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被后人称为汉末的实录，是一首反映现实的史诗。它反映了自初平二年（190年），关东各郡将领起兵讨伐董卓，直到建安二年（197年）袁术在淮南（今安徽寿县）称帝这八九年间的重大纷繁的历史事变和社会面貌。重点写各路军阀以讨伐董卓为名而拥兵自重，争权夺利，自相残杀，形成新的割据局面，从而给人民带来沉重的灾难。开篇'由义而动'到自相残杀的记叙，表现了诗人英明的政治洞察力，对上层军阀的内讧以及对下层将士、百姓痛苦的描写表现了诗人忧国忧民的情怀。
此诗前十句勾勒了这样的历史画卷：关东各郡的将领，公推势大兵强的渤海太守袁绍为盟主，准备兴兵讨伐焚宫、毁庙、挟持献帝、迁都长安、荒淫无耻、祸国殃民的董卓。当时各郡虽然大军云集，但却互相观望，裹足不前，甚至各怀鬼胎，为了争夺霸权，图谋私利，竟至互相残杀起来。诫之不成便加之笔伐，诗人对袁绍兄弟阴谋称帝、铸印刻玺、借讨董卓匡扶汉室之名，行争霸天下称孤道寡之实给予了无情的揭露，并对因此造成的战乱感到悲愤。诗中用极凝练的语言将关东之师从聚合到离散的过程原原本本地说出来，成为历史的真实记录。然而，曹操此诗的成功与价值还不仅在此，自“铠甲生虮虱”以下，诗人将笔墨从记录军阀纷争的事实转向描写战争带给人民的灾难，在揭露军阀祸国殃民的同时，表现出对人民的无限同情和对国事的关注和担忧，这就令诗意超越了一般的记事，而反映了诗人的忧国忧民之心。
“铠甲生虮虱”以下六句，写战争给士兵和百姓带来的灾难和作者的感慨。“铠甲生虮虱”写战乱之长，士兵连年征战，人不解甲，马不卸鞍，其苦可知；“万姓以死亡”写人民在战乱中死丧殆尽，可见战祸之烈。“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用简括的语言描绘出一幅战乱中的凄凉悲惨的图画。从视觉感受上说，弥望中，纵横于野的白骨，是那样惨白；从听觉感受上说，茫茫大地死一样沉寂，没有一点生命的气息，鸡鸣狗吠，这些寻常的庄户声气都不闻于耳了。作者收视反听，自然要痛断肝肠了。
此诗比《薤露行》更深刻地揭露了造成社会灾难的原因，更坦率地表现了自己对现实的不满和对人民的同情。曹操本人真正在政治舞台上崭露头角还是从他随袁绍讨伐董卓始，故此诗中所写的事实都是他本人的亲身经历，较之《薤露行》中所述诸事，诗人更多直接感性的认识，故诗中反映的现实更为真切，感情更为强烈。如最后两句完全是诗人目睹兵连祸结之下民不聊生，哀鸿遍野的真实情境而产生的感时悯世之叹。刘勰评曹氏父子的诗曾说：“志不出于滔荡，辞不离于哀思。”（《文心雕龙·乐府》）锺嵘评曹操的诗也说：“曹公古直，甚有悲凉之句。”（《诗品·下》）都指出了曹操的诗歌感情沉郁悲怆的特点。惟其有情，故曹操的诗读来有感人的力量；惟其悲怆，故造成了其诗沉郁顿挫、格高调响的悲壮气势。这首《蒿里行》即是极为典型的例子。故陈祚明说：“孟德所传诸篇，虽并属拟古，然皆以写己怀来，始而忧贫，继而悯乱，慨地势之须择，思解脱而未能，亹亹之词，数者而已。”（《采菽堂古诗选》）可见曹操诗歌抒忧写愤的特征已为前人所注重。
这首诗诗人运用民歌的形式，对当时的社会现实进行了批判，不仅对因战乱而陷于水深火热之中的苦难人民表示了极大的悲愤和同情，而且对造成人民疾苦的首恶元凶给予了无情的揭露和鞭挞。全诗风格质朴，沉郁悲壮，体现了一个政治家、军事家的豪迈气魄和忧患意识，诗中集典故、事例、描述于一身，既形象具体，又内蕴深厚，体现了曹操的独特文风。
