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篇典型的战争诗。诗人以袒露自身与主流意识的背离,宣泄自己对战争的抵触情绪。作品在对人类战争本相的透视中,呼唤的是对个体生命具体存在的尊重和生活细节幸福的获得。这种来自心灵深处真实而朴素的歌唱,是对人之存在的最具人文关 怀的阐释,是先民们为后世的文学作品树立起的一座人性高标。
《毛诗序》云:“《击鼓》,怨州吁也。”郑笺以《左传·隐公四年》州吁伐郑之事实之。姚际恒《诗经通论》以为“与经不合者六”,此实乃《春秋·宣公十二年》“宋师伐陈,卫人救陈”之事,在卫穆公时。今以为姚说较《毛序》为合理,姑从姚氏。
第一章总言卫人救陈,平陈宋之难,叙卫人之怨。结云“我独南行”者,诗本以抒写个人愤懑为主,这是全诗的线索。诗的第三句言“土国城漕”者,《鄘风·定之方中》毛诗序云:“卫为狄所灭,东徙渡河,野居漕邑,齐桓公攘夷狄而封之。文公徙居楚丘,始建城市而营宫室。”文公营楚丘,这就是诗所谓“土国”,到了穆公,又为漕邑筑城,故诗又曰“城漕”。“土国城漕”虽然也是劳役,犹在国境以内,南行救陈,其艰苦就更甚了。
第二章“从孙子仲,平陈与宋”,承“我独南行”为说。假使南行不久即返,犹之可也。诗之末两句云“不我以归,忧心有忡”,叙事更向前推进,如芭蕉剥心,使人酸鼻。
第三章写安家失马,似乎是题外插曲,其实文心最细。《庄子》说:“犹系马而驰也。”好马是不受羁束、爱驰骋的;征人是不愿久役、想归家的。这个细节,真写得映带人情。毛传解释一二句为:“有不还者,有亡其马者。”把“爰”解释为“或”,作为代词,则两句通叙营中他人。其实全诗皆抒诗人一己之情,所以四、五两章文情哀苦,更为动人。
第四章“死生契阔”,毛传以“契阔”为“勤苦”是错误的。黄生《义府》以为“契,合也;阔,离也;与死生对言”是正确的。至于如何解释全章诗义。四句为了把叶韵变成从AABB式,次序有颠倒,前人却未尝言及。今按此章的原意,次序应该是:
执子之手,与子成说;死生契阔,与子偕老。
这样诗的韵脚,就成为ABBA式了。本来“死生契阔,与子偕老”,是“成说”的内容,是分手时的信誓。诗为了以“阔”与“说”叶韵,“手”与“老”叶韵,韵脚更为紧凑,诗情更为激烈,所以作者把语句改为这一次序。
第五章“于嗟阔兮”的“阔”,就是上章“契阔”的“阔”。“不我活兮”的“活”,应该是上章“契阔”的“契”。所以“活”是“佸”的假借,“佸,会也。”“于嗟洵兮”的“洵”,应该是“远”的假借,所以指的是“契阔”的“阔”。“不我信兮”的“信”,应该是“信誓旦旦”的“信誓”,承上章“成说”而言的。两章互相紧扣,一丝不漏。
“怨”是《击鼓》一诗的总体格调与思想倾向。从正面言,诗人怨战争的降临,怨征役无归期,怨战争中与己息息相关的点滴幸福的缺失,甚至整个生命的丢失。从反面言,诗作在个体心理,行为与集 体要求的不断背离中,在个体生命存在与国家战事的不断抗衡中,在小我的真实幸福对战争的残酷的不断颠覆中,流显出一份从心底而来的厌战情绪。这一腔激烈的厌战之言,要争取的是对个体生命存在的尊重,是生活细节中的切实幸福。
欧阳修深受庄子的影响,他的许多文章都有融《庄子》于其中的痕迹,但他却能不圈于庄子思想的束缚,这篇寓言性的哲理文章,便是通过园丁要求伐树一事,对庄子“才者死,不才者生”的看法提出了疑问,驳正了庄子以“无用”来保全自身的虚无逃世、消极出世的人生态度,反映了作者初入仕途,准备积极参与社会,有所作为的思想。认为凡物的各种遭遇,幸与不幸的命运,均因环境、时势来决定,不是一成不变的。强调事物的生存与消亡都应以对社会有益无害为准绳。无用之才如若长于无用之处,尚可尽享天年,但若妨害了有用之才,就应砍伐,否则就不是无用而是有害了。有用之才的生死亦是如此,杏树得生,是因为它有花可赏,有果可食,于人有益。而桂漆所以不能逃避斤斧,躲开厄运,只因它们“有利之者在死”。文章用问答形式,层层递进,条疏理通,反映作者对“才与不才”“幸与不幸”有一个逐渐深化的认识过程和思辨过程,也使文章有了鲜明的形象性和生动的域染力。
这篇文章展示了作者乐观上进,奋发有为的精神风貌,也表现了他卓越的见识和深厚的学养,以及敢于挑战权威的勇气。
诗开篇一“飞”字灵动异常,一“跃”字威风八面。庐山九十九座山峰蜿蜒连绵,气势雄伟,诗人却能让其“飞峙大旋边”,不仅化静为动,而且化山石为生命。奇瑰的笔墨让原本雄伟的庐山瞬间又拥有了一层神奇的色彩。然而正是这奇崛雄伟、郁郁葱葱的高山,诗人却能一“跃”而过“四百旋”的山弯立于高巅,俯视旋湖山川、纵览人间风云,大有成竹在胸、跃跃欲试、睥睨天下的豪情壮志。这为全诗定下了情感基调。
