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赞美京都繁华,歌颂太平盛世的词篇。上片集中描写京城汴京的繁荣景象,歌颂帝王圣明,朝野多欢,举国上下,歌舞升平。下片写词人自己的身世,回忆当年,恣意狂荡,今天旧地重游,睹万物生情,寻找过去的踪迹,却没有见到熟知的歌女,不觉茫然。这首词作者感叹自己仕途无定,像过去那种饮酒作歌的情怀也已经不存在了。这首词用白描铺叙,以喜衬忧,以乐写哀的反衬手法,两相对比,突出了作者的落寞。
上阙中的第三韵“帝居壮丽,皇家熙盛,宝运当千”,三个四字句是上片叙写的中心,整个上片都在说作为“皇家” “帝居”之京城的“壮丽”、“熙盛”、“宝运”。此前之第一、二韵一短一长两句,是以无垠的天宇漫起的“祥烟”为京城布设一个祥瑞的气氛,紧扣“宝运”;此后数句则从环境与人事两个方面进行铺叙:“居门”一韵三句写王宫,紧扣“壮丽”;“太平时”两韵四句写帝都生活,紧扣“熙盛”。描写都市繁华与城市生活本是柳永的“强项”,此首上片又一次尽展此长。“居门清昼,觚棱照日,双阙中天。”他以清朗白昼中的“居门”,显示皇宫的气派;他以阳光照耀下的“觚棱”,显示皇宫的富丽;他以直冲天际的“双阙”显示皇宫的巍峨。寥寥十二个字,写尽了“帝居”的壮丽。
接下来“太平时”三字是从环境向人事的过渡,因了这“太平时”,“朝野”才得以“多欢”,不露痕迹地表露出歌功颂圣之意。底下的结拍一韵三句,就是对“多欢”的具体叙写了——“遍锦街香陌,钧天歌吹,阆苑神仙。”街市繁荣,用视觉感受“锦”、嗅觉感受“香”作具体修饰;歌吹高扬悦耳,用“钧天”显气势,歌妓舞女美艳绝伦,用仙境仙子作比况。这些词人仍觉不够,所以“锦街香陌”之上缀以“遍”字,领起这三个四字句。这一切,真是写尽了“皇家”都城的“熙盛”。这一番笔墨,在宋代其他词人的作品中是很难觅得的。
下阙换头“昔观光得意,狂游风景”,概括词人早年在京城的放荡生活,“狂游”二字似随手而书,但一个活生生的风流浪子形象呼之欲出。接着“再睹更精妍”一句,仅一个“再”字,明点出自已是旧地重游,因而也就埋下了今昔感怀的伏线:京城而今是“更精妍”了,而篇末最后四字——“不似当年”——一语道出词人如今的境遇已绝非昔日了。
所以下阙自第二韵始,都是层层铺写自己的“不似当年,“傍柳阴”一韵三句写自然美景“柳阴”、“花径”如昔,自己虽“傍”之而行,觅之多有,但是“空恁蝉辔垂鞭”,游兴淡漠,即使停马驻足也是枉然。这是“不似当年”之一。“乐游雅戏”“平康艳质”是玩赏地、冶游处,但接下来“应也依然”一个推测句,可知词人这时连“傍”、 “寻”的兴致都没有了。这是“不似当年”之二。昔日,柳永引许多下层歌妓为知己,如今却不思再去亲近她们,“仗何人、多谢婵娟”,想着仰仗旁人向“婵娟”表示谢罪之意。这是“不似当年”之三,且是已深入到具体的人物身上了。于是词的最后一韵,词人用充满人情人性的话语向这些美艳的少女们表示歉意:自己因“宦途踪迹”而年老气衰,而“歌酒情怀”“不似当年”了。词人把自己内心情愫的表白通过一个“道”字,化作了对美人的致歉语,情致更为委婉曲折,在一句看似家常的话语中,包含了词人难以言述的内心伤痛。
本文起始既紧扣作亭之缘起,而后宕开笔墨写孙莘老泽惠百姓的政绩,然后才归入正题,发挥议论,推衍出“知命者,必尽人事,然后理足而无憾”的道理,并进而言及养生与治国之道。 文章从小题目引出大议论,立意高远,富于哲理。
这篇记文一共分为三段。
