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维和裴迪是知交,早年一同住在终南山,常相唱和,以后,两人又在辋川山庄“浮舟往来,弹琴赋诗,啸咏终日”(《旧唐书·王维传》)。新昌里在长安城内。吕逸人即吕姓隐士,事迹未详。这首诗极赞吕逸人闭户著书的隐居生活,显示了作者艳羡“绝风尘”的情怀。
“桃源一向绝风尘,柳市南头访隐沦。”借陶渊明《桃花源记》中的桃花源,比况吕逸人的住处,着一虚笔。于长安柳市之南寻访吕逸人,跟一实笔。一虚一实,既写出吕逸人长期“绝风尘”的超俗气节,又显示了作者倾慕向往的隐逸之思。
“到门不敢题鸟,看访何须问主人。”访人不遇,本有无限懊恼,然而诗人却不说,反而拉出历史故事来继续说明对吕逸人的仰慕之情,可见其寻逸之心的诚笃真挚。“凡鸟”是“凤”字的分写。据《世说新语·简傲》记载,三国魏时的嵇康和吕安是莫逆之交,一次,吕安访嵇康未遇,康兄嵇喜出迎,吕安于门上题“凤”字而去,这是嘲讽嵇喜是“凡鸟”。王维“到门不敢题凡鸟”,则是表示对吕逸人的尊敬。“看访”事见《晋书·王羲之传》。王羲之之子王徽之闻吴中某家有好访,坐车直造其门观访,“讽啸良久”。而此诗“何须问主人”是活用典故,表示即使没有遇见主人,看看他的幽雅居处,也会使人产生高山仰止之情。
上一联借用典故,来表示对吕逸人的敬仰,是虚写。“城上青山如屋里,东家流水入西邻”,写吕逸人居所的环境,是实写。“城上”,一作“城外”。“青山如屋里”,生动地点明吕逸人居所出门即见山,暗示与尘市远离;流水经过东家流入西邻,可以想见吕逸人居所附近流水淙淙,环境清幽,真是一个依山傍水的绝妙境地。青山妩媚,流水多情。两句环境描写,一则照应开篇的绝风尘,二则抒写了隐逸生活的情趣。
“闭户著书多岁月,种松皆老作龙鳞。”最后从正面写隐逸。吕逸人无求于功名,不碌碌于尘世,长时间闭户著书,是真隐士而不是走“终南捷径”的假隐士,这就更为诗人所崇尚。松皮作龙鳞,标志手种松树已老,说明时间之长,显示吕逸人隐居之志的坚贞和持久,“龙鳞”给“多岁月”作补充,并照应开头的“一向绝风尘”,全诗结构严谨完整。
这首诗,句句流露出对吕逸人的钦羡之情,以至青山、流水、松树,都为诗人所爱慕,充分表现了诗人归隐皈依的情思。描写中虚实结合,有上下句虚实相间的,也有上下联虚实相对的,笔姿灵活,变化多端,既不空泛,又不呆滞,颇有情味。
《玉京秋》为周密自度曲,词咏调名本意。音韵谐美,别具声情,值得治词乐者重视。
“何处合成愁,离人心上秋”(吴文英《唐多令》),知秋之为秋者,莫若游子羁客。刘禹锡《秋风引》所云:“何处秋风至……孤客最先闻。”亦同此意。玉京,长安,并指首都临安。词人独客杭州,西风又至,心绪黯然,遂琢此词,以写其悒郁之怀。
上片以景起意。“烟水阔”三字,起得高健。将一派水天空阔、苍茫无际的寥廓景象,尽收笔底,为读者展示了一幅广阔的背景。接下“高林”、“晚蜩”二句,一写目见,一写耳闻。寓情于景,境殊依黯。“弄”字是拟人的笔法,将落日的余晖依偎着树梢缓缓西沉之情态,表现得十分生动。好像是在哀伤白昼的隐没和依恋这逝水的年华似的。物与我,审美的主体与客体,就这样交融在一起了。草窗词工于炼字,即此可见一端了。“蜩”即蝉。寒蝉凄切,哀音似诉,与烟水残阳相映衬,便觉秋意满纸、秋声欲活了。
“碧砧度韵,银床飘叶”,意工句稳,是声色兼胜之笔。砧,指捣衣之石。因其漂没绿水之中,故冠以“碧”字美称之。因物赋形,便觉新而不怪。“度韵”,指有节奏的捣衣声响,荡漾水际,富有韵律的美感。“银床”,白石砌成的井栏。“银”谓石之白,与碧砧相对,用字殊炼,刷色尤为韶蒨。
“衣湿桐阴露冷,采凉花,时赋秋雪。”俨然一幅秋宵觅句图画。衣湿、露冷,言伫立之久。秋雪,芦花也,即所采之凉花。湿、冷、凉诸字,皆写人之感受,复笔描摹,愈见心绪之凄苦。以上种种描写,只在烘托环境。“叹轻别”以下三句,才点出心事。却又轻叩即止,不作更多的剖露。用笔吞吐,欲落不落,正是婉约派词人家数。“砌蛩”,指蟋蟀,鸣于秋间,其音凄切,能动客子之乡思。草窗用在歇拍处,上承“幽事”,不必说明,意已反透。
