇落的大片杨柳，伴随着青荷与黄竹，满目荒凉。
末两句则用唐代白居易《杨柳枝词》的典故。白居易的原诗是：“一树春风千万枝，嫩于金色软于丝。永丰西角荒园里，尽日无人属阿谁？”永丰坊为唐代东都洛阳的坊里名，白居易曾寓居洛阳。又据孟启《本事诗》：“白尚书姬人樊素善歌，妓人小蛮善舞，尝为诗曰：“樱桃樊素口，杨柳小蛮腰。”年即高迈，而小蛮方丰艳，国为《杨柳》之词以托意。”孟启听说是否可靠姑且不论，它在古代文人中却广泛流行。因此这两句是说：像过去那样的生长着娇嫩的杨柳——丰艳的青年女性——却令人深感青春的浪费、夭瘀的悲惨场所，现在也已成了值得羡慕的“风景地”，倘若有幸经过，就应“含情重问”。因为那里还有青春，虽然是悲凉的青春；而今却已压根儿没有青春了。——此处需要补充说明的是：“洛阳”实暗寓南京。洛阳为唐代的第二个首都，南京则为明代的第二个首都。
“共有樽中好，言寻谷口来。”首联是介绍过郑斋的缘起。诗人说：我和郑七都有饮酒的爱好，所以来找他。隐居与饮酒几乎是不可分离的，它是隐士们高雅、旷达情怀的表现。可见，诗中的言外之意，是说郑七有隐者的高洁胸怀，诗人对他十分倾慕，引为同调，因此才去拜访他。“言寻谷口来”一句，用典故进一步说明了这一点。用典十分贴切，一个“寻”字，也透露了山斋的幽深。两句诗看似平常，却有深刻的义蕴，不仅曲折地交待了郑七的身份和思想情操，也婉转地点出了过山斋的原因和二人深厚的友情。接着诗人以极大的兴趣，用工细的笔墨，在中间两联描绘山斋内外的景色，展现出一幅优美的山居夏图。
“薜萝山径入，荷芰水亭开。”上一句说，在通往郑七山斋的曲折的山路上，长满了茂盛的薜荔和女萝，隐隐传达出山斋的幽深和清静。接着是进入山斋后的景象：在水亭周围的水池中，一望无际的荷、菱开放出纯洁清丽的花朵，在微风中散发着清香。“山径”是崎岖的，而水池却是开阔的，从狭窄山路中穿行而至来到山斋后，诗人顿觉豁然开朗，诗中“入”字和“开”字，不仅实指了诗人的行动，也透露出心情的变化。接着，在“日气含残雨，云阴送晚雷”一联中，诗人又把笔触从平面的描写转向立体的空间：在那荷、菱盛开的水池上，雨后初晴，空中铺下明朗的阳光，照在残留的雨水上，蒸气冉冉升腾；到傍晚，天气渐渐转阴了，天边又传来隐隐的雷声。其中“日”、“雨”、“阴”几个字，暗示着天气变化很快。诗人来之前，刚下过雨（“含残雨”），而到达时天气才放晴，傍晚又转阴，并且传来隆隆的雷声，又要下雨了。这正是深山中特有的天气，诗人用天气变化之快，烘托山斋的既幽且深，既是实写，也有助于诗歌意境的表现。同时在“日”、“晚”二字中，也包含着时间的推移，暗示了诗人在山斋中逗留的时间。通过这一联的描写，充分渲染了山斋的幽静景色，地上风物和空中景象融为一体，在静谧中包含变化，在幽深中充满生机。诗人形象的描写，使山斋风光充满着感人的魅力，令人心驰神往。中间两联，似乎全是写景。其实，主人的酒盛情款待，席间杯觥交错的欢乐气氛，全都隐藏在字里行间中。
“洛阳钟鼓至，车马系迟回”，与天边隆隆的雷声相应和，洛阳城里报暮的钟、鼓之声也清晰地传来，诗人该回程了，但车马仍然拴着，迟迟没有起程。诗到这里戛然而止，却留下了耐人寻味的余韵，在迟迟未回中，既包含着诗人对山斋风光的倾心爱慕、流连忘返，同时也表现出主人的深情厚谊。在这悠远的余韵中，诗歌产生了动人心弦的艺术力量。
