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名世是位史学家,他很得了司马迁《史记》笔法中那种神气逸韵的影响,他的文章结构既严谨,而行文又富于变化,莫窥行止,意蕴深远,即使在书信中也一样。
这篇散文开篇先交代作书目的,是要余生约僧人犁支来核实桂王政权的一些史料,却以自己无缘相见说起。犁支原是永历帝时的宦官,曾与人言及在桂王身边时的一些见闻,作者立即载笔以往,却未得见面,只好请余生记录下这些回忆并寄给自己,以之与多方访求才购得的《滇黔纪闻》一书对照比较,发现有不少出入,于是才写了这封信。文字虽不多,却将有关过程写得层次迭转而又清晰如画。
文章的第二段,阐叙编写南明史的意义。戴名世所处的年代,是清王朝已经大致稳固了它的统治,而同时又依旧严酷镇压汉族人民反清活动的时期,是否承认南明历史,实质上是否承认清政权的合法性与正统性问题。作者认为南明政权的历史意义并不低于蜀汉和崖州的南宋政权。但由于严酷的文字禁锢,除山野遗民中可能会留下一些极简略的记载外,载于文字的史料实在太少,且又散于遗民隐士中极难寻得,何况这有限的载记还未能刊刻成书,乏于流传,“不久而已荡为清风,化为冷灰”。随着坚持抗清的遗民旧臣相继而亡,南明政权的史实也必将很快湮没无闻,“岂不可叹也哉!”
文章第三段接上写搜集南明史料的种种艰难及自己的抱负。他公然称明祚为三百年,感叹“终明之末三百年无史”,已有的一些记载明史的书又“缺略不详,毁誉失实”。有感于世无司马迁、班固那样的史学家,于是慨然以修明史为己任。但自己一生又穷困潦倒,根本无力来搜集史料。再者,明亡之前的史书都未修成,就更不用说记载南明历史的史书了。翰林院虽曾广购旧书,但虑及自身安危,不但地方长官汰去涉及明清之际史实的著作,老百姓也不敢交出。这种情况下,要修一部完整的明史,实在是难乎其难了。文章至此,自然地便折回到作书的主旨上来,所以第四部分重申自己志愿与决心,强调自己游历少、闻见寡、交游不广,于修史极为不利,因而希望余生能召犁支来“面议其事”,情辞恳切,委婉动人。又回护照应了前文,包裹得十分严密。
文章层层推进,环环相扣,愈入愈深。而又首尾圆合,显得极有法度。这些特点也影响及于语言表达,如第一段叙两份史料的异同,笫二段叙修明史的意义,第三段叙面临的种种困难,都层次迭转、条理清晰又简洁明了、气韵生动,极富节奏感。更加善用曲笔,如“近日方宽文字之禁,而天下所以避忌讳者万端”;如“所谓存什一于千百,而其书未出”;如“但自神宗晚节事涉边疆者,民间汰去不以上”等等,都用貌似乎和之语,极深刻地揭露了清王朝文字狱的酷烈。
诗分三段,每段八句。第一段写古时进贡荔枝事。历史上把荔枝作为贡品,最著名的是汉和帝永元年间及唐玄宗天宝年间。“十里”四句,写汉和帝时,朝廷令交州进献荔枝,在短途内置驿站以便飞快地运送,使送荔枝的人累死摔死在路上的不计其数。“飞车”四句,写唐玄宗时令四川进献荔枝,派飞骑送来,到长安时,还是新鲜得如刚采下来一样,朝廷为了博杨贵妃开口一笑,不顾为此而死去多少人。这一段,抓住荔枝一日色变,二日香变,三日味变的特点,在运输要求快捷上做文章,指出朝廷为饱口福而草菅人命。这一点,杜牧《过华清宫绝句》“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已作了描写,苏诗中“知是荔支龙眼来”、“宫中美人一破颜”句就是从杜牧诗中化出。但杜牧诗精警,苏诗用赋体,坐实了说,博大雄深,二者各有不同。
