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描绘春天风光的小诗,是诗人闲居农村时的即景之作。
“草长莺飞二月天”写时间和自然景物。生动地描写了春天时的大自然,写出了春日农村特有的明媚、迷人的景色。早春二月,小草长出了嫩绿的芽儿,黄莺在天上飞着,欢快地歌唱。堤旁的柳树长长的枝条,轻轻地拂着地面,仿佛在春天的烟雾里醉得直摇晃。“草长莺飞”四个字,把春在的景物写活,使读者仿佛感受到那种万物复苏、欣欣向荣的气氛,读者的眼前也好像涌动着春的脉搏。
“拂堤杨柳醉春烟”写村中的原野上的杨柳,“拂”,“醉”,把静止的杨柳人格化了。枝条柔软而细长,轻轻地拂扫着堤岸。春日的大地日暖融融,烟雾迷蒙,微风中杨柳左右摇摆。诗人用了一个“醉”字,写活了杨柳的娇姿;写活了杨柳的柔态;写活了杨柳的神韵。这是一幅典型的春景图。
“儿童散学归来早,忙趁东风放纸鸢。”主要写人物活动。描述了一群活泼的儿童在大好的春光里放风筝的生动情景。孩子们放学早,趁着刮起的东风,放起了风筝。儿童正处在人生早春,儿童的欢声笑语,兴致勃勃地放风筝,使春天更加生机勃勃,富有朝气。儿童、东风、纸鸢,诗人选写的人和事为美好的春光平添了几分生机和希望。结尾两句由前两句的物写到人,把早春的迷人渲染得淋漓尽致。
春景既然如此动人,生活在这如画的春光中的人更是如此,诗的后两句,由景而及人,诗人饶有情致地写了一个群童放风筝的场面。天气实在太好了,连平时爱在外贪玩的小学生们也一反常态,放学后早早地回到家,赶紧放起风筝来。“散学归来”用一“早”字,说明连孩子们也让这风和日丽的气候给打动。
全诗前半部分写景,后半部分写人,前半部分基本上是写的静态,后半部分则添加了一个动态。物态人事互相映衬,动态静态彼此补充,使全诗在村居所见的“春”景这一主题下,完美和谐地得到了统一。
湖南永州在古代被称为僻远之地,属于南荒。旅行到这样一个地方,骚人墨客就倍增惆怅。陈孚的这首诗,却有一个特点,就是结合了柳宗元的经历、诗文来写,其中有景有情,也寄寓了自身的感慨。结合柳宗元的诗文写,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永州的历史文物并无驰名于世的记载,只因有了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柳宗元被贬到永州,写下了《永州八记》等游记文而令永州在中国文学史上占一席地。所以陈孚就以他为吟咏的对象了,既写永州所见,也写柳宗元其人。
这是一首怀古之作。前六句着力描写永州蛮荒的景物,而后两句则突然转折,和前面的描写形成鲜明的对比,整首在结构章法上和李白的《越中览古》颇为相似,不过李白诗是七绝,此诗是七律。永州是古老而又荒僻贫苦的地区,郊野可看到火燎后的痕迹,黄昏时分有乌鸦绕树三匝、择枝而栖的景象。这见虽有梅树,可是还未绽蕊开花,而著名的衡阳回雁峰距离永州却有三百见之远。永州小城有江水绕城而过,黄昏之际可听到渔舟唱晚的欺乃之音;而小小的衙门却有垒石成堆,使得庭院狭窄可笑。在这样一个地方,柳宗元滞留其间,做一个冷官,无怪他藉选择愚溪山丘以筑室,写《愚溪对》以自怨自艾了。陈孚想到这见,不禁既同情柳宗元的际遇,又惋惜他的衰颓:“何必太过自苦呢?永州虽远,比之天涯海角,毕竟聊胜一程啊!”
