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诗充满了劳动者对统治者的讽刺和对社会现实不公的斥责。三章诗重叠，意思相同，按照诗人情感发展的脉络可分为三层：
第一层写伐檀造车的艰苦劳动。头两句直叙其事，第三句转到描写抒情，这在《诗经》中是少见的。当伐木者把亲手砍下的檀树运到河边的时候，面对微波荡漾的清澈水流，不由得赞叹不已，大自然的美令人赏心悦目，也给这些伐木者带来了暂时的轻松与欢愉，然而这只是刹那间的感受而已。由于他们身负沉重压迫与剥削的枷锁，又很自然地从河水自由自在地流动，联想到自己成天从事繁重的劳动，没有一点自由，从而激起了他们心中的不平。
因此接着第二层便从眼下伐木造车想到还要替剥削者种庄稼和打猎，而这些收获物却全被占去，自己一无所有，愈想愈愤怒，愈无法压抑，忍不住提出了严厉责问：“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县貆兮？”
第三层承此，进一步揭露剥削者不劳而获的寄生本质，巧妙地运用反语作结：“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对剥削者冷嘲热讽，点明了主题，抒发了蕴藏在胸中的反抗怒火。
此篇三章复沓，采用换韵反复咏叹的方式，不但有利地表达伐木者的反抗情绪，还在内容上起到补充的作用，如第二、三章“伐辐”“伐轮”部分，在点明了伐檀是为造车之用的同时，也暗示他们的劳动是无休止的。另外各章猎物名称的变换，也说明剥削者对猎取之物无论是兽是禽、是大是小，一概毫不客气地据为己有，表现了他们的贪婪本性。全诗直抒胸臆，叙事中饱含愤怒情感，不加任何渲染，增加了真实感与揭露的力量。另外诗的句式灵活多变，从四言、五言、六言、七言乃至八言都有，纵横错落，或直陈，或反讽，也使感情得到了自由而充分的抒发，称得上是最早的杂言诗的典型。
这首《摸鱼儿》，是晁补之的代表作。此词不仅描写了东山“归去来园”的园中景色，还叹恨自己为功名而耽误了隐居生涯。其主旨是表示对官场生活的厌弃，对美好的田园生活的向往。
上片写景，描绘出一幅冲淡平和，闲适宁静的风景画，表现了归隐的乐趣：陂塘杨柳，野趣天成，仿佛淮水两岸，湘江之滨的青山绿水。东皋新雨，草木葱茏，山间溪水的涨痕清晰可辨，沙州上聚集着白江、鸥鸟，一片静穆明净的景色。然而最令人神往的，莫过于满山明月映照着溪流，将那一川溪水与点点沙洲裹上了一层银装。以“一川”形容夜月，可见月色朗洁，清辉遍照。“光流渚”三字则将宁谧的月色写得流动活跃，水与月浑然一体，那滔滔汩汩流动着的，难以辩识那是溪水还是月光：完全是一幅动静谐和的山中月夜图。面对着此景，词人翩然起舞。池塘四周，绿草如茵，偌大的世界好像只剩下他一个人，他尽情地领略这池塘月色，酒尽了还不忍离开。词之上片，寓情于景，表现了归隐的乐趣。绘色绘影的描写中，可见到作者“诗传画外意，贵有画中态”的高超艺术表现力。词中用了由大及细，由抽象到具体的写法，先说园内景色如淮岸湘浦，是大处落墨，总述全貌；接着写雨至水涨，鸥江悠闲，是水边常见景物，但已见其明丽清幽；最后以“堪爱处”、“最好是”引出野居幽栖的最佳景象。
