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写蜀地一位和尚弹琴技艺之高妙。首联写和尚来自诗人的故乡四川，表达对他的倾慕；颔联写弹琴，以大自然的万壑松涛声比喻琴声之清越宏远；颈联写琴声荡涤胸怀，使人心旷神怡，回味无穷；尾联写聚精会神听琴，而不知时日将尽，反衬琴声之高妙诱人。全诗如行云流水，一气呵成，明快畅达，风韵健爽，在赞美琴声美妙的同时，也寓有知音的感慨和对故乡的眷恋之情。
“蜀僧抱绿绮，西下峨眉峰。”两句说明这位琴师是从四川峨眉山下来的。李白是在四川长大的，四川绮丽的山水培育了他的壮阔胸怀，激发了他的艺术想象。峨眉山月不止一次地出现在他的诗里。他对故乡一直很怀恋，对于来自故乡的琴师当然也格外感到亲切。所以诗一开头就说明弹琴的人是自己的同乡。“绿绮”本是琴名，汉代司马相如有一张琴，名叫绿绮，这里用来泛指名贵的琴。司马相如是蜀人，这里用“绿绮”更切合蜀地僧人。“蜀僧抱绿绮，西下峨眉峰”，简短的十个字，把这位音乐家写得很有气派，表达了诗人对他的倾慕与敬佩。
“为我一挥手，如听万壑松。”句正面描写蜀僧弹琴。“挥手”是弹琴的动作。嵇康《琴赋》：“伯牙挥手，钟期听声。”“挥手”二字就是出自这里的。“为我一挥手，如听万壑松”，这两句用大自然宏伟的音响比喻琴声，使人感到这琴声一定是极其铿锵有力的。
“客心洗流水”，这一句就字面讲，是说听了蜀僧的琴声，自己的心好像被流水洗过一般地畅快、愉悦。但它还有更深的含义，其中包涵着一个古老的典故，即《列子·汤问》中“高山流水”的典故，借它，表现蜀僧和自己通过音乐的媒介所建立的知己之感。“客心洗流水”五个字，很含蓄，又很自然，虽然用典，却毫不艰涩，显示了李白卓越的语言技巧。
“余响入霜钟”也是用了典的。“霜钟”出于《山海经·中山经》：“丰山……有九钟焉，是知霜鸣。”郭璞注：“霜降则钟鸣，故言知也。”“霜钟”二字点明时令，与下面“秋云暗几重”照应。“余响入霜钟”，意思是说，音乐终止以后，余音久久不绝，和薄暮时分寺庙的钟声融合在一起。这句诗写琴音与钟声交响，也兼寓有知音的意思。《列子·汤问》里有“余音绕梁，三日不绝”的话。宋代苏东坡在《前赤壁赋》里用“余音袅袅，不绝如缕”，形容洞箫的余音。这都是乐曲终止以后，入迷的听者沉浸在艺术享受之中所产生的想象。“余响入霜钟”也是如此。清脆、流畅的琴声渐远渐弱，和薄暮的钟声共鸣着，这才发觉天色已经晚了：“不觉碧山暮，秋云暗几重。”诗人听完蜀僧弹琴，举目四望，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青山已罩上一层暮色，灰暗的秋云重重叠叠，布满天空。感觉时间过得真快。
李白这首诗描写音乐的独到之处是，除了“万壑松”之外，没有别的比喻形容琴声，而是着重表现听琴时的感受，表现弹者、听者之间感情的交流。其实，“如听万壑松”这一句也不是纯客观的描写，诗人从琴声联想到万壑松声，联想到深山大谷，是结合自己的主观感受来写的。
律诗讲究平仄、对仗，格律比较严。而李白的这首五律却写得极其清新、明快，似乎一点也不费力。其实，无论立意、构思、起结、承转，或是对仗、用典，都经过一番巧妙的安排，只是不着痕迹罢了。这种“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自然的艺术美，比一切雕饰更能打动人的心灵。