《缚鸡行》大约在公元766年（代宗大历元年）夏历岁暮作于夔州西阁。
诗人于偶然之中，看到家中小仆人正在捆鸡，要拿到市上去卖，而鸡被捆得着急，边叫边挣扎，似乎在向人提出抗议。“相喧争”三字，将小鸡人格化，使缚鸡这个细节充满了生动活泼的生活情趣。诗人一询问，原来是因为家中的人怕鸡吃掉蚂蚁之类的小虫，有伤生灵，所以要卖掉它。然而诗人仔细一想，鸡卖出去不是也要遭受宰杀的厄运吗？为什么人对虫子要施以厚恩，而对鸡却要报以刻薄呢？诗人对此似有所悟，立即命令小仆人解缚放鸡。然而诗人再仔细想想，放了鸡，虫蚁不是又要遭受灾难了吗？反复想来，实在没有万全之策，于是只好倚靠在山阁上，注视着寒冷的江面，江水正浩浩东去，远处是迷蒙的烟霭，一片苍茫。诗中似乎表现了一种道家的思想。据《庄子·列御寇》：“在上为乌鸢食，在下为蝼蚁食，夺彼与此，何其偏也。”因而，陈师道说：“鸡虫得失，不如两忘而寓于道。”（《杜诗镜铨》引）但似乎又是佛家的思想。王右仲说：“公晚年溺佛，意主慈悲不杀，见鸡食虫蚁而怜之，遂命缚鸡出卖。见其被缚喧争，知其畏死，虑及卖去遭烹，遂解其缚，又将食虫蚁矣。鸡得则虫失，虫得则鸡失，世间类者甚多，故云‘无了时’。计无所出，只得‘注目寒江倚山阁’而已。”（《杜臆》）
当时，天下战乱已久，国家和人民都陷于苦难中，一时还无法摆脱困境。杜甫虽有匡时济世之志，但年老力衰，已“无力正乾坤”。萧涤非先生说：“感到‘无力正乾坤’的诗人是很难做到飘飘然的。白居易有这样两句诗：‘外容闲暇中心苦，似是而非谁得知？’我以为这对于我们理解杜甫这一貌似达观的形象很有帮助。”（《杜甫诗选注》）可见诗中仍然表现了作者对时局的深切关心，流露了对国家、人民的忧虑，在计无所出的情况下，无可奈何的苦闷心情。
此诗的别致之处，还表现在语言上。杜诗语言的基本风格，是千锤百炼而严整精工，但此诗语言却平朴自然，采用散文化的句法，显得平易顺当。“小奴缚鸡向市卖，鸡被缚急相喧争。”如同当面交谈，读来亲切动人。这与表现细小的生活情节，与抒发表面看来轻松的感情，是极为适宜的。
洪迈在《容斋随笔》中评论说：“《缚鸡行》自是一段好议论，至结语之妙，非他人所能企及也。”他还引了李德远的拟作《东西船行》进行比较：“‘东船得风帆席高，千里瞬息轻鸿毛。西船见笑苦迟钝，流汗撑折百张篙。明日风翻波浪异，西笑东船却如此。东西相笑无已时，我但行藏任天理。’此诗语意极工，几于得夺胎法。但‘行藏任天理’，与‘注目寒江’，不可同日语耳。”而沈德潜在《唐诗别裁集》中更是一语破的：“宕开一笔，妙不说尽。”的确，此诗最纯之处就在于结句。一是在结尾处故意采用逸宕手法，由议论而转入写景，使得篇末产生变化，通篇由平实入空灵，摇曳生姿；二是将上面所议论的内容突然收起，将欲尽未尽之意如盐著水般地化入景中，让读者根据自己的经验去品味和领悟，从而引发出深沉的思考，显得含蕴无穷，韵味悠长。《东西船行》的结句“行藏任天理”之所以不能与“注目寒江”同日而语，就在于已经把道理说尽，没有回味的余地。
上片开头便由骑马出游写起。先写骑马出游的风貌。“一帽红尘”，点明出游时风尘仆仆， 同时，还说明了出游所经之路是尘埃飞扬的闹市。再写骑马出游的行踪，以“韦杜人家北”代指清都京师中的显贵豪门的住宅区。随后， 写所见到的显贵豪门住宅区的楼台，并以“满城风色”作比，认为有“隔”。作者在此未发一个议论， 但却表示了对显贵豪门厌弃的态度。
