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评论李贺说：“其于光阴之速，年命之短，世变无涯，人生有尽，每感怆低徊，长言永叹。”（《谈艺录》十四）李贺诗歌常常涉及这方面的内容，而看法较全面，议论较透彻的，当数《苦昼短》。
全诗分为三段，每段反映作者思想的一个侧面，合起来才是他对问题的全部看法。
诗的前十句（从开头至“太一安有”）为第一段。诗的开头，诗人请时光呀停下喝酒。之所以要向时间劝酒，是因为诗人对此深有感触：一是概叹时光飞逝，人寿促迫。诗人说自己不知道天地间许多深奥的道理，但有一点很清楚，那就是“月寒日暖，来煎人寿”。光阴流逝，岁月蹉跎，人生没来得及干点事业，生命就白白消耗了。这是诗人内心深处的忧虑与恐惧，一个“煎”字，表现出虚度年华的痛苦心情；一是认识到人生必死的道理。人活在世上，必须依靠食物来维持生命，吃熊掌则肥，吃蛙肉则瘦，这是食物在生命系统中的作用，世界上根本没有不食五谷、断绝烟火的神仙，因此，谁都不免一死，生老病死乃是天地间无法抗拒的规律。对于人生，对于死亡，人们很早就表现出极大的关切，诗人因其多愁善感，生命的旅程屡遭挫折，对此想得则更多更深。这里，诗人以严肃认真的态度对问题作出了自己的回答。
诗人将劝酒的内容放在诗的开头，使作品具有一种新奇突兀之感，同时也表明诗人已大彻大悟，对时光不存任何芥蒂。接着又以“吾不识”与“惟见”相配合，排除不相关的事情，将目光聚焦到人寿短促一点上，既照应了题目“苦昼短”三字，又使作品产生巨大的向心力，以此为纲，展开后面的内容。“神君何在，太一安有？”是个反问句，答案是不喻自明的。经过一番求索，诗人完成了他的心路历程，整段内容，一气呵成。
中间八句（从“天东有若木”至“少者不哭”）是第二段。前面一段，诗人理智地解答了心中的困惑，如果诗歌就此停住，好像少了点什么。这一段，诗人凭借神话传说，倾诉了对生命的美好愿望。诗中说天的东面有一棵大树，名叫若木，它的下面有一条衔烛的神龙。传说中的若木在西北海外大荒山之中，衔烛龙也是在天西北某个幽冥无日的国度，诗人显然将古代神话作了改造。诗人作了一个大胆的设想：斩断神龙的腿，把龙肉吃了，太阳无法运行，昼夜不在更替，时间也就凝固不动了。如此，生命得以永存，人们不必为此哀伤了。
这是诗人的幻想，这个幻想充满着激情与浪漫的气质。现实中的缺陷，在幻想中得到满足，所以，尽管是以神话的形式出现，却依然有着永久的魅力，它闪亮着理想与智慧之光，使艺术得到升华。
诗的最后六句（从“为何服黄金”至结尾）是第三段。这一段，诗人讥刺了那些想通过求仙获得长生的人的荒唐愚昧。
服黄金，吞白玉，是道教中的服食方法，据说可以成仙，至于实际效用如何，“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古诗十九首·驱车上东门》）就拿骑驴升天的任公子来说，同样是虚妄的传说。诗人清楚地知道幻想与现实是有区别的，成仙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世上偏有一些人热衷此道，连秦皇汉武这样英明的君主也不能免俗，他们求仙长生的举动最终化为泡影，成了后人的笑柄。据史书记载，汉武帝结纳方士，遍祈名山大川以访神仙，又造仙人承露盘，调甘露，饮玉屑，冀求长生。《汉武帝内传》说，武帝死后，梓棺响动，香烟缭绕，尸骨飞化仙去等。诗人却说：“刘彻（武帝）茂陵多滞骨”，墓中所存，只是一堆浊骨，根本没有什么成仙之事。秦始皇在完成统一大业之后，忙于寻找不死之药，派方士入海求仙。结果身死巡游途中，耗费许多鲍鱼，难掩尸体的腐臭，从“多滞骨”、“费鲍鱼”数字中，诗人对历史上愚妄的统治者作出无情的嘲讽，锋芒十分犀利。
统治者求仙长生的举动，是想维持长久的统治，永远享受奢华的生活。为了达到目的，他们不惜劳民伤财，虚耗国库，使这种愚昧的举动升级为一场全国性的灾难，危害特别严重。李贺有意提出秦皇汉武，对他们的求仙加以讽刺，是有所寄托的。当时，唐宪宗李纯“好神仙，求方士”，任命一个名叫柳泌的江湖术士为台州刺史。大臣们进谏，他却说：“烦一州之力，而能为人主致长生，臣子亦何爱焉。”（《资治通鉴》卷二四〇）可见已到了执迷不悟的程度。这种迷信的风气又在统治阶层中蔓延开来，甚至有因服食中毒身亡的。李贺此诗对那些人来说，不啻是当头棒喝，如能好好倾听诗人的忠告，可以免去一场无妄之灾。