此诗前两句写叙别的地点，送行者的情谊；三四句写辞离故乡，远行边荒；五六句写感慨，借用苏武传札得归事，表达诗人对赦免的期待；最后两句以动物的恋故土设喻，道出诗人无法排解、无法抑制的恋乡情愁。全诗一气呵成，浑成自然，且情真意切，凄婉动人。
“锦江烟水星桥渡，惜别愁攀江上树。”句道出刘善充为之置酒送行的地点和折柳赠别的情谊。“惜别”写内心感情，“愁攀”写外在动作。仔细传神，将诗人远行，朋友不忍分别又不得不分别的矛盾与苦涩，形象地勾勒了出来。杨慎久戍荒域，暂假归家又当长别。临行之际，内心的苦痛不言而喻。诗人不言自己的伤感，却写为之饯行的刘善充的情态，给人留下充分的想象余地。朋友相别，常常折柳赠送以祝平安：“上马不捉鞭，反折杨柳枝。跳座吹长笛，愁杀行客儿”（《折杨柳歌辞》），“伤见路旁杨柳青，一重折尽一重新，今年还折去年处，不送去年离别人”（施肩吾《折杨柳》）。此处虽亦是折柳送行，却不落俗套，读者既知所攀之树就是杨柳，又不与颔联的“青青杨柳”重复。
“青青杨柳故乡遥，渺渺征人大荒去。”句写诗人行色之匆匆，戍地之荒凉遥远。“青青杨柳故乡遥，渺渺征人大荒去。”朋友赠送的，带着故土芬芳、朋友情谊的杨柳颜色尚青，故乡的影子就越来越遥远了。“青青杨柳”暗示离别的时间很短，“故乡遥”以见诗人行程之快，行色之匆忙。“大荒去”，言诗人所去的地方之偏远，环境之恶劣。上句从诗人切身的感受落笔写故乡之远去，内心的恋与悲苦；下句从朋友的眼光所及着手，写诗人离去之迅速，所去之地的荒凉，朋友的惆怅。进一步反衬诗人内心的苦痛。
“苏武匈奴十九年，谁传书札上林边。”句用典自寓，抒发诗人渴求自由、渴求免的强烈愿望。汉武帝时，苏武出使匈奴，被扣押十九年。汉昭帝即位，使人求索不得，汉使谓单于曰“天子射猎上林中，得雁足帛书，言武等在某泽中，乃放还。”杨慎嘉靖三年谪成永昌，到此时正好十九年，尚无赦免的音讯，所以发出“谁传书札上林边”的呼救声，上林苑本是汉天子打猎的场所，此处借指明世宗。此意其呼救之声哀伤悲绝。。
“北风胡马南枝鸟，肠断当筵蜀国弦。”句以动物的恋故土设喻，道出诗人无法排解、无法抑制的恋乡情愁。“北风胡马南枝鸟”，化衍“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古诗十九首》）之句。舟中对酒，愁绪更浓，无法排解，无法述说，只好将柔肠寸断的满腔情愫，倾泻到那思乡恋土的蜀国弦歌之中。诗人借弦歌以抒胸，倾吐自己眷恋故土不欲离去的情感，哀绝婉转，催人泪下。
这首诗结构严谨，抒情写意真挚自然。诗歌由朋友的不忍别，想到马上会天涯相隔。再由戍地的荒凉，希望赦免还家。赦免无望更加依恋故土，最后是绝望悲歌声泪俱下。层层相转，感情一层浓于一层。
文章指出：“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狱之吏是也。”就是说：秦之所以亡，有十个失误，其中一个，到现在（即在路温舒当时）仍然存在，即过分重视、重用“治狱之吏”。这些人，“上下相殴(驱)，以刻为明”，“败法乱正，离亲塞道”。他们竞相追逐，滥施刑罚，以“治狱”越苛刻越好，量刑、判刑越重越好。结果，造成“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处死）之计，岁以万数”。