下片转写飞鸿南去。飞鸿飞去的地方正是作者家乡所在的江南，于是，禁不住对家乡的思念而“目送飞鸿”，一直望到飞鸿的影子在远天消失。作者的思乡之心便飞过了隔绝的关山，从千迭的乱云中穿过，想象到家乡可能也正是千里飞雪。下片写南去的飞鸿，进而抒发了思乡之情，表面上看来与上片表达的思想关系不大，实际上，越写思乡之切，就越使得对显贵豪门厌弃的态度更加鲜明。
词的上、下两片，虽各有侧重，但又是完整的一体。两片相接，照视线的移动，由望高楼到望空中，再到望飞鸿，合理而自然。全词无议论，以形象的语言写所见、所想，再透过所见、所想显露出要表达的思想。写所想，能驰骋想象，飞过关山，穿过乱云，展现了千里飞雪的壮阔图景。
首联点出登楼的缘由和时间。“东郡”，在汉代是兖州所辖九郡之一。“趋庭”用《论语·季氏》孔丘的儿子“鲤趋而过庭”的故事，指明是因探亲来到兖州，借此机会登城楼“纵目”观赏。“初”字确指这是首次登楼。
颔联写“纵目”所见形势。“海”指渤海，“岱”指泰山，都在青州境。兖、青、徐等州均在山东、江苏一带。“浮云”、“平野”四字，用烘托法表现兖与邻州都位于辽阔平野之中，浮云笼罩，难以分辨。“连”“入”二字从地理角度加以定向，兖州往东与海“连”接，往西伸“入”楚地。不但壮观，且传神。
颈联写纵目所见胜迹，并引起怀古之情。“孤嶂”指今山东邹县东南的峄山。“秦碑”，指秦始皇登峄山时臣下“颂”德的石刻。“在”指尚在。“荒城”指曲阜。“鲁殿”，指县东二里的汉景帝子鲁恭王所建鲁灵光殿，“余”指残存。“在”、“余”二字从历史角度进行选点，秦碑、鲁殿在“孤嶂”、“荒城”中经受历史长河之冲刷，一存一残，个中原因是很能引起人们对传统文化的反思的。
尾联是全诗的总结。“从来”意为向来如此。“古意”承颈联“秦碑”来。“多”说明深广。它包含两层意思。其一诗人自指，意为诗人向来怀古情深，其一指兖州，是说早在东汉开始兖州建置前，它就以古迹众多闻名。这就是杜甫登楼远眺，会生起怀古情思的原因。“临眺”与颔联“纵目”相照应。“踌躇”，徘徊。“独”字很能表现杜甫不忍离去时的“独”特感受。前人解释：“曰‘从来’则平昔怀抱可知；曰‘独’则登楼者未必皆知”。（赵汸）很能道出尾联的深沉含意。此诗是杜甫二十九岁时作，是杜甫现存最早的一首五律诗。此诗已初次显露出他的艺术才华。明代李梦阳把“迭景者意必二”作为“律诗三昧”之一。
此诗虽属旅游题材，但诗人从纵横两方面，即地理和历史的角度，分别进行观览与思考，从而表达出登楼临眺时触动的个人感受，是颇具特色的。诗人一方面广览祖国的山海壮观，一方面回顾前朝的历史胜迹，而更多的是由临眺而勾引起的怀“古”意识。在艺术上此诗一、二、三联均运用了工整的对句。“ 东郡”、“南楼”，“趋庭”、“纵目”，“浮云”、“平野”，“海岱”、“青徐”，“孤嶂”、“荒城”，“秦碑”、“鲁殿”，都是实写。尾联才由“临眺”引出思“古”之“意”，则带有虚写的意味。而二、三联“连”、“入”、“在”、“余”四字，通过对仗，将海岱连接，平野延伸，秦碑虽存，鲁殿已残等自然景观与历史胜迹，在动态中分别表现出来。尾联“多”、“独”二字尤能传达作者深沉历史反思与个人独特感受。无怪乎叶石林评论说：“诗人以一字为工”，“惟老杜变化开阖，出奇无穷”。
