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从题前落笔,先写洛竹之利,养竹之艰,竹林之美,主人之好客,言简意赅,生动而具体地展现了洛阳竹林既有巨大的经济价值,又有极高的观赏价值。这就为“戕竹”——一场灾难的到来,作了有力的铺垫和反衬。
第二段正面写“戕竹”。先点时间:“壬申之秋”,即明道元年秋天。接着就写大砍大伐。“人吏”四句,句式由长而短,由散而整,用辞斩截,音节急促,将“戕竹”的来势之猛,行动之快,渲染得令人难以喘息。“人吏”之所以有如此来头,原来是“守都”有令。如此层层邀功,个个卖力,不几天,“樊圃棋错”的竹林,便变成处处“地榛园秃”。而百姓却没有一丝吝惜之情流露于颜面,确实耐人寻味。再接下去就是表现百姓的可怜、可悲,因为他们不仅在物质上作了惨重而无益的牺牲,而且在感情上还遭到一番极大的欺骗和愚弄,则吏之可恨,自在言外。“下亡有啬色少见于颜间者, 由是知其民之急上”,实在是意味深长的一笔。
作者写过“戕竹”之后,引古证今,加以议论,这就是文章的最后一节。首先指出“伐山林,纳材苇”的目的是“以经于用”。在这个前提之下,地方“不供谓之畔废”,但是,官府若不按一定时间采伐聚敛,则“谓之暴殄”,更何况不“经于用”呢!宋朝疆域辽阔,年年赋敛之物积聚甚多,而仁宗亦无大建宫室园囿的奢侈之心,所以朝廷长期积压的各种材料,无不听其朽烂。但是尽管如此,只要有一点意外情况,还是一不问是否需要,需要多少;二不问时间是否合适,便打着“与公上急病”的旗号,层层加码 ,敛取无度,“不竭不止”,结果所取又超过所需,自然又是堆积腐烂。“《书》不云”两句,以正面的教诲之词,婉转而尖锐地批评了上述行为,恰恰是以“无益”于民之举(戕竹),害于民有益之物(洛竹),无“节用爱人”之心显而易见。由记事而评论,最后上升到为官之道。至此,事已记过,理也说透,文章似乎可以结束了,可作者又再加生发——“推类而广之,则竹事犹末”。奇峰突起,境界大开。原来“戕竹”一事,只不过是用以折射大千世界的一面小小的镜子。大千世界,古往今来,还有无数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戕竹”之事。点睛结穴,戛然而止,是所谓实处还虚。
文章在艺术手法上采用了前叙后议的方式,前两段铺叙,笔力简明、清晰。由于第一段的美与第二段的丑的对照,则后一段议论,笔锋所向披靡,深刻地表现出美被丑破坏的痛心,从而滥砍滥伐竹子乃至推而广之的一系列害民之举皆令世人共讨之。作者虽然在议论时顾及到最高统治者,但言辞之中柔中有刚,谏中有刺,戕竹的危害性通过一番叙述与议论,则十分具有说服力和感染力。此外,他采取引用法,援引儒家经典《尚书》中的有关议论来增强自己文章的说服力,也是很有见地的。因为他的文章是给当朝皇帝和权贵们看的,作为当时地位卑微的作者来说,恐怕人微言轻,不若搬出祖训来,以使自己的观点更有说服力。这也正是作者的聪明之处。
这是一首抒发离情别绪的作品。上阕从男主人公起笔,下阕则落在女主人公身上,两阕遥相呼应,如倾如诉。上阕描绘了男主人公的惆怅先是从描摹情态入手的,“怅望梅花驿”,是陆凯赠范晔诗“折梅逢驿使,寄与陇头人”的典故,说欲得伊人所寄之梅(代指信息)而久盼不至,因而满怀惆怅:“凝情杜若洲”,取《楚辞·九歌·湘君》“采芳洲兮杜若,将以遗兮下女”之意,欲采杜若(香草,也指信息)以寄伊人,却也无从寄去,徒然凝情而望。来鸿不见,去雁也难,终于,他从深思回到了现实:距离阻隔了一对情人,难以相聚。四个长短不一的句子,恰如一组逐渐推云的镜头,在令人失望的结局上定了格。