“永元”起八句是第二段,转入议论感慨。诗人以无比愤慨的心情,批判统治者的荒淫无耻,诛伐李林甫之类,媚上取宠,百姓恨之入骨,愿生吃其肉;感叹朝廷中少了像唐羌那样敢于直谏的名臣。于是,他想到,宁愿上天不要生出这类可口的珍品,使得百姓不堪负担,只要风调雨顺,人们能吃饱穿暖就行了。这段布局很巧,“永元”句总结第一段前四句汉贡荔枝事,“天宝”句总结后四句唐贡荔枝事,“至今”句就唐事发议论,“无人”句就汉事发议论,互为交叉,错合参差,然后用“我愿”四句作总束,承前启后。
“君不见”起八句是第三段,写近时事。由古时的奸臣,诗人想到了近时的奸臣;由古时戕害百姓的荔枝,诗人想到了近时戕害百姓的各种贡品。诗便进一步引申上述的感叹,举现实来证明,先说了武夷茶,又说了洛阳牡丹花。这段对统治者的鞭挞与第一、二段意旨相同,但由于说的是眼前事,所以批判得很有分寸。诗指责奸臣而不指责皇帝,是诗家为尊者讳的传统。就像杜甫《北征》“不闻夏殷衰,中自诛褒妲”,写安史之乱而为玄宗开释;李白《巴陵送贾舍人》“圣主恩深汉文帝,怜君不遣到长沙”,写才士被贬,反说皇帝大度。苏轼在这里用的也是这种“春秋笔法”,很显然,他不仅反对佞臣媚上,对皇帝接受佞臣的进贡,开上行下效之风,使百姓蒙受苦难,他也是十分不满的。这一段,如奇军突起,忽然完全撇开诗所吟咏的荔枝,杂取眼前事,随手挥洒,开拓广泛,且写得波折分明,令人应接不暇。而诗人胸中郁勃之气,一泻而出,出没开阖,极似杜诗。
全诗有叙有议,不为题囿,带有诗史的性质,因此清方东树等的赞誉。
《夜夜曲》,乐府杂曲歌辞的一种,它的创始人便是沈约。《乐府解题》云:“《夜夜曲》,伤独处也。”沈作有二首,皆写同样的主题。此为第一首,写空房独处的凄凉况味尤为具体而细致。
此诗共八句,可分前后两段,段各四句。每段开头二句均用对偶,结尾二句以白描手法抒写思妇惆怅自怜的内心感情。从前段到后段,思妇的感情有发展,有变化,直至结尾,形成一个高潮。
诗歌的开头两句借银河和北斗方位的变化来暗示时间的流逝。“河汉纵且横,北斗横复直”,写思妇长夜不眠,观看天空景象。诗人在这两句诗中交错使用了“纵”、“横”、“直”三个动词,忽纵忽横忽直,使人仿佛看到银河纵横穿流、星斗横竖移动的情景。诗中虽未直截写人,而人物的神情自可令人想见。古诗中用星辰位置的变易反衬思妇感情的愁苦,例子甚多。如《古诗十九首》云:“明月皎皎光,促织鸣东壁。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又云:“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纤纤擢素手,札札弄机杼。”前人皆以为本之于《诗经·小雅·大东》,如《文选》李善注“河汉女”云:“《毛诗》曰:‘维天有汉,监亦有光。跂彼织女,终日七襄。虽则七襄,不成报章。’毛苌曰:‘河汉,天河也。’”观沈约此诗,当系近承《古诗十九首》,远绍《诗经》之《大东》,当然在具体描写上也有所不同。它开头二句说银河由纵到横,北斗由横到直,通过写景显示了时间的迁延。用一句通俗的话说,便是斗转星移,时间已过了很长。在此漫漫长夜,思妇耿耿不寐,心中必有所想,于是诗人借她的口吻说道:“星汉空如此,宁知心有忆?”