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阕追叙当时情景,尤能以寥寥数字传出歌女神情,栩栩生动。首句点时点地并点事。二、三两句写歌女神情,泪水冲洗着脸上的敷粉,而之所以“偷匀”者,怕席上诸人看出泪痕之故,仅此一句,已写出了歌妓那强颜欢笑以助人取乐的可怜处境。然而,尽管强颜欢笑,终于掩不住内心的辛酸,待得一曲歌罢,就更止不住愁情外露,这便是所谓“歌罢还颦”。从这里可以看出,作者对当时月下所见的这位歌女,既有喜爱之情,更多同情之心,缘此之故,就更想看得真切一点,可惜隔席而坐,缕缕炉烟遮挡了视线,以至于如今回想起来,只能记得一个朦胧的形象。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对歌妓命运的同情是一贯的,如其《玉楼春》词云:“清歌学得秦娥似,金屋瑶台知姓字。可怜春恨一生心,长带粉痕双袖泪。从来懒话低眉事,今日新声谁会意。坐中应有赏音人,试问回肠曾断未?”看来作者每每就是那“坐中”“赏音人”,亦每每为她们的不幸而感怀伤神,这不难理解,因为作者自己就是一个“人百负之而不恨,己信人终不疑其欺己”的“痴人”。
下片写别后相忆,亦抒发自家身世之感。当时月下相见,犹恨未能看得真切,不意此后再也无缘相见,恍惚之间,竟是数年。这里,用了“几换青春”四字,意义双关,表面是说已过春光几度,暗里亦有“树犹如此,人何以堪”的感喟,字里行间,继续流露出对歌妓命运的关怀。接下自抒厌倦尘世之感,因有“一肚皮不合时宜”,所以颇引这“一春弹泪说凄凉”者为同调,那么,“长记楼中粉泪人”,就多少是由于“同是天涯沦落人”的缘故了。
全诗分三层。前四句集中写自己仕宦生涯中倍受摧抑的悲愤心情。一上来先刻画愤激的神态,从“不能食”、“拔剑击柱”、“长叹息”这样三个紧相连结的行为动作中,充分展示了内心的愤懑不平。诗篇这一开头劈空而来,犹如巨石投江,轰地激起百丈波澜,一下子抓住了读者的关注。接着便叙说愤激的内容,从“蹀躞”、“垂羽翼”的形象化比喻中,表明了自己在重重束缚下有志难伸、有怀难展的处境。再联想到生命短促、岁月不居,更叫人心焦神躁,急迫难忍。整个心情的表达,都采取十分亢奋的语调;反问句式的运用,也加强了语言的感情色彩。
中间六句是个转折。退一步着想,既然在政治上不能有所作为,不如丢开自己的志向,罢官回家休息,还得与亲人朝夕团聚,共叙天伦之乐。于是适当铺写了家庭日常生活的场景,虽则寥寥几笔,却见得情趣盎然,跟前述官场生活的苦厄与不自由,构成了强烈的反差。当然,这里写的不必尽是事实,也可能为诗人想象之辞。如果根据这几句话,径自考断此诗作于诗人三十来岁一度辞官之时,不免过于拘泥。
然而,闲居家园毕竟是不得已的做法,并不符合作者一贯企求伸展抱负的本意,自亦不可能真正解决其思想上的矛盾。故而结末两句又由宁静的家庭生活的叙写,一跃而为牢骚愁怨的迸发。这两句诗表面上引证古圣贤的贫贱以自嘲自解,实质上是将个人的失意扩大、深化到整个历史的层面——怀才不遇并非个别人的现象,而是自古皆然,连大圣大贤在所不免,这足以证明现实生活本身的不合理。于是诗篇的主旨便由抒写个人失意情怀,提升到了揭发、控诉时世不公道的新的高度,这是一次有重大意义的升华。还可注意的是,诗篇终了用“孤且直”三个字,具体点明了像作者一类的志士才人坎坷凛冽、抱恨终身的社会根源。所谓“孤”,就是指的“孤门细族”(亦称“寒门庶族”),这是跟当时占统治地位的“世家大族”相对讲的一个社会阶层。六朝门阀制度盛行,世族垄断政权,寒门士子很少有仕进升迁的机会。鲍照出身孤寒,又以“直”道相标榜,自然为世所不容了。钟嵘《诗品》慨叹其“才秀人微,故取湮当代”,是完全有根据的。他的诗里不时迸响着的那种近乎绝望的抗争与哀叹之音,也不难于此得到解答。
前面说过,同为诗人抗议人生的哀歌,此诗较之《拟行路难·泻水置平地》的正言若反、半吐半吞,写法上要直露得多,但此诗也并非一泻到底。起调的高亢,转为中间的平和,再翻出结语的峭拔,照样是有张有弛,波澜顿挫。音节安排上由开首时七言长调为主,过渡到中间行云流水式的五言短句,而继以奇峰突出的两个长句作收煞,其节奏的高下抗坠也正相应于情感旋律的变化。所以两首杂言体乐府仍有许多共同之处。再进一步,拿这两首感愤言志之作,来同前面那些借思妇口吻言情的篇什相比较,风格上又有不少异同。前诗婉曲达意,这里直抒胸臆;前诗节拍舒徐,这里律动紧促;前诗情辞华美,这里文气朴拙——随物赋形,各有胜境。不过无论哪一类题材,都能显现出作者特有的那种奇思焕发、笔力健劲的色调,这正是鲍照诗歌最能打动人心的所在。《南史》本传用“遒丽”二字评论他的乐府创作,后来杜甫也以“俊逸”概括其诗风,其实“俊”和“丽”还只标示出它的体貌,“逸”和“遒”才真正摄得它的神理。从鲍照的“俊逸”到李白的“飘逸”,是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