如果说男主人公的愁绪是悠长而缠绵的话,那么,女主人公的思念则显得炽热急切,字里行间,流露出思妇坐卧不宁百般无奈矛盾心理。“缄素”、“题红”两句用的是书信往来的典故,“远”、“秋”二字,巧妙地点出了她与情人之间音讯断绝的愁绪。最后,焦虑而痛苦的姑娘把唯一的希望寄托于伴着情人远行的江水,但愿它能带去她的思念,然而,那不肯回头的流水和着姑娘的失望、抱怨,最终使这段爱情以悲剧作结。不过留在读者记忆中的,不是悲悲切切的叙事,而是一首优美动人的恋歌。
刘熙载《艺概·词曲概》认为:“词之妙莫妙于以不言言之,非不言也,寄言也。”无论是表述两人不能相见的痛苦,还是诉说那无边的思念,作者都写得含蓄蕴藉。如“香云低处有高楼,可惜高楼不云木兰舟”:“高楼”指女子居处,木兰舟代喻出游男子:“高楼”与“木兰舟”的距离点出了他们无法相见的残酷现实,“不云”一词用在这里,给人一种语尽意不尽的境界觉。全词没有一处用过“思”字,但字字句句却充满了思念之情,这表明作者遣词造句的艺术工底十分深厚,既恰如其分地表现了主旨,又保持了词的特点——清远空灵。
作者善于运用虚实结合的手法,使作品避免了平泛单调。如“梅花驿”、“杜若洲”都是虚指,但又与双方远隔,托物寄情密切相关,写女主人公无人传递书信所选用的“双鱼远”、“片叶秋”以及“江已东流”也都属虚拟,但却和她盼望与情人通信的现实十分吻合,这些虚实的统一,不仅有助于表达男女双方的真切情意,而且拓实了作品的意境,令人回味无穷。
作者运用典故也有创新,词中所用大多为常见的典故,但在作者笔下,别有一番情趣。如“双鱼”、“题红”两典的原意都形容书信传情,平安抵达对方手中,而作者却以“远”、“秋”二字平添了悲剧的韵味,颇有新意。
词中虽有典故,但却一样明白,“欲凭江水寄离愁,江已东流那肯更西流”两句,借鉴了白居易“欲寄两行迎尔泪,长江不肯向西流”和李后主的“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却如同已出,毫无牵强附会之感,很妥贴地体现了主人公的思想和情感。
这是颜延之《五君咏》中的第二首,歌咏的对象是魏晋间的名士嵇康。嵇康因曾作过中散大夫,故世称嵇中散,他是曹魏宗室的女婿,故于当时司马氏的政治集团抱不合作的态度。他虽崇尚老庄,喜言养生服食之事,但富于正义感和反抗性,曾勇敢地抨击虚伪的礼法与附炎趋势之士,最后被司马昭所杀。此诗就是通过对嵇氏不谐流俗的倔强性格的歌颂,表现了颜延之本人的人生态度。
“中散不偶世,本自餐霞人”两句是对嵇康个性的总述。嵇康不能与世俗之人和谐相处,他自己的《与山巨源绝交书》说自己想学习阮籍的口不论人之过,“然未能及”,就说明了他禀性的刚直,又说自己“性有所不堪,真不可强”,都体现了他不谐流俗,孤高自傲的品格。又据《黄庭经》注中说,餐霞是神仙家的一种修炼方法,指在幻觉中感到日中五色流霞环绕,于是便蒋甘光流霞吞入口中,是一种得道的途径。诗中说嵇康天生具有成仙得道的禀性,自然已高出众人之上。《晋书》本传中说他:“常修养性服食之事,弹琴咏诗,自足于怀,以为神仙禀之自然,非积学所得。”可知嵇氏本人重视自然的禀赋,以为这是得道的根本。
