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宇四垂粘地近，海山一抹带潮低。
绝知客好无尘事，聊记吾曾有醉题。
倚赖群山联姓字，他年谁敢一杴泥。
天宇四垂粘地近，海山一抹带潮低。
绝知客好无尘事，聊记吾曾有醉题。
倚赖群山联姓字，他年谁敢一杴泥。
“日午树阴正，独吟池上亭。”首联两句写出了一个恬静幽雅的环境，借以衬托诗人孤独闲适的情韵。
“静看蜂教诲，闲想鹤仪形。”颔联写诗人的两个动作：看和想。并从所看所想的内容展现出诗人美好的心灵。池边花草丛生，蜜蜂飞舞。他静静看去，感到很受教益。蜜蜂“繁布金房，垒构玉室。咀嚼华滋，酿以为蜜”（郭璞《蜜蜂赋》），一生不曾偷闲；对于敌害，它们群起而攻，万死不辞，临战从不退却。这就引起诗人深沉的思考。诗人积极参加政治革新，并写了大量讽刺权贵的诗篇，这一切都是问心无愧的。但历遭打击，也曾产生过消极退隐的念头。这里“蜂教诲”三字，说明诗人从蜂的勤奋勇敢受到启示。我国古代有“圣人师蜂”的说法。师蜂自励，表现出一种积极的生活态度。
这一联出句从“看”字引出，是实写；对句“闲想鹤仪形”则从“想”字着笔，是虚写。相传鹤是君子所化（见《抱朴子》），所以“鹤仪形”也就是君子的仪形。在他另一首《鹤叹》诗里有：“徐引竹间步，远含云外情”两句，就可以想象出“鹤仪形”的神态，及诗人曲折表达的高尚人格。这里以“鹤仪形”为尚，修德至勤，表现了“身闲志不闲”的高尚情操。总的来说，这两句诗抓住蜂的勤劳勇敢和鹤的志趣高尚的属性，构成了鲜明的感性形象，是极耐人寻味的。
“法酒调神气，清琴入性灵”。颈联进一步刻画诗人的自我形象。“法酒”是按照法定规格酿造的酒。古人饮酒，有的纯系纵情享乐，有的是为了消忧，诗人饮酒则是为了“调神气”，即调节精神。这与他在《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诗中说的“暂凭杯酒长精神”是一致的。下句借清琴以陶冶性灵，寄托自己高洁的情怀。紧承上联仍从“静”、“闲”两字着笔。表面上写得恬淡闲雅，而感情的伏流并不平静。
接受“蜂教诲”，应该勤奋工作，勇于为人；取法“鹤仪形”，应该进德修身，心存社稷。但诗人当时已被排挤出朝，无政可从。这种主观与客观的矛盾，使诗人深感苦闷。饮酒、抚琴，既表现了诗人不甘沉沦、在寂寞中力求振拔的精神，又是诗人娱情悦志、排遣愁绪的一种方式。渴望用世与琴酒自娱，从写形的角度来看，是相反的，矛盾的；而从写神的角度来看，又是相成的，统一的。颔联和颈联正是运用相反相成的艺术手法，形神兼备地写出了诗人的美好情操。
“浩然机已息，几杖复何铭？”尾联作达观之语，正好与“鹤仪形”相契合，不失为君子风度。但又以反问句作结，隐隐透出内心的不平。“浩然”是形容心胸的开阔和澹荡。“机”是机心。世人为了争权夺利，机心百出，刘禹锡无意于此，所以说“机已息”。给几、杖作铭文，往往有自警或劝诫之意。“几杖”在这里是偏义词，主要是说“杖”。刘向《杖铭》：“历危乘险，匪杖不行；年耆力竭，匪杖不强；有杖不任，颠跌谁怨？有士不用，害何足言？”此诗末句暗用刘向《杖铭》之意，讽刺朝廷“有士不用”，而又不直接点破，只是说当今为几杖作铭，毫无意义。内心的不平，仅以反语微露而不使泻出，因而诗意就显得更为含蓄了。
此诗写在一个幽静的环境中，诗人看到蜜蜂从中受到教诲，同时也联想到鹤的美好仪态；接着以酒调节精神，借琴陶冶性灵，刻画诗人的自我形象，结尾作达观之语，又以反问句作结，隐隐透露出内心的不平。此诗写得含蓄蕴藉，颇耐咀嚼。结句用典，暗含讽刺，内心情感自然流露。
该诗首联追寻“愁”的踪迹。大千世界，“愁”不会有人主动喜欢，但却无影无踪无时不在人的身边，有时会不请自来，来了又赶不走，它来了总是一半藏在人的心里——“愁肠百结”，一半写在人的心灵之窗——“愁眉苦脸”。
