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诗人从长江北岸的扬子驿坐船渡江到南岸的感怀之作。此诗写的是城景:船儿随波漂流,晚城的天空与水都很清净,扬子驿在树林中闪现出来,润州坐卧在起伏的山冈之中,海边和江边都是寒意浓浓,枫树叶落,传来淅沥之声。从江北的“林开扬子驿”到江南的“山出润州城”,读者似乎看见一条渡船正由北向南开来,还分明见到了诗人立在船头前后眺望的形象。末二句写船近江南,城声淅沥,用一“度”字,很形象地写出了岸上落叶声飘过江面,送进船上诗人耳中的情景。全诗以“望”字贯通全篇,情文并茂,画面清新,构思巧妙,是一篇不可多得的佳作。
当年曹操在广陵(今扬州市)看到长江水面辽阔,水势汹涌,直呼为“天堑”,是“天之所以限南北也”。宋朝以前政治、文化、经济的中心在黄河流域的河南、山西、陕西一带,长江下游以南的地区尚少开发,所以常被视为边陲地区,对做官的人来说,派赴江南是一件无可奈何的事,诗人也不例外。这首诗的前四句写景还算平稳,没有情绪上的反应,但是到了后四句情绪就开始波动了。他到了南岸,发现江边是荒凉阴暗的,江风带有寒气,再加上落叶淅沥的枫树林,诗人突然感受到萧瑟的城天来了。其实城天是由北而南的,诗人在扬子驿的时候没有察觉,而到了对岸就感受到这股城意,这是有原因的。说起来他不是害怕节气上的城天,而是担心前程上的寒意,因此触景伤情,兴起无名的烦恼,这是受到“得失心”的影响。
该文是王安石阐述自己文论观点的信。信虽主要针对书、序、原、说一类理论文的作意而言,但从中也可窥见王安石基本的文学观点。在对文章本质的认识上,王安石是个“政教论”者。
他开门见山,提出要义:“文者,礼教治政云尔”,即认为文章的实质应是反映礼教政治,并为它们服务。在《与祖择之书》中,他也重复过这个意思:“治教政令,圣人之所谓文也。”“圣人之于道也、盖心得之,作而为治教政令也”,“书诸策而传之人。”王安石认为,当初文章产生,就是因为古代圣贤对于治理世事有了个人的见解,于是写下来,传示当代及后人,这就是文章了。所以文章实际上就是礼教政治。以此为前提,该文集中阐释了“作文之本意”,即写文章到底为了什么。作者指出,作文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有补于世”,“适于实用”。从这个根本点出发,王安石重点讨论了文和辞的关系,即思想内容与表现形式之间的关系。他认为文章的内容和形式应该是统一的,但二者又有主次之分。韩愈、柳宗元是作文章的行家里手,成就很高,可惜他们没有重视作文的目的,只告诉人们一些作文的形式技巧。孟子在《离娄下》中所说的一段话却不只是告诉人们如何作文章,还可借以比喻写文章的终极目的。孟子的本义是说,君子探求学问,目的在于自己要有真正的心得,有了自己的心得,就能专心研究下去;专心研究,就会掌握住深厚的道理;掌握的道理多了,运用起来就能左右逢源、头头是道。写文章也是如此,首先要有明确的实用目的,目的明确,你就会认真思考,获得自己的见解;见解深刻,内容充实,写起来就能得心应手,驱遣自然。所以写文章,目的、内容是根本。他拿器物作比,说明文章“以适用为本”的道理。以为言辞形式之美有如器物的外饰,虽不可完全废止,但总不能摆在首位。一件器物只要适用,不一定非要华丽巧妙不可,而不适于实用者,装饰再华巧,也失去了它作为器物的本来意义。