诗的第一段有两层意思，一是对年命短促的慨叹，二是以理智的态度看待人生。诗的第二段、第三段分别对这层意思加以发挥，在更高的层次上重复、升华了第一段的主旨。从诗中可以看出诗人脱出了一己私念，对人生，对社会怀着一种大悲悯，只是说出口来却是一阵阵冷嘲热讽。诗中有很多疑问句，安排在段落衔接之处，起着增强语气与感情色彩的作用，使诗歌富于一种波澜起伏的动感。诗人又把“食熊则肥，食蛙则瘦”与“斩龙足，嚼龙肉”联系起来，使那种富于神秘色彩的故事充满了烟火味与人情味，形成李贺诗歌独特的艺术境界。加上青天、黄地、白玉、黄金、碧驴等多种色彩的调和搭配，真有点古色斑烂的味道。全诗没有很多的藻饰，也不着意于景致的描绘，但由于诗中充沛的激情和丰富的艺术手法，使得这首议论性很强的诗歌显得回旋跌宕而又玩味无穷。
这首词的上片绘景寄情，抒发了作者的孤寂之感；下片从回忆入手，表达了作者对旧景、旧人、旧情的留恋，并注入了对国事颓危的忧伤。全词将对国事的隐忧与个人的伤离糅在一起，将写景、抒情、叙事融为一体，语言凝练，格调苍凉。
上阙“万里关河眼”一韵，劈空而来，境界颇大，写登临高处，放眼万里关河。此韵统以下两韵，只见天边夕阳残照，红霞渐渐收敛，凝望间只觉渺渺茫茫，一片虚无，一个愁”字带来多少惆怅!这黯淡的景物难道不是国运日衰的象征全词以景开章，为全词定下了黯淡怅惘的感情基调。“天低远树”一韵，继写登高所望：郊野旷远，湖水弥漫，山回路转。“天低远树”化用孟浩然《宿建德江》“野旷天低树”，极写郊外野旷，“潮兮断港”指潮水切断了港湾，描湖水弥漫之状。“路回淮甸”言淮水流域，山路迂回曲折。此三句以鼎足对写出眼前景观，对仗工稳，富有表现力。“吟鞭又指孤店”二韵，反用秦观《鹊桥仙》：“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表达了在金风玉露的秋天傍晚，又要远离亲友，孤身一人，挥鞭远去。“恨自古、才子佳人”一韵，将自己远离亲人的愁情，扩大开来，想从古到今，才子佳人都在为别离而饮恨。
下阙，继歇拍的“多感”展开笔墨。“吴王故苑”一韵，感叹自己只身离开苏州，再不见苏州满蕴兴亡的古迹；离别了良朋好友，再不能雅集一堂；现只能漂泊他乡，如蓬草一般随风飘转。“空吸”二字，蕴含着多少忧伤与无奈。“毫记烛”一韵，逆笔写在苏州时的往事。“挥毫”句，化用《南史·王泰传》语句，言自己才情横溢，及与反聚在一起吟诗刻烛比赛做诗的情况。“飞觞赶月”记自己与良朋们月下饮酒的乐事，此二句是“雅集”的具体内容，从行文上呼应“良朋雅集”。“梦销香断”一句，写在苏州的往事中，更值得追忆的是与苏姬的相识相知，而现在人已去，梦已无，香已断，这不禁令人感慨万端。“区区去程”言己身所在之处离苏州并不遥远，而“何限”二字却道出虽不遥远，却未能返回的遗憾。“倩片纸叮咛过雁”一句，言只能书写信函请鸿雁捎书了。“叮咛”一词，写出了叮咛嘱托的恳切之情。最后“寄相思”一韵，以景、情并叙作结。“寒雨灯窗”化用李商隐《夜雨寄北》“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表达了相思之情。“寄相思”一语，双绾上下韵，既是上韵鸿雁传书的内容，又是下韵灯窗夜话的内容。
此词在漂泊他乡，追忆友朋，怀念苏姬中，注入了对国事颓危的忧伤。其比兴手法除表现在开端一段的景物描写外，还运用了将对国事的隐忧与个人的伤离糅在一起，把沉郁之思打入艳情的写法之中。另外，此词在章法结构上亦存有时空变化快，将景、情、事融为一体的特色。时而写眼前景物，时而直抒胸臆，时而逆笔写异地往事，时而转笔叙写今日情事，在多次转折变化中表达了愁情。其三，词语凝练，善用不同词语表达怨情。如“愁凝处”“残照”“孤店”“恨自古”“故苑”“空叹”“蓬转”“梦销香断”“寒雨”等，故张炎赞曰：“吴梦窗善于炼字面。字面亦词中之起眼处，不可不留意也。”正如况周颐在《蕙风词话》中所说：“重者，沉着之谓。在气格，不在字句。于梦窗词庶几见之。即其芳菲铿丽之作，中间隽句艳字，莫不有沉郁之思，濒瀚之气，挟之以流转。令人玩索而不能尽，则其中之所存者厚。欲学梦窗之缴密，先学梦窗之沉着。”
