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塞诗大都以词情慷慨、景物恢奇、充满报国的忠贞或低徊的乡思为特点。常建的这首《塞下曲》却独辟蹊径,弹出了不同寻常的异响。
这首诗既未炫耀武力,也不嗟叹时运,而是立足于民族和睦的高度,讴歌了化干戈为玉帛的和平友好的主题。中央朝廷与西域诸族的关系,历史上阴晴不定,时有弛张。作者却拈出了美好的一页加以热情的赞颂,让明媚的春风吹散弥漫一时的滚滚狼烟,赋予边塞诗一种全新的意境。
诗的头两句,是对西汉朝廷与乌孙民族友好交往的生动概括。“玉帛”,指朝觐时携带的礼品。《左传·哀公七年》有“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之谓。执玉帛上朝,是一种宾服和归顺的表示。“望”字用得笔重情深,乌孙使臣朝罢西归,而频频回望帝京长安,眷恋不忍离去,说明恩重义浃,相结很深。“不称王”点明乌孙归顺,边境安定。乌孙是活动在伊犁河谷一带的游牧民族,为西域诸国中的大邦。据《汉书》记载,武帝以来朝廷待乌孙甚厚,双方聘问不绝。武帝为了抚定西域,遏制匈奴,曾两次以宗女下嫁,订立和亲之盟。太初间(前104-前101),武帝立楚王刘戊的孙女刘解忧为公主,下嫁乌孙,生了四男二女,儿孙们相继立为国君,长女也嫁为龟兹王后。从此,乌孙与汉朝长期保持着和平友好的关系,成为千古佳话。常建首先以诗笔来讴歌这段历史,虽只寥寥数语,却能以少总多,用笔之妙,识见之精,实属难能可贵。
一、二句平述史实,为全诗铺垫。三、四句顺势腾骞,波涌云飞,形成高潮。“天涯”上承“归去”,乌孙朝罢西归,马足车轮,邈焉万里,这辽阔无垠的空间,便隐隐从此二字中见出。“静”字下得尤为有力。玉门关外的茫茫大漠,曾经是积骸成阵的兵争要冲,如今却享有和平宁静的生活。这是把今日的和平与昔时的战乱作明暗交织的两面关锁的写法,于无字处皆有深意,是诗中之眼。诗的结句雄健入神,情绪尤为昂扬。诗人用彩笔绘出一幅辉煌画卷:战争的阴霾消散净尽,日月的光华照彻寰宇。这种理想境界,体现了各族人民热爱和平、反对战争的崇高理想,是高响入云的和平与统一的颂歌。
“兵气”,犹言战象,用语字新意炼。不但扣定“销”字,直贯句末,且与“静处”挽合,将上文缴足。环环相扣,愈唱愈高,真有拿云的气概。沈德潜诩为“句亦吐光”,可谓当之无愧。
常建的诗作,大多成于开元、天宝年间。他在这首诗里如此称颂和亲政策与弭兵理想,当是有感于唐玄宗晚年开边黩武的乱政而发的,可说是一剂针砭时弊的对症之方!
这首诗前六句描绘了南国昔日的繁华之地,如今已是破败荒凉的景象;尾联双关,明写庾信思念江陵,暗喻诗人牵挂长安。全诗表达诗人对南国昔盛今衰的感慨和革新政治的抱负不得施展的悲愤,更表达了诗人对唐王朝的岌岌可危的政治局势的忧虑。这首诗语言自然流畅,感情真挚深沉。
首联“南国山川旧帝畿,宋台梁馆尚依稀”,粗粗两笔就把江山易主,古都破败的景象勾勒出来了。南国的山川向来是以秀丽而著称的。诗人所描绘的又是帝畿的山川,本应更加秀丽,但恰恰相反,诗人笔底的景色不是山川相缪、楼阁玲珑,而是“宋台梁馆”的遗迹尚依稀可辨。这不是秀丽,而是萧条。这一联既画出了“旧帝畿”的本质特色,又留有想象的余地,韵味无穷。“宋台梁馆”虽然是偏义复词,但实则表明了南朝宋、齐、梁、陈四代穷奢极侈,京都、京畿的楼堂馆所千门万户,豪华无比。
颔联、颈联进一步描绘了昔日的繁华的京都、京畿,而今是如何荒凉,如何冷落。倘若掩卷细思,这两联所描画的景物便历历在目:古树之下,烈马嘶鸣,行人歇息,空城之中,遍种禾黍,泽雉乱飞。寒风萧瑟,落叶飘零,宫井已被泥土、枯枝和败叶填塞殆满;陵园被火,宰树、棺椁以及宝衣皆焚烧净尽。诗人以细腻的笔触,具体地描绘了昔日的繁华之地,如今是这样的荒凉。这两联中静止的景物很多,有“空城”、“宫井”、“荒陵”以及“宝衣”等等,如果直把这些静物死板板地排列在诗中,那一定是枯燥乏味,不堪卒读的。刘禹锡的高妙之处就在于在静物之中巧妙地安排了寒风摇动的古树,嘶鸣不已的烈马,刚刚歇息的行人,乱飞的泽雉,飘零的败叶,使诗中的景物动静协调,相得益彰;使诗篇增添了凄凉的景象,肃杀的气氛。