星汉本为无知无情之客体,怨它何来?这种写法便是古人所常说的“无理而妙”。仿佛在说:银河啊,你空自流转;北斗星啊,你徒然横斜,你们怎知我心中在想念一个人?接下去二句写思妇因星汉移动、时光流逝而起的惆怅心情。“星汉”句总括上文又作一顿挫,着一“空”字,似乎把前面铺排的两句一下子推倒,令人感到不可思议。“宁知”句把思妇胸中的一股怨气,喷薄而出,着一“宁”字,与前面的“空”字紧相呼应,把人物的感情引向内心深处。二句全系脱口而出,声情毕肖,确有如闻其声,如见其人的效果。
如果说前半段以天空之景烘托思妇孤栖之苦,那么后半段则转而以室内之景映衬人物独处无聊的心态。诗人的笔锋由夜空转入闺房。空房之内,一盎孤灯,半明不灭,那暗淡的灯光,正象征着思妇的情怀。她孤独难耐,于是不管天寒地冻,踏起织机,织起布来。在这里,诗人没有照搬《诗经》与古诗,光写天上织女,而是将天上移到人间,写思妇亲理寒机。因此使人读来,更富有现实感。从对偶方面讲,这一联比前一联更为精当。因为前一联并列两件性质相近的事物,其弊如后人评价近体诗时所说的“合掌”。而这一联则意不相重,且层层推进,前句说灯不明,是在深夜;后句说晓犹织,则已到天亮了。从深夜到天明,思妇由独守孤灯到亲理寒机,层次鲜明,动作清晰,恰到好处地表现了她的孤独之感。
结尾二句,承上文而来。思妇彻夜未眠,所忆之人缥缈无踪,眼望孤灯,手理寒机,心中分外凄苦,于是她情不自禁地哭了。尽管泪流不已,也没有人同情她,她不能向人诉说单身独处的苦闷。她只有哀哀自伤,徒然叹息。结句“鸡鸣”二字,紧扣上句的“晓”字,而“徒”字又与前段的“空”字遥相照映。此刻女主人翁的孤独之感已达到了顶点,天上的星汉也好,自己的忆念与叹息也好,一切的一切,都是空幻而徒然的。她只有默默地流泪,独自咀嚼着悲伤。听到鸡叫的声音,她不由发出长长的叹息。
这首诗通过叙述一个农民采取地黄,向富家换取马料以饱饥肠的情节,深刻地反映了农民在灾荒年头,连牛马食都吃不上的悲惨遭遇,有力地抨击了豪门大户对农民剥削的残酷性。
诗题是“采地黄者”,为何去采地黄,是因为天灾所致,所以诗开首一联写道:“麦死春不雨,禾损秋早霜。”交代了全诗的背景。庄稼一年两季,春日没雨,夏粮绝收;秋天又降早霜,秋粮减收。这样,农民的生活自然就很成问题了。紧接着第二、三两联便对农民生活景况作了交代:入冬后农民便断了口粮,为了活命,只得冒着风寒到荒郊野外去采挖地黄,希图借以度过饥荒。第四联“凌晨荷锄去,薄暮不盈筐”写农民采地黄之不易。以上四联为第一部分,中心就是写了为度荒采地黄。
后六句叙写卖地黄的情形。采了地黄卖与富家白面郎。那卖地黄者对“白面郎”求告的几句话,颇为凄切动人。辛苦一整天采得不满一筐的劳动成果,只敢说给朱门人家拿去喂马。可以想见,这位可怜的农民忍饥挨冻在荒野采了一天地黄,可能连点像样的干粮也没吃上。也许他家中还有老小,都等他卖了地黄换回粮食下锅。那不足一筐的地黄,他哪敢说卖多少钱呢,只是央告说:“愿易马残粟,救此苦饥肠。”只要能换回一点儿马吃剩的玉米、高粱之类,也就心满意足了。其可怜之状跃然纸上。
诗人用平平淡淡的语言叙述,通过贫苦农民采集地黄以换取马饲料这一细节描写,表达了诗人对封建社会贫富悬殊的不平等现象的痛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