下片即景抒情，以议论出之，表现了厌弃官场、激流勇退的情怀。词人直陈胸臆，以为作官拘束，不值得留恋，儒冠误身，功名亦难久恃，这一句是从杜甫《奉赠韦左丞丈》“儒冠多误身”句化出。他深感今是昨非，对自己曾跻身官场、虚掷时日表示后悔。词人开函对镜，已是白发种种，益见功名如过眼云烟，终为泡影。末句说显赫如班超，也只能长期身居西域，到了暮年才得还乡。作者通过此句来表现厌弃官场、激流勇退的情怀。
作者对于“功名浪语”“儒冠曾把身误”，有着切身的感受，并非一般的激愤之词。所以，是不能把这首词简单地归结为“有强烈的消极退隐思想”之列的。
此词一反传统词家所谓“词须宛转绵丽”的常规，慷慨磊落，直抒胸臆，辞气充沛，感情爽豁，词境开阔，颇富豁达清旷的情趣，与作者的恩师苏东坡在词风上一脉相承，并对辛弃疾的词作产生了重要影响。
上片描绘侍妓或歌妓的小脚步态。“审美理想渗透于审美感受之中，主宰着一定民族、一定时代、一定阶级的审美趣味、风尚和趋向。。”苏轼写作该词所带的审美倾向也不例外。“涂香莫惜莲承步，长愁罗袜凌波去”，特写侍妓或歌妓轻飘的步姿。莲上“承步”，“罗袜凌波”，如洛水女神飘在水面上。中国古代爱恋民歌就是承袭这种小脚美的审美观来吟咏“莲承步”，“罗袜凌波”的。“只见舞回风，都无行处踪”，特写轻飘的舞姿。正因为脚小舞起来就显得轻盈多了。飞舞起来如“回风”一般，且不留下脚印。对于这种迅疾轻盈的舞姿，苏轼是带着赞美的态度来评判的。
下片描叙侍妓或歌妓的小脚的痛苦与慰藉。“偷穿宫样稳，并立双趺困”，描写侍妓或歌妓缠足所带来的痛苦。即是暗暗地想换穿宫廷贵夫人鞋，合适是合适，但不能并立站起来，走路更困难。宋代这种残忍的缠足审美观，使很多妇女痛苦一生，苏轼毫不回避地披露了这种痛苦与困难。“纤妙说应难，须从掌上看”，纤妙是指人们以习惯的审美观为准绳，脚是缠得越小越“纤妙”。“说应难”，意思是用语言难以表达。“须从掌上看”，反映了苏轼虽然反对妇女缠足，但是存在着时代的局限性与审美上的局限性。
该词是苏轼站在欣赏的角度和批判的立场上，通过写侍妓、歌妓，披露缠足给妇女带来痛苦，对北宋社会这一陋习表示不满。该词有些庸俗，近乎游戏文字，不完全是 “恶谑、恶趣”之词。
此诗题目特别，《诗经》大多是取首句语词为题，有的虽不是首句，但亦是诗中的语词，而“常武”一词不见于该诗，故说诗者议论纷纭。《毛诗序》谓其意是“有常德以立武事，因以为戒然”；朱熹《诗序辨说》申此说“盖有二义：有常德以立武则可，以武为常则不可，此所以有美而有戒也”，对此，姚际恒《诗经通论》驳道：“诗中极美王之武功，无戒其黩武意。毛、郑亦无戒王之说，然则作《序》者其腐儒之见明矣。”王质《诗总闻》谓“自南仲以来，累世著武，故曰常武”：方玉润《诗经原始》以为“常武”是乐名，他说：“武王克商，乐曰《大武》，宣王中兴，诗曰《常武》，盖诗即乐也。”近人或以为古常、尚通用，“常武”即尚武，与诗旨正合。
此诗赞美周宣王率兵亲征徐国，平定叛乱，取得重大的胜利。诗人的叙述基本按照事件的发展：首章写宣王委任将帅并部署战备任务；第二章通过尹氏向程伯休父下达作战计划。这两章着重记述史实，一一交代重要人物，虽然极为简括，但却把形势、任务、目标乃至进军路线都说清楚了。这自然是最高统帅宣王的杰作，诗人以最简洁的笔法，表现了宣王胸有成竹、指挥若定的气魄与指挥才能。
