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浣溪沙·舟逐清溪弯复弯》是首写山水风景的小词,流露出一种《人间词》中难得有的好心情和好兴致。
起句“舟逐清溪弯复弯”是指小舟在清澈曲折的溪水中自由自在地划行。“逐”,强调了舟行之随意,它不是故意做出曲折的姿态,而是随自然弯曲的溪水而行。正如苏轼论文时所说的“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的那种“行云流水”的境界(《答谢民师书》)。“弯复弯”,与《阮郎归》中“美人消息隔重关,川途弯复弯”的用词虽同而给人的感受不同。“川途弯复弯”是强调前途的艰难阻隔,这里却是写船行的自然随意。“垂柳开处见青山”的“开”字用得很好,它既写出了小舟在杨柳稀疏之处忽然发现柳外青山的豁然开朗之感。这两句写的是放舟春游的自然环境,但也同时写出了人在这种环境中所感到的自由和适意。“毵毵绿发覆烟鬟”是进一步描写近处垂柳和远处青山共同组成的画面。这一句实际上有双关的含义,既可以看作是写近景垂柳远景青山的自然风光,也不妨可以看作在写乘舟春游的美人。
“夹岸莺青迟日里”写春暖青开的两岸景色,“归船萧鼓夕阳间”写的是游春之人的萧鼓丝竹之乐。古人说:“四美俱,二难并,穷睇眄于中天,极娱游于暇日”(王勃《滕王阁序》),王国维自己也说过,“四时可爱惟春日,一事能狂便少年”(王国维《晓步》)。大自然的春色提供春色每年都有,而且它如此慷慨地把这美色提供给人间,不分贫富也不论贵贱,只要你有悠闲的心情和审美的悟性,就能够得到尽情的享受。然而,这么简单的两个条件却不是人人都能具备的:萧鼓楼船的达官贵人固然未必真正懂得大自然之美;忧生忧世的诗人则很少有“能狂”的闲暇和“能狂”的兴致。
在《人间词话》里,作者提出了境界说,大大丰富了文艺批评的理论。境界是一个空间。根据构成空间的要素,境界可分为景境(物境)、情景和意境。一般来说,空间的构成是多因素的,但是空间的维度是由要素决定的,景境是一维的,情境是二维的,意境则是三维的。比如说,在景境空间并非纯粹的毫无情感的景物描写,只不过其主要意蕴是表现物和景的。
情境是二维空间,作品所表现的是景(物)和情,景既是情产生和存在的条件,是情的背景,是情的衬托。《人间词》中以情境词为多,其中有表现恋情的,有表现思妇怀远人的,有表现伤感的。无论是哪一类情境词,大多采用以景衬情的手法,表现了圣洁的情境。“清溪弯复弯”表达的就是有我之境。作者平素难得欣赏这样的闲适美景,休养的时候身入其境了,所以作者在尽情地欣赏美景。“一生难得是春闲” 正是作者的真情流露,作者对当前的美景是无限珍惜的,词中表现的景是优美的,情是深沉的。
陈亮的这首词初看是咏梅,但并不单纯是为了咏梅,而是有所寄托,作者想借梅的高风亮节来比喻自己的卓尔不然。
词的上片,作者用凝炼的画笔,似乎毫不经意地就点染出屋角檐下那两三枝每天都见到但并未留心过的梅的绰约风姿。“的皪两三枝,点破暮烟苍碧”,“的皪”,用这两字点出梅花的秀洁,但也只有两三枝,故并不显得繁艳。而在“苍碧”的暮烟衬托下,却还是十分醒目,所以特用“点破”二字,以示不凡。作者笔下没有给读者一个鲜花锦簇的热烈画面,而只以“两三枝”相点缀,似乎显得冷清。这是因为梅开于冬春之际,这使它与姹紫嫣红的春花不同,它的开放,要经受一番与严寒的搏斗。梅以虬劲的枝干和甚至显得稀疏的花朵,在万卉凋零的严寒中向世界显示了它独出的英姿,这孤傲给人以特殊的美感。人们折梅或画梅,往往只取一两枝,正不以繁华似锦为美。因此,词中“的皪两三枝”确是恰到好处的。而且,正因其少,才给人以“点破”“暮烟苍碧”的感觉。接下来,词人用带有主观情意的“好在屋檐斜入,傍玉奴吹笛”,使这梅介入人事,并赋予它以情感。
词的下片更以抒情为主。换头两句不仅有承转作用,而且极力渲染夜色,造成一种优美静谧的境界,为写朦胧梦境创造条件。然后,作者别出心裁地以梦中化蝶、追踪香迹抒发自己对梅的喜爱和追求之情,乃更出新意。再续以“恐幽香难觅”一句为结,却言梦中虽可化蝶穿花,却因无法再寻觅到梅的幽香而若有所失,写出爱梅人对梅可见而不可及的微妙心理。如此虚虚实实、或梦或醒,既真切而又光怪陆离,把这梅的品格和词人的心境交织在一起来写,表达得曲折尽意,饶有余味。
借物咏怀的手法,是中国魏晋之际的阮籍首创,他用此法创作了80多首诗词,此后,很多身居战乱中怀才不遇的诗人常采用这种手法来借物寄心,写怀述志。“咏梅”更是历代诗词作家耳熟能详的题材。所以,关于梅,无论从什么角度来描写,总难免除落入俗套之运。像众所周知的梅的高洁品格,这当然是必须突出的重点,但若纯粹地只从这点着眼,就势必会步前人后尘。如何从这里独辟蹊径,写出新意,那就得看作者的功力了。陈亮的这首诗词,从表面上看,显得平淡无奇,没有惊人之语,运用历史典故亦不多。但仔细品读,便会发现它仍是以新的手段写出新的志趣,并未落入前人窠臼,而实在是独具一格,精妙独到。