文章尖锐地揭露了封建法制运用“逼、供、信”的残忍手段，使人入罪。所谓“棰楚(以杖鞭扑)之下，何求而不可得”。靠刑讯来逼供，“囚人不胜痛，则饰辞以视(示)之”，被迫造假。“吏治者利其然，则指道以明之”，名义上是利用假口供向犯人指出犯了什么罪，晓以利害，要他服罪，其实这中间无疑包含着“诱供”，以进一步陷人于罪。“上奏畏却，则锻练(炼)而周内(纳)之”，就是说：怕上级批不准，必须把上报材料和报告写好，使“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办法有二：一是进一步对“犯人”进行逼供、诱供，以便取得更多的“罪证”，使“成练者众”；一是组织材料班子、刀笔文吏对材料进行精心的加工，对报告进行周密的推敲，以便使“文致之罪明也”。如此，“虽咎繇(同皋陶，传说中舜时贤明的法官)听之，犹以为死有余辜”，铁案如山，不可覆翻矣。
当时“治狱之吏”都“以刻为明”，是当时朝廷倡导的结果。朝廷利用权势，大搞思想箝制、舆论一律，使执法“深者获公名，平者多后患，故治狱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好一个“自安之道在人之死”！千万人的人头就这样滚滚落地了。易卜生《人民公敌》剧中的主人公斯多克芒医生提出改造被污染的温泉浴场的建议，触犯了当地资产阶级的物质利益，被宣布为“人民公敌”。其实在异口同声地对他进行“围剿”的人中，并不乏同情之士，他们振臂“讨伐”，心里明白，悄悄地对斯多克芒医生表示歉意——迫于权势，“不敢不那么办”。“治狱之吏”，诱于“深者获公名”，鉴于“平者多后患”，故“皆欲人死”，也是“不敢不那么办”。林彪、“四人帮”统治期间，当权者上下相驱，以“左”为明。“左”之深者获公名——立场坚定，旗帜鲜明，于是重用、提拔有份；说公道话者多后患——轻则不信任，重则受株连。因此，自安之道，在于宁“左”毋右。于是乎上下竞相“左”，极“左”思潮风行矣。看来古今中外，历史的共性还是不少的，否则，两千年前的作品怎么会引起我们的共鸣呢？
矫治的办法，路温舒作为封建时代的廷尉史官，只能提出“除诽谤以招切言”，即让人讲话，国君要不计较臣民们的“谤言”，牢骚、骂娘的话都让说，才能“开天下之口”，招来至切之言。他继承了古代开明政治家反对“防民之口”(《召公谏厉王止谤》)的优良传统，主张“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即可杀可不杀者不杀，可治罪可不治罪者不治罪。这在今天看来，仍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他把希望寄托于国君的开明，则有其局限性。路温舒毕竟是封建时代的官吏，我们不可苛求于他。今天，我们不能象路温舒那样寄托于个人，而必须从根本制度上着眼。
这支曲子是写妙玉身世遭遇的，妙玉貌美质高，带发为尼，却不能为世俗所容，最终落得个悲惨的结局。全曲情感沛然，层层递进，充满了悲凉的情绪，激越的情绪在字里行问翻腾起伏，令人扼腕既叹，不忍卒读。
“气节”两句是说妙玉的品格象兰花那样高贵美丽又芳香，才华胜过神仙。首句暗示妙玉出身贵族家庭，因家庭破落，父母双亡，自小多病而带发修行的身世。“天生”句是说妙玉一生孤僻，又有酷爱清洁的癖好，世间难容。“你道是”二句，是说妙玉出家吃斋，视吃肉食为肮脏，把穿绮罗当作庸俗。“却不知”两句，是说妙玉品格高尚却遭妒忌，过分洁净被人嫌弃。这两句是对妙玉品格总的评价，有总结上文之意。“可叹这”两句，是说年青女子在尼姑庵虚度青春，贵族女儿的年华消耗尽，算是可悲可叹。“可叹这”，“辜负了”，流露出作者对妙玉带发出家为尼，虚度年华的同情。“到头来”两句，是说妙玉的悲惨结局。妙玉出家为尼，常为风尘间儿女痴情所困扰，有违出家之初衷；最后被强盗劫去。据小说介绍，妙玉出家后，与宝玉仍眉来眼去。一次在给宝玉的请贴中，落款自称“槛外人”。结句是说妙玉这样的品高貌美名门女子，却与王孙公子无缘，为强盗所虏糟蹋。
