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紧扣诗题中的“留”字,借留客于春山之中,描绘了一幅意境清幽的山水画。
首句“山光物态弄春辉”,写出了留客的前提条件——山中万物都在春天的阳光下争奇斗艳,呈现着一派醉人的美景。一个“弄”字出神入化,给山中景物赋予了人的性格,描绘了万物朝气蓬勃的盎然生机。全诗正面描写山景只有这一句诗。因为只有一句,所以诗人就不去描绘一泉一石,一花一木,而是从整体入手,着力表现春山的整个面貌,从万象更新的气象中,渲染出满目生机、引人入胜的意境。因为只有把这一句写得很浓,而且先声夺人,形成一种压倒的优势,“留”才有意义,客人所担心的问题才显得无足轻重。
次句“莫为轻阴便拟归”,是诗人对客人的劝留之辞,恰值游兴正浓之际,天空中忽然浮过一片“轻阴”,大有大雨将至之势,这是令客人游兴顿减的惟一客观原因,暗示了客人主观上并非不恋山景的心灵信息。次句与首句紧密相关。由于第一句蕴含丰富,很有分量,第二句虽然是否定了客人的想法,但却显得顺流而下,毫不费力。
最后两句“纵使晴明无雨色,入云深处亦沾衣”,采取以退为进、欲擒故纵的笔法,进一步劝慰客人既来之,则安之,不要错过美好春光,涉涉前行。因为客人怕“轻阴”致雨、淋湿衣服,诗人就婉曲地假设了一个晴天游春的问题——在晴天中,因为春季雨水充足,云深雾锁的山中也会水汽蒙蒙,行走在草木掩映的山径上,衣服和鞋子同样会被露水和雾汽打湿的。这也就是说,雨天游山,要“沾衣”;晴天游山,也要“沾衣”,“沾衣”是春日游山无法避免的问题,从某一角度说,这又是春日游山的一大乐趣,那么,就不必为一片“轻阴”而踯躅不前。
这两句不只是消极地解除客人的疑虑,而是巧妙地以委婉的方式,用那令人神往的意境,积极地去诱导、去点燃客人心中要欣赏春山美景的火种。
这首诗的意境异常清幽,还表现在隽永的哲理启迪上。它告诉人们:事物是复杂的,不应片面地看问题,对待困难也是如此。在人们前进的道路上,要正视困难,勇往直前,“莫为轻阴便拟归”;在克服困难中迎来的美景,才更加赏心悦目,其乐无穷。正由于诗中含义丰富而深刻,所以,这首诗与同类登山春游诗相比就更别具一番悠然不尽的韵味。
唐代边塞诗以表现征戍生活的艰险和将士思乡的哀怨为多。即使一些著名的豪唱,也不免夹杂危苦之词或悲凉的情绪。但读到李益这篇塞上之作,感觉便很不同,一下子就会被那天地空阔、人欢马叫的壮丽图景吸引住。它在表现将士生活的满怀豪情和反映西北风光的壮丽动人方面,是比较突出的。
诗句中的“蕃州”乃泛指西北边地(唐时另有蕃州,治所在今广西宜山县西,与黄河不属),“蕃州部落”则指驻守在黄河河套(“黄河曲”)一带的边防部队。军中将士过着“岁岁金河复玉关,朝朝马策与刀环”的生活,十分艰苦,但又被磨炼得十分坚强骁勇。首句只夸他们“能结束”,即善于戎装打扮。作者通过对将士们英姿飒爽的外形描写,示意读者其善战已不言而喻,所以下句写“驰猎”,不复言“能”而读者自可神会了。
军中驰猎,不比王公们佚游田乐,乃是一种常规的军事训练。健儿们乐此不疲,早晚都在操练,作好随时迎敌的准备。正是“为报如今都护雄,匈奴且莫下云中”(同组诗其四)。“朝暮驰猎黄河曲”的行动,表现出健儿们慷慨激昂、为国献身的精神和决胜信念,句中饱含作者对他们的赞美。这两句着重刻画人物和人物的精神风貌,后两句则展现人物活动的辽阔背景。西北高原的景色是这样壮丽:天高云淡,大雁群飞,歌声飘荡在广袤的原野上,马群在绿草地撒欢奔跑,是一片生气蓬勃的气象。
征人们唱的“燕歌”,有人说就是《燕歌行》的曲调。目送远去的飞雁,歌声里诚然有北国战士对家乡的深切怀念。然而,飞鸿望断而“燕歌未断”,这开怀放歌中,也未尝不包含歌唱者对边地的热爱和自豪情怀。如果说这一点在三句中表现尚不明显,那么读末句就毫无疑义了。
“牧马群嘶边草绿”。在赞美西北边地景色的诗句中,它几乎可与“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奇句媲美。“风吹草低”句是写高原秋色,所以更见苍凉;而“牧马群嘶”句是写高原之春,所以有油然生意。“绿”字下得绝佳。
因三、四对结,上曰“塞鸿飞”,下对以“边草绿”,可见“绿”字是动词化了。它不尽然是一片绿油油的草色,而且写出了“离离原上草”由枯转荣的变化,暗示春天不知不觉又回到草原上。这与后来脍炙人口的王安石的名句“春风又绿江南岸”,都以用“绿”字见胜。在江南,春回大地,是啼鸟唤来的。而塞北的春天,则由马群的欢嘶来迎接。“边草绿”与“牧马群嘶”连文,意味尤长;似乎由于马嘶,边草才绿得更为可爱。诗所表现的壮美豪情是十分可贵的。
这组诗作于清道光十九年己亥(1839年)。这年龚自珍辞官,由北京南返杭州,后又北上接取家属,在南北往返的途中,他看着祖国的大好河山,目睹生活在苦难中的人民,不禁触景生情,思绪万千,即兴写下了一首又一首诗,于是诞生了《己亥杂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