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属魏晋人士好酒如命,竹林七贤的诗歌多有提到饮酒的事迹,陶渊明也是酒中常客,有《饮酒二十首》,可见当时人对酒的喜好。王绩的这首诗开篇就将阮籍和陶渊明点出,“阮籍醒时少,陶潜醉日多”,这两人一个“醒时少”,一个“醉日多”,极言其沉湎于饮酒的情状。王绩的多首诗中都曾大肆赞美阮籍和陶潜,他们一个是蔑视世俗的行者,一个是自由清高的隐士,其言行思想都是郁郁不得志的王绩的标杆。王绩醉后赋诗仍不忘前者,足见他对这二人的身世有感同身受、同病相怜之叹。
“百年何足度”,诗人自问自答:“乘兴且长歌。”在王绩看来,饮酒以至大醉,既能帮人纾解现实的烦恼,又能催生文思,开启诗兴。虽然诗人流露出人生苦短要及时行乐的思想,但这与他济世安邦的初衷毕竟背道而驰,这是他仕途不遇后的无奈选择。虽然他作出了归隐山林的决定,“回归到了精神贵族的行列”,但还是难以完全摆脱失意的困扰。所以,诗酒“乘兴”中未必没有仕途“败兴”。
此诗淳朴直率,措辞朴素,鲜作修饰,脱离了六朝习气,又摆脱了当时宫廷诗的“精英”氛围,真挚而疏放,大有魏晋高风。
诗借咏隋炀帝行宫,讽谕时政。首联“此地”,即指炀帝行宫。炀帝于此玩美女、杀无辜,极尽荒淫残暴之能事。但曾几何时,一个广袤四海的美好江山,便付诸东流了。开篇以反诘句陡峭而起:“此地曾经翠辇过,浮云流水竟如何?”人言“浮云流水”转眼而逝,但不能赶上隋炀帝败亡的速度。这“竟如何”三字,尽情地嘲弄了这个昏君的迅速亡国。这种寓严肃于调侃的笔法,最为警策。
颔联转入对炀帝罪行的控诉:“香销南国美人尽,怨入东风芳草多。”此联之妙,在于实景寓意。以实景论,它是写行宫的破落、荒凉,宫内早已空无一人。从这情景中也清楚地看到了炀帝的荒淫残暴。“香销”,香销玉殒,蛾眉亡身;而且已是“南国美人尽”。为了满足一己的淫欲,搜罗尽了而且也毁灭尽了南国的美女,真是罪恶滔天。“怨入”承上句,主要写“美人”之怨。美人香销,其怨随东风入而化为芳草;芳草无涯,人怨无边。这就把抽象的感情写成了具体而真实可感的形象。如为一般郊野旅游,“东风芳草”自然不失为令人心旷神怡之景;但此处为炀帝行宫,这断瓦颓墙,芳草萋萋,却是典型的伤痍之景;这萋萋的芳草,犹含美人怨魂的幽泣。“多”字更令人毛骨悚然。
颈联写出宫所见。炀帝喜柳,当年行宫之前,隋堤之上,自是处处垂柳掩映。而此时是“残柳宫前空露叶,夕阳川上浩尽波。”“空”,空有,无人欣赏;“露叶”,露珠泛光之叶。上句以残柳“点缀”行宫,自见历史对其暴政的嘲弄;“露叶”冠以“空”字,自见诗人慨叹之情。下句,尽波浩浩,川水渺渺,空余堤柳,龙舟不在。且各冠以“残柳”和“夕阳”,给晚照之景笼上一层凄凉黯淡的色彩。这里虽无一讥讽语,却得思与景偕、物与神游之妙。
尾联回应诗题,却不是直吐胸中块垒。《乐府指迷》说:“结句须要放开,含有余不尽之意,以景语结情最好。”这“行人遥起广陵思,古渡月明闻棹歌”,就是“以景语结情”。它既切合咏“炀帝行宫”之意,又扣紧讽晚唐当世之旨。“行人”,作者自指,诗人游罢行宫,自然地想起这些广陵(即扬州)旧事──由于炀帝的荒淫残暴,激化了尖锐的阶级矛盾,末次南游,酿成全国性的农民大起义。不久隋朝即告灭亡。但诗之妙,却在于作者写得含而不露,只写诗人“遥起广陵思”的情怀;所思内容,却留待读者去想象,去咀嚼。只见诗人沉思之际,在这古渡明月之下,又传来了琅琅渔歌。作者亦不明言棹歌的内容是什么。但联系诗人“喜谈今古”、“深怨唐室”的身世,自然地使人想到屈原《渔父》中的名句:“举世皆浊兮我独清,众人皆醉兮我独醒!”“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古贤和隐者的唱答,也正是诗人此刻的心声;从而将咏古和讽今融为一体,以景语完成了诗的题旨。
此诗之可贵,在于诗人咏古别具一格,写得清新自然,娓娓动听,挹之而源不尽,咀之而味无穷。全诗共八句,句句是即景,句句含深意;景真、情长、意远,构成了此诗特有的空灵浪漫风格。
这是一首述志言怀的词。词人通过对自己日常生活的描述,表明了自己不慕名利的生活态度及淡然闲静的心境。悠游林下的闲适和禅宗的空灵境界,在作者看来,可以达到融通:经过内“碎心田”而外“一品高官”的红尘修炼,“仙”“禅”的况味一起随着乡村伴日高眠、把酒垂钓的生活油然而生,集中体现在了这首词中。
上阕描写词人的居处。词人所居之处如同世外桃源,田园十亩,百花竞放,柳条依依。于这景物中,词人的心境表露无遗,他不苟于俗,过着恬然自得的生活。下阕述写词人的日常生活。他生活是悠闲随性的:采山货,钓河鱼,畅饮美酒,睡觉睡到日上三竿。“一品高官”以下三句,词人直抒胸臆,表明自己安贫乐道,不愿过那钩心斗角的官场生活。
这首词写得平白易懂,不事雕琢。全篇信手拈来,准确妥帖地将词人自己的心境传达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