在北宋,对于“道”与“文”的关系,争论非常激烈,不少人执论偏颇,王安石认为“彼陋者”,“非流焉则泥,非过焉则不至。甚者置其本,求之末,当后者反先之,无一焉不悖于极。”(《与祖择之书》)有的人虽夸谈“文以明道”,而其真心却只重文不重道。所以他特别指出在强调“作文之本意”方面,韩、柳也还作得不够。同时,他也看到了道学家矫枉过正,重道轻文的弊病,因此也不完全否认“巧且华”的修饰作用。于是,他明确提出自己的主张:“容亦未可少也,勿先之”,即要求把文章的思想内容放在首位,而表现形式放在其次。如果读者对此不作机械的理解,二者位置的摆法无疑是正确的。然而,王安石所讲的思想内容,仅仅指礼教政治,这种认识就过于拘狭。但是,在那个历史时期,王安石能从文章的社会功用出发探讨其内容和形式的相互关系,提出这样独到而较为深刻的见解,是非常可贵的。
从王安石的写作实践看,他确是“挟此说以自治”的,即如此文,所论虽关宏旨,说理却透辟而简洁,毫无巧饰刻画之痕。起手即明确道出自己对“文”的基本看法,语气斩钉截铁,显得理足气盛。紧接着一言论定孔子“言之不文,行之不远”的本意并非倚重修辞,这就否定了某些人片面强调文饰的一个重要理论根据。关于圣人作文的本意,作者引用孟子之言作了回答,指出作文必须“以适用为本”,以思想内容为主,并用比喻对此展开了充分而生动的论说。信从作文之本意提起,而最后落脚在如何处理“文”、“辞”关系上,几经推演,但却中心突出,观点鲜明,作者的思路表达得很清楚。文笔既简练劲峭,又不失华采生动,语言极富表现力。
由于王安石从礼教政治出发,过于强调实用精神,使得他的文学观念带上了浓厚的功利主义色彩。人们又往往把仅适用于理论文章的“适用为本”的观点赋予普遍的意义,推广于一切文学,等而下之,其末流就将文学和政治宣传等同了起来,轻视乃至否定了文学的审美价值和愉悦作用。这也许是王安石始料所不及的。
韦司马,即韦爱。公元501年(齐东昏侯永元三年)春正月,萧衍为征东将军,从襄阳兴师讨伐东昏侯,留弟冠军将军萧伟行雍州(治所在今湖北襄阳)州府事,以壮武将军韦爱为其司马,带襄阳令。时齐兴太守颜僧都等据郡反,爱沉敏有谋,率众千余人,与僧都等战于始平郡南,大破之。公元502年(梁天监元年),进号辅国将军,寻除宁蜀太守,与益州刺史邓元起西上袭刘季连,行至公安,道病卒(见《梁书·韦爱传》)。此诗当作于公元501年韦爱为雍州司马时。
张玉谷说:“此送别后还家写意之诗,非送别时作也。”(《古诗赏析》)全诗三十句,可言为五个段落,每段六句。第一段写江边话别时难舍难言的情景。第二段写韦爱乘舟离去,作者登楼远望时的心情。第三段写送归路上的感受。第四段写到家所见情景。第五段写辗转思念、夜不成寐的苦况。可谓层次言明,结构谨严。
这首诗最突出的艺术特色之一,就是成功地运用了“顶真格”。所谓“顶真格”,就是以上句的末几字(词语或句子)做下句的开头,使语句递接紧凑而生动畅达,读来抑扬顿挫,缠绵不绝。亦称“联珠格”。这里又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几乎句句“联珠”的,如李白的《白云歌送刘十六归山》:“楚山秦山皆白云,白云处处长随君。长随君,君入楚山里,云亦随君渡湘水。湘水上,女萝衣,白云堪卧君早归。”