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文学_古诗词

　　农历正月十五为上元节，后来也称元宵节。据《大唐新语》记载，武则天时，每年这天晚上，京都洛阳都要大放花灯，夜间照例不戒严，观赏花灯的真是人山人海。豪门贵族车马喧哗，市井之民欢歌笑语，通宵都在热闹的气氛中度过。文人数百人赋诗记其盛景，当时以苏味道、郭利贞、崔液三人所作为绝唱。该诗描绘的是神龙元年（705年）上元夜神都观灯的景象。

　　诗的首联总写节日气氛：彻夜灯火辉煌，京城弛禁，整个城池成了欢乐的海洋。“火树银花”形容灯采华丽。史载：唐玄宗先天二年（713年）正月十五、十六、十七日在皇城门外作灯轮，高二十丈，衣以锦绮，饰以金银，燃五万盏灯，竖之如花树。这虽不是作者笔下的那个夜晚，但由此也可以推想其盛况如许。“合”字是四望如一的意思，是说洛阳城处处如此。唐代，孙逖《正月十五日夜应制》诗中说：“洛城三五夜，天子万年春。彩仗移双阙，琼筵会九宾。舞成苍颉字，灯作法王轮。不觉东方日，遥垂御藻新。”可与此诗相印证，可见隋唐时代洛阳皇城端门的元宵节观灯盛况。是说原本黑洞洞的城门与黑沉沉的城河在节日的夜晚也点缀着无数的明灯，远远望去有如天上的星桥银河了。

　　颔联写元夕车马游人之盛。由于车马交驰、游人杂沓，扬起了道路上的阵阵尘土。在平常的夜间，即使有尘土飞扬，人也是看不见的。但元夕之夜，由于月光灯影的照耀，却分明可见随着车马的飞驰而去，后面便扬起一阵飞尘，这就是所谓“暗尘随马去”。本不可见的“暗尘”因“正月十五夜”的月光灯影而见，这正是对元夕的传神描写。着一“去”字，写出了马的奔驰和尘土飞扬而去的态势。纪昀说此句得神处在一“暗”字，固极有见。其实，“去”字也同样精彩，从中仿佛可见车马飞驰时卷起的气流，下句专写人的活动，却不忘交代元夕的特点。由于是望月，所以满月的清光映照着东都城的每一个角落。游人熙熙攘攘，摩顶接踵，月亮的光辉始终与人相随。由此“明月”还可进一步想象灯月交辉的热闹场景。

　　颈联于熙熙攘攘的人群中专挑出一类人来写，这就是“游妓”。她们可能是王公贵戚之家的歌舞妓人，为了相互夸示而让她们出来表演助兴的，她们自己也可借此观赏元夕灯月交辉、人流如织的热闹景象。总之，既是观赏者，又是元夕的一道亮丽风景。两句一句写她们的美貌，一句写她们的技艺。单有火树银花的灯影和众多的游人车马，还不足以充分显示元夕京城的热闹繁华，必须再加上美貌如花的歌妓和彻夜笙歌，才是声色光华交相辉映，极喧阗热闹之能事。

　　这就逼出了结尾两句：“金吾不禁夜，玉漏莫相催。”“金吾”，又称“执金吾”，指京城里的禁卫军。据史记载唐代设左、右金吾卫，主管统率禁军。玉漏，指古时的计时器，用铜壶滴漏以记时。统观全诗词采华艳，绚丽多姿；而音调和谐，韵致流溢，有如一帧古代节日的风情画，让人百看不厌。

　　谢眺有一些小诗，带着南朝民歌气息，语言精练，情味隽永。《王孙游》就是这样一首小诗。其“母题”出于《楚辞·招隐士》：“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也就是说诗人的创作灵感或自《楚辞》，而所写的内容完全是现实生活中的感受。这是一首思妇诗，写一个妇女独守青春的苦闷。

　　“绿草蔓如丝，杂树红英发。”蔓：蔓延。红英：红花。这两句是说，地上长满了如丝的绿草，树上开满了各样的红花。

　　这两句是写春天的景色。春天里，绿草如丝，葱葱茸茸，蔓延大地，一派绿色的世界；各种各样的树上，红花竞放，绚丽夺目。绿的氛围，红的点缀，在鲜明的对比中，烘托出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绿草、红花使人想起这个思妇的青春年华。

　　“无论君不归，君归芳已歇。”无论：莫说。歇：尽。这两句是说，且不要说你不回来，就是你现在回来也赶不上春天了，花儿也谢了。言外之意，是说等丈夫回来，自己也就老了，当然还是盼望丈夫早些归来。