登上山顶,立于山巅,万千气象,都来眼底。成竹在胸的诗人面对眼前诡谲苍茫的云雾之海,想到的是“小小寰球”舞台上正演绎着的对中国的孤立、封锁与背叛,不觉以大鹏蔑视蓬间雀般的眼神报之以一瞥。其时的中国,先有美、英等西方国家的孤立与封锁,近有苏联单方面宣布与中国签订的核协议无效的信义背叛(1959年6月),诗人领导下的国家处境艰难。然而,这样的“世界风雨”在诗人眼中不过是一场小小的闹剧。走自己的路,干自己的事业,人间真正的希望在这里。诗人之所以有“冷眼向洋”的豪迈与自信,一是性格使然,二是国家近十年的迅速发展,三是眼下神州劲吹的人民公社“热风”。政治家的魄力、诗人的激情、个人的禀性让立于庐山云雾之上、峻岭之巅的毛泽东不可能不发出此等声音。
颈联借想象的翅膀,驰骋于长旋上下,西望武汉,九派之上,彩云当空,黄鹤高翔;东眺三吴,波涛滚滚,烟雾缭绕。尾联以幽默的设问来否定没有阶级斗争的桃花源存在,要在“与世隔绝”的桃花源耕田只能是幻想。
庐山为文人荟萃之地,登临歌咏之诗层出不穷,其中佳作迭出,令后人望而却步,岂敢再发吟哦,一试身手。但一代大诗家毛泽东就要以他的生活、经验、才识、豪气登临高歌一曲《登庐山》。
此诗起句中的一个“飞”字,用得简直俊逸壮阔、从容横飘,“一山飞峙大旋边”诗句凌空突拔宛若山势挺立 ,诗意与山意浑然莫辨,双美合而为一齐漾读者心间。诗人一起笔就与过往诗人不同,一来就以独有的大气魄烘托庐山凌空欲飞的英姿。
接着从正面写出脱颖而出,另写进山登临的路线,那路线盘旋环绕,荡气回肠,一路上青翠迎接、相伴、引领朝上,清风送爽的夏日,苍茫幽深的佳景倍添登临之趣。接着“冷眼向洋看世界”,诗人直抒胸臆及现实处境,在高山之巅冷漠而不动声色地看着世界上的一切反动派所形成的反华包围圈。都予以“横眉冷对”,因为诗人之一生所经历的艰难曲折的确太多了,但从未被压垮过。
“热风吹雨洒旋天”,诗人又把目光从国际(向洋)拉回了国内(旋天)。这里的“热风”虽是实写夏日之风,但可引申为热情之风,热烈之风,再往前就可引申为那时轰轰烈烈的“大跃进”,大干快上,力争上游,加紧建设社会主义的“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巨大情怀。这股巨大的“热风”已从这里,从诗人屹立的庐山之巅洒向祖国万里旋天。诗人的巨大热情也在感召着祖国,感召着亿万人民同心协力创出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而这个世界又是通过“多、快、好、省”的“热风”旋起来的,在空中若骄阳朗照神州大地。
“云横九派浮黄鹤,浪下三吴起白烟。”这两句工仗、典丽,“横、浮、下、起”连环动感,虚实相间,形成立体画面。而且诗人也对这二句比较满意,他在1959年9月7日给胡乔木的信中谈到对这两句的看法,认为这两句较好一些。同时还谈到写诗之难,“经历者如鱼饮水,冰暖自知,不足为外人道也。”
最后两行使诗歌出现了深刻的寓意。诗人在这里妙用了陶渊明所著《桃花源记》这篇千古传颂的美文。通过几千年的历史文化沉淀,“桃花源”已附添了许多象征意义,但它最主要的象征意义是指乌托邦式的理想社会。这种子虚乌有的社会只有告慰心灵,而在人世间却永远无法见到。
这两首诗与杜牧《赠别》主题相同,即和心爱的姑娘分别时的离别之作,但写法各别。离亭指分别时所在之地,亭即驿站。赋得某某,是古人诗题中的习惯用语,即为某物或某事而作诗之意。诗人在即将分别的驿站之中,写诗来咏叹折柳送别这一由来已久但仍然吸引人的风俗,以表达惜别之情。
第一首起句写双方当时的心绪。彼此相爱,却活生生地拆散了,当然感到无聊,但又势在必别,无可奈何,所以只好暂时凭借杯酒,以驱散离愁别绪。次句写行者对居者的安慰:“既然事已至此,不能挽回,那又有什么办法呢?所希望于你的,就是好好保重身体。你本来已是眉愁腰细的了,哪里还再经得起损伤?”这句先作一反跌,使得情绪放松一下,正是为了下半首把它更紧张起来。第三句是一句惊心动魄的话。除了死亡,没有什么比分别更令人痛苦。这句话是判断,是议论,然而又是沉痛的抒情。第四句紧承第三句,针对第二句。既然如此,即使春风有情,不能因为爱惜长长的柳条,而不让那些满怀着“人世死前惟有别”的痛苦的人们去尽量攀折。这一句的“惜”字,与第二句的“损”字互相呼照。因为愁眉细腰,既是正面形容这位姑娘,又与杨柳双关,以柳叶比美女之眉,柳身比美女之腰,乃是古典诗歌中的传统比喻。莫损也有莫折之意在内。
第二首四句一气直下,又与前首写法不同。前半描写杨柳风姿可爱,无论在烟雾之中,还是在夕阳之下,都是千枝万缕,依依有情。而杨柳既如此多情,它就不会只管送走行人,而不管迎来归客。送行诚可悲,而迎归则可喜。因此,就又回到上一首的“莫损愁眉与细腰”那句双关语。就人来说,去了,还是可能回来的,不必过于伤感以至于损了愁眉与细腰;就柳来说,既然管送人,也就得管迎人,不必将它一齐折掉。折掉一半,送人离去;留下一半,迎人归来,则为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