颔联揭露“愁”潜入的时机。深谙愁苦的人总会把“愁”贮藏在心房僻远的角落里，再筑起精神防线提防它侵袭，可“愁”欺人时，它会随机而出，无孔不入。诗人认为“愁”最容易潜入的机会有二，一是风雨摧花春归去，落英遍地孤者见，最能使人愁肠寸断，思虑万千，如李煜《浪淘沙》“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的亡国哀愁；欧阳修《蝶恋花》“门掩黄昏，无计留春住。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的青春少妇被抛弃之悲愁。二是心中有愁情的人借酒浇愁，待酒醒后眼见残月斜照窗棂，想到人的“悲欢离合”、月的“阴晴圆缺”，“愁”会冲破防线，悄悄爬上心头，使人更加愁肠百结，忧愁悲伤，愁人之“愁”会“眉间心上，无计相回避”（范仲淹《御街行》）。此联可能是作者的经验之谈。
颈联写“愁”的情状。苦恼的忧愁如藏在愁人的心中，印在愁人的眉间，那愁人就会感觉到“愁”像万顷连天草铺天而下挥不去，就像千万条盖地丝绳网冲不破，他被严严盖住、紧紧捆住，困在其中，痛苦不堪。想挣脱这“柔”若草“乱”若丝的“愁”绪实叫人无可奈何。
尾联写“愁”无处不在。“愁”如此气人、欺人、恼人，可能那些王侯将相达官贵人们过着花天酒地、醉生梦死、姬歌妾舞、骄奢淫逸的生活，不知愁为何物，除此之外，“愁”乃“人问何处不相随”。
“愁”究竟为何物，曹植《释愁文》有此一释：“愁之为物，惟惚惟帆。不召自来，推之弗往。寻之不知其际，握之不盈一掌。寂寂长夜，或群或党。去来无方，乱我精爽”。
这首《咏愁》诗如李商隐咏《泪》诗写泪而不见“泪”字，此《咏愁》诗也满篇不见“愁”字，这类诗近似制谜语的文字游戏，都以巧丽取胜，真如前人所评“格虽不高，却有神无迹”。
此诗的开头便是“悲来乎，悲来乎”，直抒胸臆，这也是李白诗歌惯常的抒情艺术手法，如同《将进酒》开篇便是以“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的磅礴气势营造了时光奔腾，人生易老的一个深刻的人生感悟，也正如李白所言“明月直入，无心可猜”。在这场酒宴上，李白一开始就高叹“悲愁来了，悲愁来了”，也体现了李白诗歌中天真、率直的一面。钱钟书曾说“唐诗多以风情神韵擅长”，而“盛唐诗歌的气来、情来、神来，在李白的乐府诗歌和绝句中发挥的淋漓尽致”（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缪钺也说“唐诗之美在情辞”，唐诗以情胜。而李白诗中更是体现着一种放言无惮的天真和率性，很多诗句都是脱口而出，直言袒露，较少思虑避讳伪饰。
酒宴之上，“悲从中来，不可断绝”，于是一曲《悲来吟》，唱出了李白心中的那份孤独与寂寞，“悲来不吟斟不笑，天下无人知我心”，或许真的是“古来圣贤皆寂寞”，这位声振寰宇，名播华夏的歌者，此时此刻，寂寞的心境又有谁人能懂，此时的李白已经是步入了人生的晚年，曾经的理想抱负，曾经的万丈豪情，或许已经和那曾经的大唐盛世一起埋葬在那再也回不去的时光中，站在盛唐诗歌的顶峰，一身仙风道骨，潇洒不羁，也就注定了他“高处不胜寒”，龙擦拭土、御手调羹、贵妃研墨、力士脱靴，那曾经的一抹大唐风流也早已消散在落寞的心底。经历过安史之乱后，盛唐气象已衰。
但随之情感的格调有抑变扬，“琴鸣酒乐两相得，一杯不啻千钧金”，宴会氛围又重新转入热烈之中，这和《将进酒》中“岑夫子，丹丘生，将进酒，杯莫停”在情感格调上有异曲同工之处，这种情感的瞬间转变在李白的诗歌中也颇为常见，“盛唐诗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严羽《沧浪诗话》），这便是李白性格的纯真，感情汪洋恣肆，随性而发，不为物惑，也正如葛晓音在《诗国高潮与盛唐文化》中所说“唐人不像汉人那样拘于经学，也不想宋人那样精于思虑，唐代的时代性情是情感超过思理，在诗歌创作上也是如此”。同时在这里也看得出，“酒”在李白诗歌中的重要意义，他即使李白诗歌中精神寄托的一种意象，也是他挥洒万丈豪情的工具。