　　她的丈夫出门在外，自己一个人在家度过她的青春年华，心情苦闷。目睹大好春光，红颜难持久啊！这里诗人不主要写少妇如何急切地等待自己的丈夫归来，而是着重写她对于红花的珍惜，对于大好春色的留恋，由此描写她思君、恋君的春一般的情愫。这种对春的珍惜、对时光流逝的留恋透出主人公强烈的时间意识和生命意识。这样，从景物的描绘，到情感的抒发，再到理性的升华，三者水乳交融的融合在一起了。所以这是一首充满了生命意识的景、情、理俱佳的好诗。

　　诗虽短小，艺术风格却颇具特色，体现了齐梁间诗歌创作雅俗结合的一种倾向。

　　首先，从《楚辞》中生发出来的母题，显而易见的带有文人的雅，暗示了它与文人文学的关系；但诗人却用南朝乐府民歌五言四句的诗歌形式，来表现这一古老的“母题”，这便将原有华贵、雍雅的色彩悄悄褪去、淡化，在语言风格上呈现出清思宛转，风情摇曳的特色。

　　其次，诗写春景逗春情，因景生情，情景相生，短小清新，风姿绰约，这原是南朝乐府民歌的本色，是俗。然而在描写笔法上，诗人在绿的氛围中，缀以红花点染，流露出文人精心构思的痕迹，表现出雅。雅俗结合，才能成为雅俗共赏的佳作。另外诗用仄韵，短促、急切，对标现出主人公惜春、惜时的时不我待的急切心情，起到很好的作用，呈现出语浅意深、韵短情长的艺术风貌。

　　全诗十六句，分为三层。前六句为第一层，明写美人失宠，为下一层转出恣意淫乐之意作铺垫，实则以美人自况，叹己不遇。开篇对景起兴，突兀而出，“三十六离宫，楼台与天通”，西都有离宫别馆三十六所，楼台林立直逼云端，何等之高又何等之多；并且“阁道步行月”，在横悬于楼阁间的通道上，月儿缓缓移动像是悠闲漫步，是何等奇丽又何等飞动。然而如此富美佳景，只有美人空守楼台!林立高耸的楼台与孤独孑然的美人形成强烈对比，衬出美人的幽独、冷落和空寂。原来是“恩疏宠不及，桃李伤春风”，帝王并不留恋这人间的美人。君恩疏远，宠爱不及，春风不度，桃李失色，不由令人追寻究竟而生出下层。

　　中间六句为第二层，极写武帝出游回中声势之壮。先以“淫乐意何极”承上，“意何极”犹言何等极意纵情，再以“金舆向回中”启下。回中宫为秦时所建，在今陕西陇县西北。汉武帝元封初至雍，曾开通回中道，后多次游历赏玩。下两句极力状写武帝出游的赫赫声势。“万乘出黄道，千骑扬彩虹”，黄道本指日行之中道，古以日为君象，所以又指天子所行之道。这两句说汉武出游回中，只见御道上车辆万乘，兵马千骑，上有旌旗飘扬，如彩虹垂天。本来有此二句足以称盛，诗人还觉不够酣畅淋漓，又补足两句：“前军细柳北，后骑甘泉东。”这两句说车队兵马前后相续，绵延三百余里。这当然是一种极力夸张，但淋漓尽致地形象化地表现了汉武极意淫乐，构成呼应。

　　相传汉武游回中，时有歌美其行，道是“游石关，望诸国，月支臣，匈奴服。”如果真是这样，这一极盛出游的场面还无可厚非，那是向北方的月支、匈奴显示汉家国威，迫慑对方俯首称臣的壮举。然而诗人却不这样认为，而是笔锋一转，进入第三层：“岂问渭川老，宁邀襄野童？”昔周文王出猎之前曾从卜中得知可以获霸王之辅，于是出猎，果然在渭水之上遇太公，时太公垂垂老矣，而文王载与俱归，立为师，周室因此而兴。襄野童典出《庄子·徐无鬼》，大意说黄帝将见至人大隗于具茨之山，至于襄城之野，黄帝与随行人员都迷了路，问牧马童子，童子不仅知大隗和具茨之山，还告诉黄帝治天下莫过于无为。黄帝称童子为天师而告退。这两句是说，汉武出游回中，岂是像文王那样渭滨求兴霸业之贤辅，或是像黄帝那样襄野问为天下之大道，都不是，而是“但慕瑶池宴，归来乐未穷”，汉武所企慕的只是神仙之道，在神仙所居的瑶池来挥觞宴饮，纵享仙界之乐，归来还沉醉其中余兴不尽。