丰子恺先生在谈中国画的构图问题时，曾经提到“绘图中物体的重量”。他说在一切物体之中，动物最重，动物中又以人为最重；次重的是人造物，如车船、房屋、桥梁等等；最轻的是云烟、山水一类的自然物。所以一幅画中，青山绿水尽可以作为主体，家屋舟车就不宜太近画边；而倘把人物也描在画边，则整幅画一边轻，一边重，就要失却平衡了。清初著名诗人施闰章并不是一位画家，然而他这首描写南京燕子矶的小诗，却仿佛深得了画中三味似的。
“绝壁寒云外，孤亭落照间”这一联起得突兀，仿佛画手只在挥笔之间，就让燕子矶那三面悬绝的气势升腾于纸上了。那陡峭的岩壁，宛如斧劈刀削一般，好不摄人心魄。一抹铅色的“寒云”，盘恒在嵯峨绝壁之间，缥缥缈缈，使这块突出江边的巨岩，显得更加峻拔高远，像险峰一样逼人仰视了。在空阔疏朗的矶顶，诗人还精心描画了一座危亭。它“孤”零零地挺立在落日的余晖中，悄然对水，即衬出了燕子矶的奇绝，又使画面于寒冽中增生了许多暖意。
南京是著名的古都。在这座江浪涌撼的石头城里，不知演绎了多少悲恨和续的历史古事；那六朝的兴废，王谢的风流，秦淮的艳迹，总会引起后世凭临者的悠然遐想，令他们生出些苍凉和凄清的感怀。然而浩瀚的江水，却仿佛对这一切都全然不顾，依然不舍昼夜地匆匆前行。雨后的急流挟裹着飞腾的浪花，拍打着坚硬的矶石。几千年了，江水幽幽好像从没有过多少变化。而江上的白鸥，尽管不知已改换了多少世代，却也还是那样的翩翩闲闲。“六朝流水急，终古白鸥闲”两句为我们勾勒的，正是词家也曾描摹过的“满江急水，几处白鸥”的江上近景。疏劲的笔触中不失优柔之致。赋予了空阔的画境以错落有致的层次感。透过“六朝”，“终古”这些表现悠远时空的字眼，人们虽也感受到了一种历史沧桑的淡淡思绪，但更多的则是“江天物色无人管”式的闲适和自得。
画完了眼前风物，诗人又着意濡染画幅的背景。“树暗江城雨，天青吴楚山”的景象，大约是诗人极目远眺时见到的：一场秋雨过后，石头城里，吴楚一带群山中的树木，都消减了些许绿意。在暮霭中望去，便变得有些幽暗了，然而落照辉映的天空，却要比以往更觉蔚蓝、深邃和美丽。青天绿树的背景，为画幅衬上了清幽明丽的底色。画面中央的绝壁和孤亭，也因此显得愈加朗畅了。
纵笔至此，诗意纯为写生。山水树木等自然物占了画面大部，落照中的“孤亭”（人造物）则占了画面的主位。如果说在这幅画中，山水好比是人的面影，亭台犹如是面上之修眉，那么“矶头谁把钓，向夕未知还”一句，无疑就是这幅画的“点睛”之笔，也是这首诗的“诗眼”所在了。此句一下，整首诗立时变得气韵生动，连静寂的大自然也恍若有情了。在这两句中，诗人勾勒出了一个悠闲的“把钓”者形象；他孤身独坐于燕子矶头，已经很久了，还未曾离去。夕阳西下，暮霭渐浓，他却好像完全没有感觉到一样——只是手把钓竿，默然无语。他是在俯赏悠悠的长流，顾盼翩飞的白鸥，还是在领略青峰、绿树向晚的肃穆和安馨？这是诗中最富于意蕴的一刻，令人感到：无限的时空，连同江、云、鸥、树和远处的石头城，此刻似乎全都凝聚、流散在了这位披着霞彩悠然“把钓”者的竿头了。
《芥子园画谱》中曾说：“山水中点景人物”，“全要与山水有顾盼。人似看山，山亦是俯而看人；琴须听月，月亦似静而听琴。方使观者有恨不跃入其内，与画中人争坐位。”——是的，面对施闰章写就的这样一幅走笔飘逸的画景，谁不想置身其中，而与画中人一“争座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