过片“客思吟商还怯”,紧承“砌蛩”,是将词人的乡思与秋虫的清吟打并一起的手法。“怯”字很有力度。“不意道苦辛,客子常畏人”。(韦应物《鹧鸪诗》)此其所以“怯”欤?“怨歌长,琼壶暗缺”二句进一步抒写恨情。“怨歌”,相思之歌也,仍从虫声引出。梁简文《筝赋》:“奏相思而不见,吟夜月而怨歌。”为其所本。周邦彦《浪淘沙慢》:“怨歌永、琼壶敲尽缺。”用写别情。唾壶击缺,本王敦事。敦咏“老骥伏枥”以铁如意击节而唾壶尽缺。草窗融化而出之,换一“暗”字,便有翻新之妙。陈廷焯所言:一‘暗’字,其恨在骨。”是也。“翠扇”、“红衣”宕开一层,转写外景。许浑《秋晚云阳驿西亭莲池诗》:“烟开翠扇清风晓,水乏红衣白露秋。”写盛开之秋荷。此处则“恩疏”、“香褪”,写败残的莲花。入耳之秋虫,尽成怨曲;入目之秋花,并作愁容,这凄凉况味的确是够折磨人的了。“翻成消歇”者,兼此二者而言,是并上述唧唧之秋虫与枯荷败叶也都荡涤一尽。这是深秋的光景了,其搅动人的乡愁也愈益浓重。“玉骨”二句,托体甚高。谭献云:“南渡词境高处,往往出于清真。‘玉骨’二句,髀肉之叹。”(《潭评词辨》)“髀肉复生”,是刘备慨叹岁月蹉跎、功业不立之言,语出《三国志》。草窗用此,意涉多重:“玉骨瘦来无一把”李商隐《赠四同舍诗》),用指体瘦。而“闲却”云云,则是功名未立之叹。而托辞微婉,寄兴遥深,此其所以为高。结拍二句“楚箫咽,谁寄西楼淡月”,是以远处的箫声,来唤醒词人的沉思,来衬托游子的孤寂。是谁在西楼的淡月中,吹奏呜咽的洞箫呢?以动映静,益增凄然之感。不唯切合题面,尤有兴象空灵,风致超诣之妙。陈廷焯云:“此词精金百炼,既雄秀,又婉雅。”推许备至,可见其影响之深远。
头两句是说,11年前被贬于4000里外的永州,此时终于回来了,语含喜悦,也有感慨。后两句借用景物来描写回京路上的欢快心情。春光,鲜花,是实景,但也是作者心理状态的反映。这样借景抒情比直接叙述更加生动,真切。末句“处处新”三字用得精当,值得好好体味。
“十一年前南渡客,四千里外北归人”。这里看来是对事实的描述,其实精炼地概括了诗人复杂和激动的情感。其中包含着他对当年遭受贬斥的愤懑,对长期放逐生活的回忆,以及重回长安时的激动心情。交集的百感凝聚在诗句的朴素描绘之中,增强了抒情力量。
“诏书”使他伴随着温暖的春天一同回到长安来,路上的景物明媚喜人。“诏书许逐阳和至,驿路开花处处新”,朝廷诏返京城,又是红这阳春季节,驿路上花开簇簇,既清新又温暖,此时面对此景,再有一步就可迈入长安东城门的诗人不能不深感激动、喜悦,激动、喜悦而不明说,仅用“处处新”三字来见意,便胜过了万语千言。因此“驿路开花处处新”,这是诗人自己精神状态的写照,反映出诗人的愉快心情和愿望。这是写花,更是写人,是将人的情意寄托于花,又由花来表人之情意,含蓄蕴藉而不失自然流转,堪称得体。
然而儒法两条路线的斗争是不可调和的,事实上,顽固保守势力并没有放松对他的打击,他回到长安后所得到的却是再一次贬逐。所以,诗篇在抒发他的战斗理想的同时,也表现出他对大地主顽固派的反动本质缺乏认识,对顽固派头子唐宪宗始终存有幻想,反映出诗人自己的阶级局限性。
文章开头先交待了子产写这封信的背景。当时晋国为盟主,范宣子(士匄)为中军将,主持晋国政事。在范宣子执政时,加重征收诸侯对晋国贡献的财物。郑国也以此为患。公元前549年2月,郑简公到晋国朝会,郑大夫子西陪同前往,子产让子西捎带书信,以劝告范宣子。
信的开头故作危激之论:“您治理晋国,四邻的诸侯没有听说您有什么美德,只听到了您加重了各国缴纳的贡物,我对此感到困惑不解。”子产作为小国的大夫。写信给盟主国的执政竟然如此不客气,指出范宣子执政时“不闻令德”,“而闻重币”,这的确是振聋发聩之言。子产故作惊人之语,以期引起范宣子的重视。