诗命题为“白云歌”，诗中紧紧抓住白云这一形象，展开情怀的抒发。白云向来是和隐者联系在一起的。南朝时，陶弘景隐于句曲山，齐高帝萧道成有诏问他“山中何所有？”他作诗答说：“山中何所有？岭上多白云。只可自怡悦，不堪持赠君。”从此白云便与隐者结下不解之缘了。白云自由不羁，高举脱俗，洁白无瑕，是隐者品格的最好象征，李白这首诗直接从白云入手，不需费词，一下子便把人们带入清逸高洁的境界。
为了充分利用白云的形象和作用，这首送别诗不再从别的方面申叙离情，只择取刘十六自秦归隐于楚的行程落笔。从首句“楚山秦山皆白云”起，这朵白云便与他形影不离，随他渡湘水随他入楚山里，直到末句“白云堪卧君早归”，祝愿他高卧白云为止，可以说全诗从白云始，以白云终。读者似乎只看到一朵白云的飘浮，而隐者的高洁，隐逸行动的高尚，尽在不言之中。胡应麟说“诗贵清空”，又说“诗主风神”（《诗薮》），这首诗不直写隐者，也不咏物式地实描白云，而只把它当做隐逸的象征。因此，是隐者，亦是白云；是白云，亦是隐者，真正达到清空高妙，风神潇洒的境界。方弘静说：“《白云歌》无咏物句，自是天仙语，他人稍有拟象，即属凡辞。”是体会到了这一妙处的。
这首歌行运笔极为自然，而自然中又包含匠心。首句称地，不直言秦、楚，而称“楚山”、“秦山”，不仅与归山相应，气氛谐调，增强隐逸色调；而且古人以为云触山石而生，自然地引出了白云。择字之妙，一笔双关。当诗笔触及湘水时，随事生情，点染上“女萝衣”一句。屈原《九歌·山鬼》云：“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带女萝。”“女萝衣”即代指山鬼。山鬼爱慕有善行好姿的人，“被石兰兮带杜衡，折芳馨兮遗所思。”汉代王逸注云：“所思，谓清洁之士若屈原者也。”这里借用这一故实，意谓湘水对洁身修德之人将以盛情相待，进一步渲染了隐逸地的可爱和归者之当归。而隐以屈原喻归者，又自在言外。末句一个“堪”字包含无限感慨。白云堪卧，也就是市朝不可居。有了这个“堪”字，“君早归”三字虽极平实，也含有无限坚定的意味了。表现得含蓄深厚，平淡中有锋芒。
此诗采用了歌体形式来表达倾泻奔放的感情是十分适宜的。句式上又多用顶真修辞手法，即下一句之首重复上一句之尾的词语，具有民歌复沓歌咏的风味，增加了音节的流美和情意的缠绵，使内容和艺术形式达到和谐的统一。
根据理解，结合注释46及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第二句“俳优”应为“俳谐”。
曲学，乡曲简陋的学问。虚荒，虚假荒谬。小说，无足轻重之说。欺，欺人骗世。
这首诗是排斥俳谐怒骂的不良习气，体现元好问尚雅的旨趣。我国自古就有“诗庄”的传统，语言庄重而优雅是古典诗歌的特色。诙谐游戏和詈骂的文字被认为难登大雅之堂的。把文章当作游戏、调笑的工具，初见杜甫《戏作俳谐体遣闷》、李商隐《俳谐》，到晚唐时仿效的人便多起来。严羽《沧浪诗话》称宋诗“其末流甚者，叫嚣怒张，殊乖忠厚之风，殆以骂詈为诗”。黄庭坚《答洪驹父书》“东坡文章妙天下，其短处在好骂，慎勿袭其轨也”。苏轼却认为嬉笑怒骂可成文章，《续资治通鉴》卷八十六云：“轼与弟辙，师父洵为文，常自谓文章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虽嬉笑怒骂之辞，皆可书而诵之。”
但是元好问尊奉的是儒家的“温柔敦厚”、“思无邪”、“发乎情，止乎礼仪”的诗教理论，要求语言符合雅正的标准。因此，元好问不同意苏轼的观点，批评了“俳谐怒骂”的语言风格。元好问认为“曲学虚荒”，“小说欺”，谨奉儒家诗教，这也体现了他保守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