李白最突出的一个艺术特征就是豪放洒脱，而酒便是这种性格不可缺少的陪衬品，使他冲破了清规戒律，任意挥洒，从而形成了酣畅恣肆，奔腾雄奇的艺术个性。“李白的诗歌个性主要凭借于他始终常见的日月风云、黄河沧海等雄伟壮阔的艺术境界，但也体现在他的日常生活中，特别是酒和月，成为他最重要的精神伴侣，也塑造了他‘诗仙’与‘狂客’形象”（林庚《唐诗综论》）。“酒”也是李白厌倦世俗后遁世的一种工具，因为他本生的儒道互补思想，也就决定了他在追求现实世界中建功立业的志向受阻后，转向游山问道，寄情山水。
第二段同样是以“悲来乎，悲来乎”起兴，来表达李白对富贵和生死的看法。“天虽长，地虽久”取自于《老子》上篇第七章：“天长地久，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而“金玉满堂应不守，富贵百年能几何”也同样是取自于《老子》上篇第九章：“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大意是：金玉满堂，不能长久。富贵而骄奢，自己招来祸患。在这里李白也明确表明了他的富贵观，就是儒家所谓的“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以及道家所谓的任性自然，并不去刻意的追求，就如同他的“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斟复来”（《将进酒》），他的浪漫洒脱心境也决定了他对金钱看得很淡，为了“人生得意须尽欢”，而宁愿用“五花马，千金裘”去“呼儿将出换美酒”，有人认为李白有种及时行乐的消极颓废思想，而这正是李白纯真率直性格的体现。道家崇无为而尚不争，作为有着“诗仙”之誉的李白当不会为这滚滚红尘中的俗物所裹足，他追求的是高蹈尘外的潇洒。
李白在对待生死问题明显受到道家思想的影响，生死有命，顺其自然，虽然不否认早年李白也有过追求长生不老的想法，但此时的李白，已经是即将走到生命的尽头了，在看尽了世事变化后，也对生命有了最本质的看法，“死生一度人皆有，孤猿坐啼坟上月”，正所谓“古今将相今何处，荒冢一方淹没了”（《红楼梦》中《好了歌》），不必去穷尽这死生的奥秘，不如“且须一尽杯中酒“来的洒脱快活。
而最后一段则可以看做是李白一生中理想与现实矛盾冲突的生动阐释。李白身负傲世才华，有身逢开元盛世，所以“盛唐士人积极入世、进取的人生态度，在李白身上被理想化了。李白是个功名心很强的人，有着强烈的‘济苍生’、‘安社稷’的儒家用世思想。但他既看不起白首死章句的儒生，不愿走科举入仕之路，又不愿从军边塞；而是寄希望于风云际会，始终幻想着‘平交王侯’、‘一匡天下’而‘立抵卿相’，建立盖世功业后功成身退，归隐江湖。”（袁行霈《中国文学史》）李白本身的浪漫主义诗人的气质，也决定了他对功名伟业的追求，他一直仰慕着古代的鲁仲连、范蠡、郦食其等人，能够凭一己之力建立不世功勋。“而事实上他所面对的现实与他所仰慕的这些带有传奇色彩的人物所处的环境已经完全不同。”（周勋初《诗仙李白之谜》）。他的过于理想化的人生设计，在现实人生中当然要遭到失败。这使他常常陷于悲愤、不平、失望中。但由于他始终向往着这种理想，他有始终保持着自负、自信和豁达、昂扬的精神风貌，所以他会在“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的穷途之下，发出“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的慷慨之歌，李白说“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行路难》其二），既然说“我独不得出”，又为什么说“大道如青天”，这正是盛唐时代中现实与理想的矛盾，它统一在这个时代中，也统一在李白身上。