子产在信中说:“我听说君子领导国家和家族的,不是担心没有财物,而是担心没有美好的声誉。如果把诸侯的财物都集中到晋国的王室,那么诸侯就会对晋国产生二心。假如您私自占有,晋国的人民就会离心。诸侯有了二心,晋国的盟主地位就会动摇;晋国人民不信任您,您也不能保家。不要再执迷不悟,要这些财物也没有什么用。”子产从“令德”推出“令名”,点出这篇文章的主旨:“君子长(掌)国家者,非无贿之患,而无令名之难。”称霸的大国压榨势力范围内的小国,是春秋时代的一种暴政,它必然引起国家间的冲突,子产警告范宣子,压榨过重,将使诸侯不满,人民离心,从而产生严重的后果:“诸侯贰,则晋国坏;晋国贰,则子之家坏。”范宣子将处于既不能保国又不能卫家的境地。如果家破人亡,钱财这些身外之物就没有用了。既然贪敛财物危害甚大,就不要再一意孤行了。
子产继续写道:“好的声誉,是传播美德的车子;美德,是国家和家族的基础。有了牢固的基础,国家才不会崩溃。还是努力追求美德吧!在位者有美德,人民就快乐,人民快乐,国家就能保持长久。《诗经》中说:‘君子乐和有德,就能奠定国家的基础。’这就是因为有美德啊!《诗经》中又说:‘上天看着你,你不要三心二意。’这就是有美名啊!用宽宥谅解的精神来发扬美德,那么好的名声就能像车载一样传播,因此远方的人来归附,近处的人安居。您是宁可让人家说‘您实在是养活了我,’还是说‘您榨取我的血汗来养活您自己’。大象因为有了象牙而毁了自己,这是因为象牙值钱的缘故。”
子产这一席话酣畅淋漓,进一步阐发了“令名”与“令德”的作用,从“令名”又推回“令德”,反复阐述,不惮其烦。他说,美名是装载美德的工具,美德则是国家的基础。国家依靠这个基础才不致崩溃。在位的执政者如发扬美德,就会声名远播,“远至迩安”。子产认为,具有美德的人绝不会贪重币帛,他尖锐的指出:“毋宁使人谓子,子实生我,而谓子浚我以生乎?”究竟让诸侯国由于盟主采取宽厚政策而心怀感激,还是让诸侯国受尽压榨而心怀怨恨,从而动摇晋国的盟主地位。不言而喻,聪明的执政者一定会采取前一种政策。子产最后用大象因为自己的牙齿贵重而给自身招来祸患的比喻,警告范宣子:不要因为采取贪重币帛的短视政策而给晋国带来灾难。
子产的信收到了效果,范宣子看了信以后很高兴,于是就减轻了诸侯的贡品。
子产致范宣子的这封信立意高远,持论正大,信中虽有危激之语,但并非危言耸听。子产站在为晋国和范宣子个人谋划的立场上,指出国家和家族赖以存亡的道德基础,并为范宣子描绘了一幅道德基础崩溃后国亡家败的图景,不由范宣子不信服。“夫诸侯之贿聚于公室,则诸侯贰;若吾子赖之,则晋国贰。诸侯贰,则晋国坏;晋国贰,则子之家坏!何没没也!将焉用贿?”文笔矫捷雄健,如江河奔流,势不可遏,具有震人心魄的力量。
子产的信中还巧妙设喻,以加强自己的论点。如“夫令名,德之舆也;德,国家之基也。”将声誉比喻成装载美德的车子,将美德比喻成国家大厦的基石,既形象生动,又深化了文章的内涵。其“象有齿以焚其身”的比喻,更是紧紧扣住文章的主题,阐明了君子为政不能贪贿,贪贿只能招来祸患的深刻道理。子产信中还恰当地引用了《诗经》中的语言,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和良好的艺术效果。
子产的这封信中,还采用了对比的写法,使文章更加生动有力。整篇文章都以对比的手法阐明“重币”与“轻币”的不同后果,说明“令名”与“令德”的关系,以印证“重币”之害。写“重币”处,作危激语;写“德名”处,作赞叹语,层次井然,褒贬分明。信中“毋宁使人谓子,子实生我,而谓子浚我以生乎?”对比强烈,令人警醒。
子产这封书信,虽然持论堂堂正正,但由于注意引文长短交替,顿挫有致,并多方设喻对比,援引《诗经》,所以丝毫不使人感到枯燥和说教的气味。子产以其严密的推理和精警的语言使范宣子倾心受谏,减轻了各诸侯国的负担。《子产告范宣子轻币》堪称是先秦书信散文的代表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