柳宗元被贬南荒,曾有“从此忧来非一事,岂容华发待流年”(《岭南江行》)、“非是白蒴洲畔客,还将远意问潇湘”(《得卢衡州书因以诗寄》)、“一身去国六千见,万死投荒十二年”(《别舍弟宗一》)、“春风无限潇湘意,欲采苹花不自由”(《酬曹侍御过象县见寄》)的吟咏,可见他的牢愁与痛苦是如何深沉。而陈孚抒发的“永州犹未是天涯”,也不过是自我慰藉而已,其实他自己也感到非常荒寒寂寞。
这首诗充分反映了元初永州一带的萧条惨淡景象,陈孚诗中的诗句“烧痕惨淡带昏鸦,数尽寒梅数枝花”,正是当时永州惨淡景象的真实写照。因此,这首诗也成为研究当时永州经济社会情况的重要史料。
此诗载于《全唐诗》卷七十五。下面是唐代文学研究会常务理事刘学锴先生对此诗的赏析。
首句中的“五原”,就是现在内蒙古自治区的五原县。张仁愿任朔方总管时为防御突厥而修筑的著名的三受降城之一──西受降城,就在五原西北。这一带地处塞漠,北临大碛,气候严寒,风物荒凉,春色姗姗来迟,所以说“五原春色旧来迟”。着“旧来”二字,不但见此地的荒寒自古迄今如斯,而且表明诗人对此早有所闻。这一句是全篇总冒,以下三句即对春色之来迟进行具体描绘。
“二月垂杨未挂丝。”仲春二月,内地已经是桃红柳绿,春光烂漫,这里却连垂杨尚未吐叶挂丝。柳色向来是春天的标志,诗人们总是首先在柳色中发现春意,发现春天的脚步、声音和身影。抓住“垂杨未挂丝”这个典型事物,便非常简括地写出边地春迟的特点,令人宛见在无边荒漠中,几株垂柳在凛冽的寒风中摇曳着光秃秃的空枝,看不到一点绿色的荒寒景象。
三四两句仍紧扣“春迟”写边地风物,却又另换一副笔墨。通过五原与长安不同景物的对照,来突出强调北边的春迟。第二句与三四两句之间,包含着一个时间的差距。河畔冰开,长安花落,暗示时令已值暮春。在荒寒的北边,到这时河冰刚刚解冻,春天的脚步声虽已隐约可闻,春天的身影、春天的色彩却仍然未能望见,而皇都长安,这时早已姹紫嫣红开过,春事阑珊了。这个对照,不仅进一步突出了边地春迟,而且寓含了戍守荒寒北边的将士对帝京长安的怀念。
面对五原春迟、北边荒寒的景象,诗人心里所唤起的并不是沉重的叹息与忧伤,也不是身处穷荒绝域的孤寂与凄凉。这里是荒寒的,但荒寒中又寓有它所特具的辽阔与壮美;这里是孤寂的,但孤寂中又透露出边地的宁静和平,没有刀光剑影、烽火烟尘;这里的春天来得特别晚,但春天毕竟要降临。“河畔冰开”,带给人的是对春天的展望,而不是“莫言塞北无春到,纵有春来何处知”(李益《度破讷沙》)这样沉重的叹息。如果把这首诗和王之涣的《凉州词》对照起来读,便不难发现它们的声息相通之处:尽管都写了边地的荒寒,流露的思想感情却是对边塞风物的欣赏。在这一点上,《边词》可以说是开盛唐风气之先的。
这首诗散起对结,结联又用一意贯串、似对非对的流水对,是典型的“初唐标格”。这种格式,对于表现深沉凝重的思想感情可能有一定局限,但却特别适合表现安恬愉悦、明朗乐观的思想感情。诗的风调轻爽流利,意致自然流动,音律和婉安恬,与它所表现的感情和谐统一,让人感到作者是用一种坦然的态度对待“春色旧来迟”、“垂杨未挂丝”的景象。特别是三四两句,在“河畔冰开日”与“长安花落时”的工整对仗之前,分别用“即今”、“便是”这样轻松流易的词语勾连呼应,构成了一种顾盼自如的风神格调。“治世之音安以乐”(《毛诗序》),这首诗可以作为一个典型的例证。不妨说,它是初唐标格与盛唐气象的结合。