因而李白在感叹“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的同时，竟又有“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的高亢歌唱，这也正是李白身上慷慨不平的完整解释。但正是这种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使“李白的诗歌波澜不惊、慷慨不平，发挥了建安时代‘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的浪漫主义传统，给盛唐诗歌带来了更高的发展，而这正代表了盛唐时代的精神力量。”（林庚《唐诗综论》）
此诗共四章。以女子的口吻，写她因丈夫的肆意调戏而悲凄，但丈夫离开后，她又转恨为念，忧其不来；夜深难寐，希望丈夫悔悟能同样也想念她。其感情一转再转，把那种既恨又恋，既知无望又难以割舍的矛盾心理真实地传达出来了。
第一章写欢娱，是从男女双方来写。“谑浪笑敖”，《鲁诗》曰：“谑，戏谑也。浪，意萌也。笑，心乐也。敖，意舒也。”连用四个动词来摹写男方的纵情粗暴，立意于当时的欢娱。“中心是悼”，悼，担心忧惧的意思，是女方担心将来的被弃，着意于将来的忧惧。
第二章承“悼”来写女子被弃后的心情。“惠然肯来”，疑惑语气中不无女子的盼望；“莫往莫来”，肯定回答中尽是女子的绝望。“悠悠我思”转出二层情思，在结构上也转出下面二章。
第三、四章表现“思”的程度之深。“寤言不寐”，是直接来写，“愿言则嚏”、“愿言则怀”则是女子设想男子是否想她，是曲折来写。而归结到男子，又与第一章写男子欢娱照应。全诗结构自然而有法度。
诗各章都采用“比”的表现手法。因比而兴，诗中展示出狂风疾走、尘土飞扬、日月无光、雷声隐隐等悚人心悸的画面，衬托出女主人公悲惨的命运，有强烈的艺术震撼力。这在古代爱情婚姻题材的诗歌中是别具一格的。
宋代著名史学家、词人宋祁说：“《离骚》为词赋之祖，后人为之，如至方不能加矩，至圆不能过规。”这就是说，《离骚》不仅开辟了一个广阔的文学领域，而且是中国诗赋方面永远不可企及的典范。
《离骚》作于楚怀王二十四、五年(前305、前304)屈原被放汉北后的两三年中。汉北其地即汉水在郢都以东折而东流一段的北面，现今天门、应城、京山、云梦县地，即汉北云梦。怀王十六年屈原因草拟宪令、主张变法和主张联齐抗秦，被内外反对力量合伙陷害，而去左徒之职。后来楚国接连在丹阳、蓝田大败于秦，才将屈原招回朝廷，任命其出使齐国。至怀王二十四年秦楚合婚，二十五年秦楚盟于黄棘，秦归还楚国上庸之地，屈原被放汉北。
汉北其地西北距楚故都鄢郢(今宜城)不远。《离骚》当是屈原到鄢郢拜谒了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后所写。诗开头追述楚之远祖及屈氏太祖，末尾言“临睨旧乡”而不忍离去，中间又写到灵氛占卜、巫咸降神等情节，都和这个特定的创作环境有关。
《离骚》是一首充满激情的政治抒情诗，是一首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艺术杰作。诗中的一些片断情节反映着当时的历史事实(如“初既与余成言兮。后悔遁而有他。……伤灵脩之数化”即指怀王在政治外交上和对屈原态度上的几次反覆)。但表现上完全采用了浪漫主义的方法：不仅运用了神话、传说材料，也大量运用了比兴手法，以花草、禽鸟寄托情意，“以情为里，以物为表，抑郁沉怨”（刘师培《论文杂记》）。而诗人采用的比喻象征中对喻体的调遣，又基于传统文化的底蕴，因而总给人以言有尽而意无穷之感。
由于诗人无比的忧愤和难以压抑的激情，全诗如大河之奔流，浩浩荡荡，不见端绪。但是，细心玩味，无论诗情意境的设想，还是外部结构，都体现了诗人不凡的艺术匠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