第三章写进军。诗人先从“我方”着笔：天子亲征，沉稳从容，战士行军，不紧不慢，充满一种胜券在握的坚定信心。而敌方，在诗人笔下则是另一番景象：徐方阵营骚动、震恐，以致如五雷轰顶，仓皇失措。一镇定，一惊慌，两相对照，显示出王师强大的力量，未战已先声夺人。
第四章写王师进击徐夷。诗人以天怒雷震，比喻周王奋发用武；以猛虎怒吼，比喻官兵勇敢，极力突出王师惊天动地的气势。以此击徐，无异泰山压顶，自然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王师迅疾深入淮河腹地，切断了徐淮的联系，还俘获了大批叛军，进而扎营于此，为剿灭敌人作准备。全章八句，前用比，后用赋，寥寥几笔便勾勒出了进军的形势，充分显示出王师的压倒优势。第五章写王师的无比声威。诗人满怀激情，借助精巧选词，串联比喻、排句，饱蘸笔墨，歌唱王师。这是全诗最精彩的部分。
第六章写王师凯旋，归功天子。诗人先颂扬天子计谋允当，再说胜利是“天子之功”，然后写到王下令“还归”，叙述次第井然。“王曰还归”回应篇首“王命卿士”，一反映今日胜利的踌躇满志；一表现昔日大敌当前的凝重心境，前后鲜明对照，首尾相连，结构完善。此章造句颇奇特，双句、单句“徐方”二字交替使用，方玉润《诗经原始》评曰：“‘徐方’二字回环互用，奇绝快绝！”诗人反覆提出“徐方”，正见出对这次平徐胜利的特别重视与喜悦。徐为淮夷大国，屡与朝廷抗衡，今已降服来朝，自然极为可喜可贺，要津津乐道；同时又是天子亲征，诗人怎能不张大其功，宣扬徐方“既来”、“既同”、“来庭”、“不回”。可见连用四个“徐方”既是内容使然，又是抒情志感的需要，并非故意造奇。
中国古代叙事诗不很发达，但如《大雅·常武》一诗，尽管在细节的叙述上精详远不及古希腊罗马的史诗，却也神完气足，其叙事虚写与实写的巧妙结合，尤为一大特色，从诗歌艺术上说，即使与古希腊罗马史诗相比，似也不遑多让。
全诗描绘了元处士的隐居生活，蒿他的清静无为、心与玄游的生活方式和心境表示赞许。
前两句总述，点明元处士的隐居地点和高行。在陵阳山上有一个德行像汉代北郭先生的隐者，他是一个蒿自己、蒿世间都超然相忘的人。以下从居室和生活两方面进行分述。元处士居住的地方长满了野草，但在他看来，这么简陋狭窄的地方，却比整个天下都要宽广。这些说明，正是因为他胸怀宽广，所以才有这种感觉。元处士沉浸在自己的天地里，即使斟了一杯酒，也常常不饮，而是默默地玄想冥览，心游太玄。他身居斗室心宽天下，达到了人生最高境界。到达这境界须有寻“玄”觅“道”的文化底蕴支撑。“玄”就是“道”。中国古代任何学派都不否认道，亦即都承认宇宙是个自然展开的过程，解决什么问题都要捉摸道的运动变化。针蒿不同问题捉摸道便产生各种学说。而元处士则更希望超越一切学说而直接到达道的境界。心宽天下便取得真正自由。这两句亦是蒿元处士的赞誉。
最后两句带有惋惜之情，蒿元处士如今的处境表示同情。诗人认为，人生本来就有不完美的地方，元处士平时也一定常叹息自己的人生机遇少，没有得到好的机遇或没遇到真正欣赏自己的人。话虽如此，语气中却带着一种强烈的优越感和自得的意绪，避世而相忘于江湖，悠然忘我，与自然浑然一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