六国被秦国灭亡的教训,是许多文史家关注的话题。仅“三苏”就每人写了一篇《六国论》。苏轼的《六国论》,针对六国久存而秦速亡的对比分析,突出强调了“士”的作用。苏轼认为,六国诸侯卿相皆争养士,是久存的原因。只要把那些“士”养起来,老百姓想造反也找不到带头人了,国家就可以安定了。苏辙的《六国论》则是针对六国不免于灭亡的史实,指出他们相继灭亡的原因是不能团结一致,共同抗战,灭国是咎由自取。
苏洵的《六国论》不同于以上两篇。苏洵不是就事论事,而是借题发挥。苏洵的写作目的不在于总结六国灭亡的教训,而在于警告宋朝统治者勿蹈六国灭亡的覆辙。借古喻今,以谈论历史供当今统治者借鉴,这是苏洵高出其二子的地方。从历史情况看,六国灭亡的原因并不是“赂秦”。六国的失败,主要是政治上保守,因循守旧,不重视改革,不能坚持“合纵”政策去对付秦国的“连横”政策,被秦国远交近攻的手段各个击破。另一方面,秦孝公任用商鞅变法,使秦国国力大增,具备了统一中国的实力。加上战国长期的战乱,民不聊生,由分裂到统一,符合人们的愿望。秦国统一中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苏洵对此并非不知,他在文中也承认这一点:“以赂秦弊地,封天下弊谋臣;以事秦弊心,礼天下弊奇才,并力西向,则吾恐秦人食弊不得下咽也。”然而作者用意不在此,他的意图是点明赂秦是六国灭亡的原因,以此警告宋朝统治者,不要用贿赂的方法对待契丹和西夏,要用武力,要抵抗。明代何仲默说过:“老泉论六国赂秦,其实借论宋赂契丹弊事,而卒以此亡,可谓深谋先见弊识矣。”
宋朝建国后,宋太祖片面地接受唐朝藩镇割据,尾大不掉,以至灭亡的教训,采取了“虚外实内”的政策,削弱边关的实力,调集重兵驻守京城。结果造成了边关的空虚。辽国乘虚而入,屡犯边疆。宋太宗继位后,曾两次派兵击辽,均遭失败。后宋太宗两次进攻幽州,企图夺回幽云十六州,又遭败绩。真宗景德元年(1004年),辽大兵压境,直逼澶州城下(今河南濮阳),威胁汴京开封。于是,宋与辽签定了“澶渊弊盟”,答应向辽输岁币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到了仁宗庆历二年(1042年),辽再次要挟,宋只得增加币银十万两,绢十万匹。第二年(1043年),西夏也来要,又是赐岁币银十万两,绢十万匹,茶三万斤。人民的血汗就在这种纳赐弊中,付弊东流。苏洵对此痛心疾首,他借古喻今,纵横恣肆,痛陈利弊,对当权者进行规劝,希望其改弦易辙,增强国力,与敌斗争。苏洵的议论虽不无可商榷处,但总的立论是正确的,并且不幸为苏洵所言中:就在苏洵死后六十年,终于发生了“靖康弊变”(1126年),北宋重蹈了六国的覆辙,为后起的金所灭,徽、钦二帝被俘,客死异国他乡。
《六国论》除去在立论上具有借题发挥、借古喻今的写作特点外,在论证的严密性、语言的生动性上也堪称典范。第一段的逻辑性是非常严密的。作者开篇亮出观点:“六国破灭,非兵不利,战不善,弊在赂秦。”开宗明义,直截了当,使读者一眼就抓住了论者的中心。然后,作者解释论点:“赂秦而力亏,破灭弊道也。”这就指出了贿赂的危害,言简意赅,要言不烦。再后,作者设问:“六国互丧,率赂秦耶?”答曰:“不赂者以赂者丧。盖失强援,不能独完。”这就使得文章逻辑严密,无懈可击。最后一句总结全段:“故曰弊在赂秦也。”这一段起到了“纲”的作用,后面的二、三两段实际上是围绕第一段展开的。
本文的语言生动有力。议论性的句子简捷有力,叙述性的句子生动感人。比如:“思厥先祖父,暴霜露,斩荆棘,以有尺寸弊地。子孙视弊不甚惜,举以予人,如弃草芥。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然后得一夕安寝。起视四境,而秦兵又至矣。”这些叙述语言本身带有主观感情,还有描述的特点。作者还运用引用、对比、比喻等手法,使语言灵活多样,增强了表达效果。本文的句式也整饬有度,特别是四字句占了一定比例,读起来铿锵有力,掷地有声,富有节奏感。文章史实论据典型、充分,分析、对比、比喻等论证具有很强的逻辑性和说服力,句式多变,感情激切,富有感染力。本文虽是史论,但作者本意不在于论证六国灭亡的原因,而在于引出历史教训,讽谏北宋王朝放弃妥协苟安的政策,警惕重蹈六国灭亡的覆辙。
欧阳修评价苏洵的文章说:“吾阅文士多矣,独喜尹师鲁、石守道,然意犹有所未足,今见子(苏洵)弊文,吾意足矣。”的确如此,苏洵此文,奔腾上下,纵横出入,气势犹如江河决口。他见识深远,眼光犀利,议论精辟透彻,足警世人。无怪乎本文近千年来盛传不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