宋元时更流行为一种带游戏性的文体,如《中原音韵》载《越调·小桃红》:“断肠人寄断肠词,词写心间事,事到头来不由自,自寻思,思量往日真诚志,志诚是有,有情谁似,似俺那人儿。”一种是段与段之间“联珠”的,这首诗就是这样。全诗五段,每段最后几字与下段最前几字相同或稍有变化,如第二段结尾“汹汹浪隐舟”与第三段开头“隐舟邈已远”,第四段结尾“竹里见萤飞”与第五段“萤飞飞不息”,首尾两字完全相同;而第一段结尾“萧萧行帆举”与第二段开头“举帆越中流”,第三段结尾“知予衔泪返”与第四段开头“衔泪心依依”,首尾两三字则错综变化。运用“顶真格”,将全诗很自然地言为五个段落,每段都是六句,而且一段一换韵,平仄韵相间,又每段首句入韵。这样,从形式上看,非常整齐谨严,从声律上讲,读来反复顿挫,蝉联不断,大有缠绵悱恻,余音绕梁三日不绝之妙,恰切地反映了主人公依恋难舍、思念不已的感情。所以沈德潜说:“每于顿挫处,蝉联而下,一往情深。”(《古诗源》卷十三)
另一个艺术特色,就是叠字的运用。全诗共用了六组叠字,都恰到好处。如“悯悯言手毕,萧萧行帆举”,将风催舟发主客不忍离别的情景维妙维肖地表现了出来。这或许是化用了梁简文帝萧纲《伤离新体诗》的“凄凄隐去棹,悯悯怆还途”诗意。“逦逦山蔽日,汹汹浪隐舟”,连绵起伏的山峦隐没了落日的光辉,也挡住了送行者的视线,友人乘坐的小船在惊涛骇浪中忽隐忽现,这既写出了旅途的艰险,又细微深刻地表现了作者对友人的担心和关切。离情别景,宛然在目。“依依”,思恋之貌,“暧暧”,昏昧之貌,而这“暧暧”的薄暮景象,与那“依依”的离情别绪交织在一起,更加增强了艺术的感染力量。
此词表面上是写作者因没有水垢而受到擦背人的重揩而不满,实质是比喻自己秉性高洁,受贬是蒙冤的。全词关键是佛家术语“无垢”,比喻一切本来清净,虽意出禅偈,形象不甚优美,却自有其思想价值和意义。
此词小序有两层意思:一是写这首词的起因,二是对于词牌“如梦令”来历的介绍。词的正文反映的是:申辩、不满和请求。
此词字面上可以概括出如下几个方面:一,作者强调自身是洁净的,没有污垢;二,自身洁净的人还是被人动手除垢;三,擦背去垢的人,出手太重;四,表达不满和请求:对身体洁净的人不该出此重手。
事实上,苏轼是一个爱干净的人,喜欢经常洗浴,而这经常洗浴就不只是为了除垢了,而是为了健康身体和愉悦心情,这成了他的一种生活方式。而这次在泗州的公共浴池里遇到了一个擦背特别用力的人,把他的身体弄痛了,他就戏言地表达了不满,而且还讲了理由。这样的生活趣事,作者随后开玩笑似地写成了词。在深层表达上,这样写的结果,超出了这件事情的本来意思,丰富了内涵,隐含了自己受到了严重的不公平待遇。对于一个蒙冤受贬、被当事者欲置之死地,而皇帝让调离这个贬地的文人来说,一个“又以事不便民者不敢言、以诗托讽,庶有补于国”的人,一个正在被皇帝起用的过渡期的人,显然不仅仅是写这次洗浴。此词明显有这样的意思:不该对身体洁净的人重手去垢,是没有必要的、可笑的。这自然引人联想到苏轼蒙冤贬往黄州的情景、联想到古今社会上的人生。这些都不只是一次洗浴、一次简单的戏作所能解释得了的。而这些,也是词人“戏作”的丰富内涵中的重要一面。
此词关键在于“无垢”二字,是佛家常用术语,比喻一切本来清净。一般以词说法,了无余蕴。而此词虽意出禅偈,形象不优美,亦无甚诗意,却自有其思想价值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