第一段点题,记孙莘老建墨妙亭的时间、地点和用意,“取凡境内自汉以来古文遗刻以实之”。也就是诗中所写的“吴兴太守真好古,购买断缺挥缣缯”。孙莘老喜好书画金石,所以不惜花大钱购买古代碑刻,以藏于墨妙亭中。
第二段记述孙莘老搜罗碑刻用力之勤,但不是平铺直叙,而是层层转折,跌宕起伏。第一层写已往的吴兴太守向来政务悠闲。因为其地“山水清远”,其民“寡求而不争”,外地客人“非特有事于其地不至焉”。社会安定,民事不多,宾客少有,清静无为,“故凡守郡者,率以风流啸咏、投壶饮酒为事”。真是悠悠岁月,其乐无穷。如此悠闲之地,孙莘老自然有充余时间去搜罗碑刻了。
第二层,忽然宕开一笔,写孙莘老勤政爱民、抗洪救灾: “自莘老之至,而岁适大水,上田皆不登,湖人大饥,将相率亡去。莘老大振廪劝分,躬自抚循劳来,出于至诚。”奔波以救灾民,无暇而顾碑刻。又加之朝中正推行新法,使者频繁往来“以为莘老当日夜治文书,赴期会,不能复雍容自得如故事”。这一层转折使文章顿起波澜,跌宕多姿。这是以退求进、欲擒故纵的写法,起到了有力的衬托作用。
第三层,又一转折,归到正题:“而莘老益喜宾客,赋诗饮酒作乐,又以其余暇,网罗遗逸,得前人赋咏数百篇,以为《吴兴新集》,其刻画尚存而僵仆断缺于荒陂野草之间者,又皆集于此亭。”莘老在政事之余,尽力搜罗前人诗赋、碑刻。凡是尚存文字的碑刻,即使被抛在荒坡野草之间、僵仆的、断缺的均一概收罗无遗,“皆集于此亭”,照应前文“取凡境内自汉以来故遗刻以实之”的记述中心,写出孙莘老好古之心切,搜罗之勤奋。苏轼至湖州,见到这些碑刻“周览叹息”,坚硬之碑刻尚且断缺,令人叹息。这句承上启下,由断缺的碑刻引出第三段的议论。
“或以谓余,凡有物必归于尽,而恃形以为固者,尤不可长,虽金石之坚,俄而变坏,至于功名文章,其传世垂后,乃为差久,今乃以此托于彼,是久存者反求助于速坏。”“物必归于尽”一句,画龙点睛,是全文的主旨。一切事物都要归于消亡,依靠自己形体坚固的物体,更是不能长久。即使是坚硬的石碑,很快也会毁坏。相比之下,功名文章流传后世,倒是长久的。把文章刻在石碑上,想长久流传,乃适得其反,“是存者反求助于速坏”。这已经是前人的胡涂,孙莘老建亭以藏碑刻,“其无乃几于不知命也夫”。作者认为莘老的作法是“不知命”。孙莘老不知命,指他不知天命,即不知道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规律。“余以为知命者,必尽人事,然后理足无憾。物之有成必有败,譬如人之有生必有死,而国之有兴必有亡也。”这几句进一步具体阐明“物必归于尽”的论点,用相反相成的观点论述了成与败、生与死、兴与亡的辩证关系。
作者深受道家思想影响,对老子的辩证法有着深刻的理解,他总是抓住事物对立统一的矛盾双方关系来阐明自己的主张,确实是一个真正的“知命”者。以其知命,故能乐天。以其乐天,故能置生死、穷达、得失、祸福于度外,看穿忧患,顺应自然,超脱利害,旷达乐观。但作者毕竟又是一个通三教之变,成一家之言的文人,他“奉儒家而出入佛老,谈世事而颇作玄思”,本于儒而不囿于儒,谈佛老也不囿于佛老。所以文章接着又写道:“虽知其然,而君子之养身也,凡可以久生而缓死者无不用;其治国也,凡可以存存而救亡者,无不为,至于无可奈何而后已。”以道养身,以儒治国,儒道互补,相互为用。
通观全文,第一、二段记叙,第三段议论。记叙为议论作铺垫,议论是记叙的升华。记叙层层转折,跌宕多姿;议论精辟警策,纵横开阖,汪洋恣肆,一唱三叹,特别是辩证法的运用,熟练而深刻,提高了文章的思想水平,发人深思,耐人寻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