这首《夏日过郑七山斋》，是杜审言五律中的成功之作。不仅在文字、结构、意境等方面取得了成功，在诗歌的声律上，对仗工稳，音韵协调，整体匀称，也表现出纯熟的技巧。
此诗载于《全唐诗》卷五四〇。作者在写此诗不久前已就甘露之变写过《有感二首》，所以此篇题为“重有感”。这种标题，类似无题。
首句“玉帐牙旗”，是说刘从谏握有重兵，为一方雄藩。昭义镇辖泽、潞等州，靠近京城长安，军事上据有极便利的形势，所以说“得上游”。这句重笔渲染，显示刘的实力雄厚，条件优越，完全有平定宦官之乱的条件，以逼出下句，点明正意：在国家危急存亡之秋，作为一方雄藩理应与君主共忧患。句中“须”字极见用意，强调的是义不容辞的责任。如改用“誓”字，就变成纯粹赞赏了。“须”字高屋建瓴，下面的“宜”“岂有”“更无”等才字字有根。
颔联用了两个典故。东汉初凉州牧窦融得知光武帝打算征讨西北军阀隗嚣，便整顿兵马，上疏请示出师伐嚣日期。这里用来指刘从谏上表声讨宦官。东晋陶侃任荆州刺史时，苏峻叛乱，京城建康危险。侃被讨苏诸军推为盟主，领兵直抵石头城下，斩苏峻。这里用来表达对刘从谏进军平乱的期望。一联中迭用两件性质相类的事，同指一人，本来极易流于堆垛重沓，但由于作者在运用时各有意义上的侧重（分别切上表与进军），角度又不相同（一切已然之事，一切未然之事），再加上在出句与对句中用“已”“宜”两个虚字衔连相应，这就不仅切合刘从谏虽上表声言“清君侧”，却并未付诸行动的情况，而且将作者对刘既有所赞叹、又有所不满，既有所希望、又不免有些失望的复杂感情准确而细密地表现出来。不说“将次”，而说“宜次”，正透露出作者对刘的“誓以死清君侧”的声言并不抱过于乐观的看法。“宜”字中有鼓励、有敦促，也隐含着轻微的批评和谴责。
颈联中用了两个比喻。“蛟龙愁失水”，比喻文宗受制于宦官，失去权力和自由。“鹰隼与高秋”，比喻忠于朝廷的猛将奋起反击宦官。（《左传·文公十八年》：“见无礼于其君者，诛之，如鹰隼之逐鸟雀也。”鹰隼之喻用其意。）前者，是根本不应出现的，然而却是已成的事实，所以用“岂有”表达强烈的义愤，和对这种局面的不能容忍；后者，是在“蛟龙失水”的情况下理应出现却竟未出现的局面，所以用“更无（根本没有）”表达深切的忧恨和强烈的失望。与上面的“须共”“宜次”联系起来，还不难体味出其中隐含着对徒有空言而无实际行动、能为“鹰隼”而竟未为“鹰隼”者的不满与失望。
末联紧承第六句。正因为“更无鹰隼与高秋”，眼下的京城仍然昼夜人号鬼哭，一片悲惨恐怖气氛。“早晚星关雪涕收？”两句所表达的是对国家命运忧急如焚的感情。
用“有感”作为政治抒情诗的题目，创自杜甫。李商隐这首诗，不但承继了杜甫关注国家命运的精神和以律体反映时事、抒写政治感慨的优良传统，而且在风格的沉郁顿挫、用事的严密精切乃至虚字的锤炼照应等方面，都刻意描摹杜律。诗的风格，酷似杜甫的《诸将五首》；它的立意，可能也受到“独使至尊忧社稷，诸君何以答升平”这两句诗的启发。但比起他后期学杜的律诗（如《筹笔驿》《二月二日》等），他前期的这类作品就不免显得精严厚重有余而纵横变化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