“形解验默仙,吐论知凝神”两句从“餐霞人”三字而来,说嵇康的学道求仙,“形解”就是“尸解”,指学仙者遗弃形体而羽化飞升。《文选》李善注中引顾恺之的《嵇康赞》云,南海太守鲍靓是个有道之士,东海徐宁师事之,徐宁半夜听到室内有美妙的琴声,很是奇怪,便跑去问鲍靓,鲍氏以为是嵇康在操琴,徐宁问道:“嵇康已被杀,何以还在这里?”鲍氏说:“叔度迹示终,而实尸解。”这就是所谓嵇康“形解”之说的依据。由“形解”而可以证明他已默然仙去。嵇康曾作《养生论》,专论修身养性,长生久视之道。孙绰的《嵇中散传》中说:“嵇康作《养生论》,入洛,京师谓之神人。”《晋书》本传上也说他以为“至于导养得理,则安期、彭祖之伦可及,乃著《养生论》。”都指出《养生论》一文是嵇氏的力作,这里所谓的“吐论”即指此。“凝神”二字语本《庄子》,如《逍遥游》中说:“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其神凝。”又《达生》中说:“用志不分,乃凝于神。”“凝神”即指精神达到宁静专一的境界。这里说由嵇康的《养生论》一文即可看出他的精神面貌与深厚的修养。
如果说“形解”二句主要是说嵇氏的学仙出世思想,那么“立俗解流仪,寻山洽隐沦”二句则是说他处世的经历。嵇康是个桀骜不驯的人,对当时的政治黑暗深表不满,曾当面奚落过司马昭的心腹钟会,他在思想上非汤武而薄周孔,大异于世俗之人的见解。故诗中说他身在俗世却与流俗之见相背。史传上又载嵇康曾采药入山泽,乐而忘返,樵者见之,以为神人。又说他曾入山与隐士孙登、王烈等游,过往甚契,故此诗中说他居于山中能与隐者融洽相处。这两句表现了他与世俗相违而希企隐逸的思想祈尚。
“鸾翮有时铩,龙性谁能驯”两句则是对嵇氏遭诬被害的解释和总结。据《晋书·嵇康传》中说,嵇康得罪钟会,钟会就在晋文帝司马昭面前进谗道:“嵇康,卧龙也,不可起。公无忧天下,顾以康为虑耳。”又说康曾助毋丘俭,遂遭到杀戮。然可见当时已有人将嵇氏比作龙,《晋书·嵇康传》中还说“人以为龙章凤姿”。故颜延之也以鸾、龙比喻嵇氏,以为它们虽然时常受到摧残,但其不屈的本性却是任何人也不能使之驯服的。言外之意是说嵇康虽时时受人诋淇甚至惨遭杀身之祸,然其不受世俗束缚的本性是不会改变的,这也正是他受害的真正原因。作者以此歌颂了嵇氏的人品精神,同时也表示了他本人不肯屈从世俗的个性。
颜延之的这组《五君咏》各诗在结构上相当严密而且一致。起二句为概述一人平生最重要之活动或思想核心如阮籍之韬晦隐沦,嵇康之不谐流俗,刘伶之寄情于酒,阮咸之高材美质,向秀之甘心淡泊,都于首二句中道出。后四句则叙述人物的主要行事与个性,往往取诸史传,择其典型,令人物的品行于数言之中揭出。最后两句则能在咏史的基础上翻出新意,以古证今,借古人之事而表现出自家怀抱。何焯评这组诗说:“既能自叙,仍不溢题。”就指它们能在紧扣论史题目的同时而自叙心迹,如此诗中“鸾翮”二句即表达了颜延之本人对人生与时事的态度。
这组诗的结构也颇类似于后来的律诗。首二句总领起势,后四句铺填,最后议论作结,含不尽之意在于言外。对于颜诗结构的精严前人也已道及,如沈约的《宋书·谢灵运传论》中说:“爰逮宋氏,颜、谢腾声,灵运之兴会标举,延年之体裁明密,并方轨前秀,垂范后昆。”就指出了颜氏体裁上的明晰与缜密,《五君咏》便是极好的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