最后,尾联明白地说,庾信枉费了思归之心,“旧帝畿”已经破败不堪了,没有什么值得留恋之处了。这两句语带双关,明写庾信思念江陵,暗喻诗人牵挂长安,全诗以此收束,可以说是余味无穷的。
这是一首怀古诗。怀古诗是借古喻今,以古鉴今之作,要求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否则,就要流于空泛。这首诗句句都值得思考:南国的旧帝畿为什么今不如昔、诗人为什么有如此强烈的今昔之感。答案虽在诗外,但对于楚和宋、齐、梁、陈的历史稍有常识的人都是能找到的。楚国末期,政治日非一日,终为强秦所败;宋、齐、梁、陈,一代比一代奢侈腐败,更是尽人皆知、引以为戒的。这是楚和宋、齐、梁、陈灭亡的根本,也是“旧帝畿”今不如昔的原因。这首诗作于冬天,“麦秀空城”四字并非实写城内空空如也,唯麦子吐穗扬花而已,而是用“箕子朝周,过故殷墟”,“作麦秀之诗”的典故来写故国的荒凉。这不仅仅是表示诗人对几个朝代灭亡的惋惜,而是表达了诗人革新政治的抱负不得施展的悲愤,表达了诗人对唐王朝的岌岌可危的政治局势的忧虑。诗中暗示,唐王朝如不认真改革弊政,也会重蹈楚及南朝四代,特别是梁元帝的覆辙。
这是诗人在汴京(今河南开封)东城送别友人之作。运判马察院,指马遵,字仲涂,饶州乐平(今属江西)人,当时以监察御史为江淮六路发运判官,是诗人的好友。宋代张世南《游宦纪闻》说:“龙图(龙图阁学士,马遵后来曾任此职)马公仲涂家藏蔡忠惠(即蔡襄,字君谟,谧忠惠,北宋大书法家)帖,用金花纸十六幅,每幅四字,云:‘梅二(即梅尧臣,字圣俞,排行第二)马五(即马遵)蔡九(即蔡襄)皇祐壬辰(1052年,即皇祐四年)仲春寒食前一日会饮于普照院,仲涂和墨,圣俞按纸,君谟挥翰,过南都试呈杜公(即杜衍)、欧阳九(即欧阳修)评之,当属在何等。’”所叙时间、人事与此诗相合,故此诗作于1052年(皇祐四年)二月,当时梅尧臣在京城汴京监永济仓。
梅尧臣是一位同情劳动人民的诗人。此诗虽写送别,却表现了对人民疾苦的深切关心。
开头四句先写送别的时间。这几句化用唐代贺知章《咏柳》名句“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诗意,但却又有发展变化。贺诗单写春柳,此诗重点在写杏桃。把春风比作剪刀,说它裁出了柳叶,又裁出杏桃,这是变无情为有情,把没有感情的春风,写成了有情的巧匠,设想新奇而富有诗意。第三句的“圆尖作瓣”承接上句,写杏桃的花瓣,圆瓣指杏,尖瓣指桃。“得疏密”是说它们疏密适中,既不太稀,也不太密。第四句说它们的颜色红若燕脂(即胭脂),艳丽无比,也就是说,春风不但剪其形,而且染其色。春风荡漾,柳绿桃红,景色是如此宜人。这几句语调轻快,写出送别时的愉悦心情。朋友相别,使人怅恨,此诗却透出欣喜之情。当时京都地区原本大旱,据《宋史·仁宗纪》记载,1051年(皇祐三年)八月,汴河即已绝流,马遵比时也因此而被困在京城。而到这次送别时,气候已有转机,即将下雨;同时派去引黄河水入汴河的夫役,也已于不久前遣发,汴河即将通航,这令诗人十分欢欣。此刻就是因为马遵即将回到江南去,所以梅尧臣等人在东城为他送别。此诗第五句至十句就是描写此事。《埤雅》:“鹁鸠,灰色无绣顶,阴则屏逐其匹,晴则呼之。语曰‘天将雨,鸿逐妇’是也。”“黄鹂”句诗意即源于此。黄鹂不鸣,鹁鸠逐妇,都是即将下雨的征兆;“深园静墅声嗷嗷”的“嗷嗷”,就是鹁鸠逐妇的嘈杂喧叫声。“开汴”指疏浚汴河河口和汴河上游,以便引黄河水顺畅地注入汴河。这四句是叙事,节奏急促,气氛非常热烈。