“世难容”写妙玉的身世、品格、遭遇和结局。她出身于苏州的名门贵族，因家破落，父母双亡，小时多病，带发出家为尼，居住在贾府的栊翠庵中，依附贾府这样的权贵。她自视高贵酷爱清洁，连刘姥姥喝过茶的成套杯子也要甩碎。她自视清高，称黛玉为大俗人，但她又自称为“槛外人”，与宝玉交往甚密，且眉来眼去。最后落得个“白玉陷泥潭”的结局。这一切表明，以出家为尼，想了却尘环中的痴情和恩怨，成为一个高洁的人，最后却没有成为正果，升天成仙而去。她始终为儿女情所困扰，并随着贾府的没落而“白玉陷泥潭”，这是很有讽刺意味的。曹雪芹对妙玉命运的构思与安排，即活于人世间而想不吃人间烟火，有如拨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一样，是不可能的。这是他坚持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原故。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诗中的情调是低沉悲凉的，流露出作者对官宦小姐不幸结局的深切同情，这不能不说是作者世界观的局限。
这是一曲女性悲剧的哀歌。像一切美好的人，美好的事物部不能为这个社会所容纳，必然为这个社会所摧残、所毁灭一样，妙玉是许多不幸女性中的独特的一个。曹雪芹在这支曲子里，对这个少女的身世和难堪的人生结局，寄于诚挚而深切的哀怜；同时，对她的气质、才华的高洁、超逸给予盛誉，从而对宗教、社会、权贵和其他恶势力进行了义愤填膺式的控诉和抗议。
全曲以对妙玉的高度赞誉发端，鲜明地表达了作者对这个不幸少女的根本态度。一个十八岁的美妙丽姝，却不得不在“青灯古殴”下葬送青春，虚掷生命，只能为之深深悲叹。然而，悲剧并没有到此为止，更不堪的悲剧正不断向她袭来。
除诗歌与论说文外刘禹锡的辞赋创作在唐代辞赋史中，乃至整个辞赋史中也是重要的不可忽视的环节，其存赋十一篇，与唐代各家所存辞赋数目相较，也不算少了。马积高在其著作《赋史》中评价中唐时期的辞赋家，列柳宗元为首位，韩愈、刘禹锡并列其次，又将柳宗元之辞赋同屈原相提并论，即可见一斑。而实际上，刘禹锡本人也是对自己的文章水平颇有自信的，在其《子刘子自传》中他说：“天与所长，不使施兮。”这里的“所长”指的即是自己的长于文词，而在这“文词”之中当然也包括辞赋在内。在刘禹锡的十一篇辞赋作品当中以《秋声赋》最受后人推崇。
由于刘禹锡的辞赋多数创作于贬谪时期，因此逐臣之悲与怀才不遇便成了其辞赋创作的重要主题，骚怨情怀是其主要的情感寄托，同时儒家兼济天下的思想也贯穿始终。此外，除了反映贬谪愁思的作品，其辞赋还有应试科举所作的律赋——《平权衡赋》，怀古伤今的《山阳城赋》，悼亡的《伤往赋》，描写景物风俗的《楚望赋》。作为唐代重要的文学家与哲学家，刘禹锡的诗歌成就较高，是唐诗研究的重要领域，而诗文又为当时的文学主流，故刘禹锡的辞赋创作必然要受到其诗歌创作影响的。例如刘禹锡诗歌的主题便影响着他辞赋的主题，许多在其诗歌中描绘的场景画面、表达的情感内容，同样也出现在他的辞赋作品中，因此研究其诗文与辞赋的互动关系是其辞赋研究的有利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