《桃花行》是继《葬花吟》之后,黛玉的又一首顾”花“自怜的抒情诗。书中说,“宝玉看了,并不称赞,却滚下泪来,便知出自黛玉”,宝琴让他猜是谁做的,宝玉一猜就中:“自然是潇湘子稿。”宝琴开玩笑地骗他说是自己作的,宝玉不信,“这声调口气,迥乎不像蘅芜之体。”宝琴又用杜工部诗风格多样来证明宝琴也可以写出这样的诗,宝玉笑道:“固然如此说,但我知道姐姐断不许妹妹有此伤悼语句,妹妹虽有此才,是断不肯作的。比不得林妹妹曾经离丧,作此哀音” (以上《红楼梦》中的原文在各版本中语句可能会有所出入)。
《桃花行》确实充满了哀音,宝玉并不称赞,是因为领会了这“哀音”,再也说不出称赞的话了。这首诗出现在第七十回,已经离荣府败亡和黛玉夭折不远了。“泪眼观花泪易干,泪干春尽花憔悴”就是明显的预言。只待“一声杜宇春归尽”,群芳都将以不同的方式憔悴,而最早凋零的就是黛玉。
黛玉寄住在贾府,“钟鸣鼎食之家”,“诗礼簪缨之族”,她这样一个具有叛逆思想的人,在这种环境中生活,会感到极大伤悲痛苦和压抑。《桃花行》一诗,以深沉的感情,形象的语言,表达了林黛玉内心的忧伤、痛苦。通过以灿烂鲜艳的桃花与寂寞孤单的人的反复的多方面的对比、烘托,而塑造了一个满怀忧虑、怨恨而又无力自拔的贵族少女的自我形象。林黛玉以花自喻,抒发了内心深底的无限感慨。“泪眼观花泪易干,泪干春尽花憔悴”,是她自我的哭诉与写照。宝玉与黛玉有共同的叛逆思想基础,所以宝玉一看就知道“自然是潇湘妃子的稿子了”。诗中表现了黛玉的苦闷,一是由于她过着令人窒息的生活,感到了未来的不幸,发出了哀音;另一方面,是她思想矛盾的反映,她要冲破束缚,又没有力量撕破罗网,因而产生了一种无可奈何的苦闷和忧郁,让人给予她无限的同情。
《桃花行》与《葬花吟》、《秋窗风雨夕》的基本格调是一致的,在不同程度上都含有“诗谶”的成分。《葬花吟》既是宝黛悲剧的总的象征,广义地看又不妨当作“是大观园诸艳之归源小引”(第二十七回脂批)。《秋窗风雨夕》隐示宝黛诀别后,黛玉“枉自嗟呀”的情景。《桃花行》则专为命薄如桃花的林黛玉的夭亡预作象征性的写照。作者描写宝玉读这首诗的感受说:“宝玉看了,并不称赞,却滚下泪来,便知出自黛玉。”并且借对话点出这是“哀音”。不过,作者是很含蓄而有分寸的,他只把这种象征或暗示写到隐约可感觉到的程度,并不把全诗句句都写成预言,否则,不但违反现实生活的真实,在艺术上也就不可取了。
这首桃花诗可以分为三段,开头十句为第一段。诗歌的开头即展现出一幅“帘外桃花帘内人”的对比鲜明的生活画面。帘外春风软吹(柔和的吹),桃花盛开,帘人内却是“晨妆懒”,“比桃花瘦”,有着无限的愁苦。“人与桃花隔不远”,更显出这一对比的强烈,突出了帘内人儿的惨苦。帘外桃花帘内人,仅只一帘之隔,隔帘春天的消息已被春风吹透,而帘内却没有丝毫春天的气息;春风、桃花亦不是无情物,“东风有意揭帘栊”,花亦“欲窥人”,但帘偏就“不卷”,于是,帘便成了一种象征,一种阻隔帘内人享受春之幸福温馨势力的象征。“东风有意揭帘栊,花欲窥人帘不卷”,透过诗句,不难感受到作者对于自由幸福的新生活的向往,对于阻碍她追求自由幸福的封建正统势力的抗议。诗中的花与人是在对比中出现的,但是,在感情形态上,花与人却又存在着联系的纽带。“花解怜人花亦愁”,是说花如果懂得怜悯人的话(花若有情),花也要为人发愁。这就为后文花人交融作了感情上的铺垫。
在花与人的强烈对比中,可以看到了一个孤独伤感的观花人形象。观花人即是帘内人,她是在桃花盛开、一片春色的烘托下凸现在读者面前的。这里诗对环境的渲染,已由远及近,写到了院落庭前。帘外处处是春色,令帘内人触景伤情。在落日斜照里,凭栏而立的观花人就是一袭剪影,伶俜孑立,格外孤独。诗歌用重笔表现了观花人的伤悲:“凭栏人向东风泣,茜裙偷傍桃花立”,形神兼备,既写出了观花人可怜且可叹的形体之态,更见出观花人的神伤。接下来四句,是观花人眼中的景物,它们是对观花人神伤有力的反衬。花红叶碧,生机勃勃,千树万树盛开的桃花,如烟似雾,笼罩了一切,映红了阁楼照亮了墙壁,花红得那么热烈,在观花人眼中,自然是值得羡慕的,然而此时此刻,却又令人如此神伤。前有“凭栏人向东风泣”之句,泪眼看花,自然是红得一片模糊。诗句中“红模糊”三字,既是花红繁盛的形容,也是人精神恍惚,泪眼观物造成的印象,最是含蓄,也最是传神,深婉的表现了观花人的忧伤悲苦。