　　这首诗借汉武帝讽唐明皇，因此其忧患是深沉的，而全诗的风格却是“悲懽含蓄而不伤，美刺婉曲而不怨”（《诗法家数》）。诗中描写汉武极意淫乐，喜好神仙是极力烘托，反复渲染。先着力写宫馆之众，楼台之高，阁道之壮，佳人之美都管不住汉武，烘托出淫乐之极，后以“万乘”，“前军”两联的工整对仗，渲染出汉武出游的声势之威，好仙之极。这一连串的描写，空间阔大，景象壮观，极力驰骋，意绪骏快。最后笔锋一转，“岂问”两句陵地跌宕，使极力驰骋的思绪猛然一顿，在大起大落之中使其刺时叹己的主题得到了强化的表现，其鲜明如红梅映雪，空谷传音。可以说此诗蕴含深厚，豪中见悲是其最鲜明的特点。而在结构上上下回环，层层相生，语言上华丽缤纷，气势直下；在立意上高古典雅，超迈逸群。

　　吴大帝孙权葬蒋陵，亦称孙陵，在今南京市东北钟山（亦称蒋山）南麓。此诗系作者行经蒋陵凭吊吴亡而作。

　　吴末帝孙皓肆行暴虐，直弄得国将不国。公元265年（甘露元年）徙都武昌，以零陵南部为始安郡。公元266年（宝鼎元年）又以零陵北部为邵陵郡。十二月，又还都建业。据《汉晋春秋》载：“初望气者云荆州有王气破扬州而建业宫不利，故皓徙武昌，遣使者发民掘荆州界大臣名家冢与山冈连者以厌之。既闻（施）但反，自以为徙土得计也。使数百人鼓噪入建业，杀但妻子，云天子使荆州兵来破扬州贼，以厌前气。”（《三国志·吴志·孙皓传》注引）这就是诗开头所说的：“昔在零陵厌，神器若无依。”“神器”者，帝位也，政权也。吴国的统治岌岌可危，孙皓的帝位摇摇欲坠。这种江河日下的形势，使诗人很自然地联想起吴国开基创业时的情形。想当年，汉室陵夷，群雄逐鹿，捷足先登，遂成三国鼎立之势。“掎鹿”，语出《左传·襄公十四年》：“譬如捕鹿，晋人角之，诸戎掎之，与晋踣之。”《汉书·叙传上》也说：“昔秦失其鹿，刘季逐而掎之。”颜师古注：“掎，偏持其足也。”《汉书·蒯通传》更说：“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高材者先得。”后遂以“逐鹿”喻争帝位、争天下。“逐兔”，同“逐鹿”。《后汉书·袁绍传》引沮授曰：“世称万人逐兔，一人获之，贪者悉止，分定故也。”要争得天下，就必须不失时机，因势利导，夺取胜利。这就是所谓的“逐兔争先捷，掎鹿竞因机”。而在汉末群雄逐鹿的斗争中，孙坚父子也是叱咤风云的人物。孙坚死后，孙策继承父业，猛锐冠世，志陵中夏，被封为吴侯，割据江东。但大业未就，即遇刺身亡，年仅二十六岁。孙策临死时，将弟弟孙权叫到跟前，对他说：“举江东之众，决机于两阵之间，与天下争衡，卿不如我；举贤任能，各尽其心，以保江东，我不如卿。”（《三国志·吴志·孙策传》）孙权继承父兄遗志，洪规远略，砥砺奋发，“遂割据山川，跨制荆、吴，而与天下争衡矣。”（陆机《辨亡论上》）三国鼎立，孙吴居一，而孙权就谋略功业而言，实远胜刘备。“伯道”，即霸道。“呼吸”、“叱咤”，极力形容孙氏父子的英姿雄风。《易·革》云：“君子豹变，其文蔚也。”疏曰：“上六居革之终，变道已成，君子处之……润色鸿业，如豹文之蔚缛。”豹变之略，虎视之威，正是对“年少万兜鍪，坐断东南战未休”的孙仲谋的赞词。“坐断东南”的孙权，以他的雄才大略，北拒曹魏南下之师，西挫蜀汉东犯之众，使两方都不敢小视东吴。据史载，公元222年（黄武元年），刘备率师伐吴，东吴大将陆逊率军迎敌，攻蜀五屯，皆破之，斩其将。蜀军分据险地，前后五十余营，逊大破之，临阵所斩及招
　　降俘虏蜀兵数万人，刘备奔走，仅以身免，最后绝命于永安宫。“长蛇衄巴汉”即指此。“长蛇”，有谓指吴而言，并引《左传·定公四年》“吴为封豕长蛇”为证，其实不然。这里的“长蛇”，非指吴，而是指蜀汉。陆机《辨亡论下》云：“故刘氏之伐，陆公（逊）喻之长蛇，其势然也。”可以为证。“骥马绝淮淝”，则指曹魏而言。据史载，公元224年（黄武三年）旧历九月，“魏文帝出广陵，望大江，曰：‘彼有人焉，未可图也。’乃还。”（《三国志·吴志·吴主传》）注引干宝《晋纪》云：“魏文帝之在广陵，吴人大骇，乃临江为疑城，自石头至于江乘，车以木桢，衣以苇席，加采饰焉，一夕而成。魏人自江西望，甚惮之，遂退军。”所以陆机说：“由是二邦之将，丧气摧锋，势衄财匮，而吴藐然坐乘其弊，故魏人请好，汉氏乞盟，遂跻天号，鼎峙而立。”（《辨亡论上》）孙权不愧为聪明仁智雄略之英主，在他统治时期，励精图治，吴国逐渐强大。所谓“交战无内御”，即指内部团结一致对外而言；所谓“重门岂外扉”，即指吴国疆土广大而言。