下面接着写人们的心情:都城的人盼望下雨就像渴极的人盼望有水喝一样,寒食前夕,大沟小沟都已疏淘完毕,以便大雨下来时迅速排水。据《宋史·河渠四·京畿沟渠》记载,北宋京都每年春天疏浚沟渠,以防水潦成灾。诗人于1053年(皇祐五年)所作《淘渠》中有“开春沟,畎春泥,五步掘一堑,当涂如坏堤”,即专写汴京整修下水道。“何当”在这里是“合当”之意,表示肯定语气。“黄流”指引来的黄河水流。宋代设有都水监,管理河道堤防,原来隶属于三司河渠,1058年(嘉祐三年)始置专监。作者写此诗时,都水尚无专官。诗中的都水御史即指马遵。舠是小船,形如刀。“雨深一尺”,可以解除早象;水深一篙,则汴河可以通航。友人马遵即可乘着轻舟,顺流直下,日夜兼程,回到江南的住所去。“亦即喜”的“亦”字,表明欢喜的不仅是马遵,还包括京都和吴楚地区苦于旱灾的人民,也包括作者在内。“回轻舠”点出题中的“送”字,“轻”字不仅同上文“水一篙”关合,而且还写出了行者的欢悦心情,因为只
有水深流急,舟行迅疾,舟才显得轻;只有人心情愉快,才会更加感到小舟的轻。这几句如急流行舟,节奏非常轻快,写出了送行者和行者的愉快心情。
马遵是转运判官,他这次回住所的任务,就是要协助转运使收缴吴楚财赋,由汴河运进京师。此诗第三大段,即由此着笔,写诗人对友人的希望。因为吴楚频受苦旱,连年歉收,即使这回下一场透雨,庄稼得到一次较好收成,老百姓仍然缓不过气来,所心诗人希望友人在收缴赋税时,不要额外多收,如果加重剥削,老百姓无法生活下去,他们就会像无食之鸟、被困之兽一样,被迫逃亡。唐代刺史、节度将正税常额之外加收的赋税贡献朝廷,称为“羡余”。“频年苦旱”而仅“一稔”,老百姓身上没有什么油水,所谓“勿求羡”不过是不要大肆搜括的委婉说法。当时江淮两浙荆湖发运使许元以聚敛刻薄为能,希图得到迅速提升,所以诗中特别以此嘱咐友人,作为此次的临别赠言,要他对上司许元加以规劝,实际上是讲给许元听的。据《宣城县志》记载,马遵为官清廉,他任宣州(治所在今安徽宣城)知州离去时,郡僚军民争欲挽留。最后八句又将此意加以申说。出城相送,不惜典袍沽酒,可见对友人情意深重。而计算行程,友人此去必定经过睢阳,杜衍、欧阳修正在那里,所以作者要友人将他上面讲的话请他们两人评一评,看看是否于天下的人不无少补。睢阳即今河南商丘,秦代曾于此置睢阳县,宋时称南京应天府。太傅指杜衍,当时以太子太傅退居南京。大尹指欧阳修,当时任应天府知府兼南京留守事,汉唐时京师地区行政长官称尹,诗中即沿此例尊称其为“大尹”。他是作者的至友,曾为其《宛陵先生诗集》作序,对作者的诗极为赞赏。“万分岂不益一毛”是反用《孟子·尽心上》“杨子(指杨朱)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语意,意思是说如果按照自己的意见去做,于国家人民多少有点好处。诗中说请杜衍、欧阳修评说,是有深意的:他们二人都是朝廷的重巨,杜衍曾为宰相,为人刚正廉明;欧阳修曾为知制诰,能关心人民的疾苦,他们会赞同诗人的意见。这样一来,如果转告许元,许元对他们的意见就不能不加以认真考虑。结末两句仍承此意,以“国给民苏”相期许。“国给”和“民苏”是互为因果的:只有国家强盛富足,人民才能得到复苏;只有人民温饱,有力耕作,国家才能富足。只有国家富足,人民安居乐业,地方上没有事端,作地方官的许元和友人马遵,才有闲暇逸致,得以在东园尽情遨游。“东园”在真州(治所在今江苏仪征),许元所筑,梅尧臣有《真州东园》诗。欧阳修有《真州东园记》,详记修园始末和马遵同发运使施昌言、许元园中游憩事,其中有“使上下给足,而东南六路之人无辛苦愁怨之声,然后休其余闲”语,与此诗之意相同。诗以东园作结,既能唤起友人的美好回忆,又从正面作了奖劝,表达了对友人的股切期望之情。
此诗通篇都以国计民生为意,而将朋友深情,融贯其中,一韵到底,情调轻快,在送别诗中,别具一格。