完成由花人相映到花人交融的过程,写出帘内人向花寻求慰藉、解脱的感情流程,以及对于这种愿望最终仍难免要落空的痛苦心情。在这一段中先垫上一句:“天机烧破鸳鸯锦”,将两段有机地联系起来。“天机烧破鸳鸯锦”即“烧破天机鸳鸯锦”之意。天机,为天上织女的织机。烧,极为形象地写出盛开桃花之红,花红似火。这还是上一段“雾裹烟封一万株,烘楼照壁红模糊”的意境。与花红热烈成鲜明反照的是人的情懒意怠。诗中时间的流程也是值得读者留意的。诗的开头写到帘内人“晨妆懒”,还是早晨。诗的中间写到“斜日栏杆人自凭”,已是时过中午,日已偏斜。这里写到侍女送水来,接着后文又写到“花飞人倦易黄昏”,这已是黄昏时刻了。诗从时间流程上也反映了人物阴郁缠绵的心境。处于这种心境的人自然是“见花溅泪,见月伤怀”,任何一件事都可能触发她那忧伤的情怀的。诗从洗脸这一生活细节上又展开了描写。处在特有心境的人,从洗脸的泉水倒映中看到自己脸上残存的胭脂,便展开了联想,“胭脂鲜艳何相类”,把胭脂、花的颜色、人之泪三者巧妙的扭合在一起,人之泪之所以能和红色的事物联结在一起,当然存在着某种联系。不是说这泪真是红色的,但在愁人的感情世界中,这泪也不是一般的泪,是泣血的泪。至此,作者就把自己的命运与桃花的命运结合在一起了,达到了花人交融的境界。但是,正如俗话所说,桃花命薄。这也就是说,人与桃花都不会有好的命运,而作者是充分意识到这一点,所以,她尽管说“泪自长流花自媚”,花在眼前尽管还是明媚媚人的,但到春尽之时,泪流干了,花也就憔悴了。这就是“泪干春尽花憔悴”的意思。同病相怜,“憔悴花遮憔悴人”,然而,黄昏无情,结局必然就是“花飞人倦”,“一声杜宇春归尽,寂寞帘栊空月痕”。诗的结尾四句已纯是“哀音”了。黛玉寓情于景,杜宇悲鸣,春已归尽,花也谢去,人去楼空,帘栊寂寞,空余月痕,这是一个注满黛玉悲伤情思意绪的悲凉凄楚的意境。这样的一个结尾隐喻了黛玉夭亡的悲惨结局,这样的“伤悼之句”就连那“尘世浊玉”的宝玉看了都要“滚下泪来”,便是读者看了,也是要深受其悲切情怀的强烈感染的。
《桃花行》是一首触景生情的诗歌,全诗情境融洽,构思奇巧,对比鲜明,使诗的形象鲜明,感情浓郁,语言清爽,语势流畅,读来如行云流水,体味一下,却又感柔肠百转,感人至深。在《桃花行》里表达的情感,属于黛玉自己的情感要远比《葬花词》要来得浓,来得重。《桃花行》之所以有这么强烈的艺术感染力的最主要的原因还在于,在它的形象中,始终活跃着一个灵魂,这就是黛玉的个性。黛玉见月落泪,对月感怀,正是“物色之动,心亦摇焉”(刘勰《文心雕龙》)的表现。她在封建势力的重压下寄人篱下,浸泡于悲与愁的泪水之中,对于爱情理想愈来愈信心不足,对自己的命运前途感到愈来愈难把握,面对大好的春光与盛开的桃花便触发了她的心事,如此的情与景会,意与象通,于是在桃花身上,便寄托了要冲破牢笼享受春光的向往,也凝结了令人窒息的生活环境造成的深重的忧伤痛哀,表现了强烈的个性色彩。也正是这个原因,宝玉一看,便知是黛玉之作,尽管有人故意自充作者,也丝毫动摇不了他的判断。他说的好,其“声调口气”都是林妹妹的,也是因为林妹妹“曾经离丧”,故能作此“哀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