　　由“逐兔争先捷”到“重门岂外扉”十句，作者极力渲染吴主之英明雄武，吴国之强大巩固，有声有色，气势磅礴。而到“成功举已弃”，陡地一转，以极精炼的语言写出吴之由盛而衰的转变，功败垂成，其关键就在孙皓时期。“凶德愎而违”，即指孙皓而言。“愎违”，愎谏违卜的省称，语出《左传·僖公十五年》：秦晋韩之战，由于晋惠公背施无亲，意气用事，不纳谏言，不听卜辞，终于招致失败，被秦国俘掳。晋大夫庆郑曰：“愎谏违卜，固败是求，又何逃焉？”孙皓同晋惠公一样，刚愎凶顽，肆行残暴，忠谏者诛，谗谀者进，虐用其民，穷淫极侈，终于导致吴国的灭亡，使父祖基业毁于一旦。正如皓从弟孙秀说的那样：“昔讨逆（指孙策）弱冠以一校尉创业，今后主举江南而弃之，宗庙山陵，于此为墟，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资治通鉴》卷八十一）“水龙忽东骛，青盖乃西归”二句，就是具体描写孙皓穷迫归降时的情景。“水龙”，系指晋朝的水军。晋武帝谋伐吴，遂令益州刺史王浚于蜀大造船舰，准备东伐。时吴有童谣曰：“阿童复阿童，衔刀浮渡江。不畏岸上兽，但畏水中龙。”阿童为王浚小字。晋征南大将军羊祜以为伐吴必藉上流之势，故借谣言而表荐王浚为龙骧将军，留监梁益诸军事。王浚在蜀大造舟船，木片蔽江而下，吴建平太守吾彦取江中木片以呈孙皓，并说：“晋必有攻吴之计，宜增建平兵。建平不下，终不敢渡江。”而孙皓不听。公元280年（晋太康元年）旧历三月，王浚率舟师东下，直抵吴都建业之石头，孙皓惊恐失措，面缚舆榇而降，举家西迁，送至洛阳，赐号归命侯。这就是所谓“青盖乃西归”。这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据干宝《晋纪》载：“陆抗之克步阐，皓意张大，乃使尚广筮并天下，遇《同人》之《颐》，对曰：‘吉。庚子岁，青盖当入洛阳。’故皓不修其政，而恒有窥上国之志。”（《三国志·吴志·孙皓传》注引）庚子岁，即太康元年。原来孙皓狂妄地以为他会灭晋而入洛阳的，想不到反做了亡国之君，被押送洛阳。

　　以上十六句，历述吴之盛衰兴亡，不啻一篇《辨亡论》，故偏重史实的叙述。此下十句，则就吴亡抒发个人的感慨。作者行经孙氏陵，距离吴亡已二百多年，年深日久，风蚀雨淋，墓碑上的文字已被苔藓侵蚀得难以辨认，荆棘丛生，几至吴大帝陵的位置也难以确指。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只有飞莺在山间悲鸣，淡月在空中残照，陵墓中的一切陪葬品大概已不复存在了。念昔日之叱咤江左，睹今日之寂寞荒凉，不能不使人伤感。吴汝纶说：“此殆伤齐亡之作，黍离麦秀之思也。”（《古诗钞》卷五）其实，凭今吊古伤心泪，不必定指哪一家。前事之失，后事之鉴，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以免重蹈覆辙。苟能如此，亦已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